韓國總統文在寅自南北韓首腦會談、實施標準工時制起，支持率一直居高不下，最近文在寅得到正面的評價都較多。不過最近他在印度進行國事訪問時，卻因為與一個人的會面已軒然大波，甚至引起別人對文在寅的不信任。為何社會各界對文在寅在印度與三星副會長的見面，會有如此負面的反應？

文在寅於7月9日在印度進行國事訪問，其一行程為參加三星電子印度諾伊達第二工廠竣工儀式，以及參觀三星在印度的工廠。而當中尚有朴槿惠干政官司的三星副會長李在鎔亦一同進行儀式，儀式後更進行了單獨會談。當文在寅公開表示讚揚三星作出的經濟貢獻，並希望李在鎔能夠加大對韓國本土的投資，同時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恰巧的是，李在鎔在二審被判緩刑後首次的露面，就是與文在寅共同出席活動。

第一個最值得懷疑的，除了三星集團如何成為政治騎牆派之外，還有李在鎔刻意跟在文在寅背後的用意為何。雖說李在鎔已被減刑，但法律程序上還涉及最終審判的過程，所以李在鎔仍有官司纏身，再加上事件主角朴槿惠與崔順實更未到二審階段。值得質疑的是，以三星一直以來在政治及經濟上的影響力，李在鎔會否借單獨會談與文在寅進行秘密交易，以求脫罪的同時，把所有罪名推向已失勢的朴槿惠及崔順實。為何三星是騎牆派？當初依靠朴正熙成為一大財閥，然後透過朴槿惠推一把才能穩坐繼承人之位，但現今要靠攏左翼的文在寅來挽回實力。可見三星財閥如何試圖透過騎牆，去試圖繼續騎劫韓國的政治及經濟發展。

諷刺的是，文在寅上任後一直強調要改革昔日政府的貪腐問題，要整治官商勾結及財閥勢力，甚至連特赦都刻意把工商界排除在外。不過，這次本身不在行程當中的三星副會長會談，卻充分展現文在寅始終未能擺脫「向財閥靠攏」的管治體，先有李在鎔被改判緩刑，民生政策上尚改善到財閥階層剝削的情況，再而在公開場合稱讚醜聞纏身、蠶蝕國家的財閥發展。除了展現了政府無能為力的模樣，還展現文在寅仍希望以「大財閥」的角度出發改善國家經濟。縱使這會面有機會被過份演繹，但若以文在寅一直以來的處事作風比較，此舉動的確並非正常。

證明此會面與文在寅作風相反的證據，還有最近施政的政策如何令財閥的經濟活動受到限制。除了制定標準工時，讓勞工的福利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之外，還有推動法案限制大企業的持股，同時在修改憲法上推動土地公有，以防止過熱的炒賣及企業囤積土地。左翼的思想中包括對資本家剝削勞工的批判，文在寅亦是當年社運的一分子，這與其政治觀相反的行動，無疑讓人看見昔日總統靠攏大財閥的影子，這不但令部份韓國人失望，而且亦令我感到失望。

縱使上述有機會是陰謀論作怪，但若分析這件事如何引起爭議起，就可以推測到現今文在寅在施政上遇到的困境，既難於完全打壓大財閥，又未能整體改善經濟。究竟日後他的施政方向會否重新向大財閥傾斜，這是絕對值得關注的議題。

從事韓國研究多年，身邊總有人與我討論韓流作品，但大部份的討論及話題均與韓國的政治時局脫軌，只側重於談論韓星形象及K-pop的星光點點。我並不對這些看似「沒營養」的討論生厭，反倒讓我不斷思考為何過去十年韓流能夠鼎盛至今，但來到這一兩年，好像有些減弱的趨勢。對於不談政治的人來說，這篇文大抵會被略過，因為接下來要討論的，就是要探究韓流與政治如何成掛勾。

雖然韓流開始於2000年代初，但要談到韓流不同類型的產品真正傳播到全世界的，就要數到2007-2008年間K-pop樂壇的發展，不少流行組合在世界取得知名度，亦令開始不少人注意韓國的流行文化發展，到了2010年代更掀起追看韓劇及綜藝節目的熱潮。

偏偏韓流有著十年的盛世，不少人享受著韓流的光芒的同時，卻是保守派執政的時候，李明博與朴槿惠的保守政治，令國民應有的自由及人權逐漸受到侵蝕。種種貪污、控制傳媒、打壓異見聲音的行為不斷在該十年發生。韓流成功給予韓迷一種錯覺，把韓流的成功，與韓國社會發展的狀況劃成等號，以為韓國是一個金光燦爛、紙醉金迷的國家。只可惜，我們在消費偶像、韓劇的同時，卻未能看見他們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狀況有多麼的不堪。

無可置疑，李明博與朴槿惠在位時，在進行文化上的改革，投入不少資源發展文化及觀光產業，例如透過觀光公社舉辦多個以韓劇為主題的旅遊行程，立法以振興文化產業的同時，在財政預算中亦把投資文化產業的預算比例不斷增加。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們倆可謂利用了韓流的鼎盛，去強化自己的施政，成功把整個國家局勢去政治化，向外界構造一個美好國家的形象。同時，強化的過程對傳媒作出不成文的限制，限制流露社會現實的內容在韓流中呈現出來，看看MBC及KBS昔日的政治立場及內容輸出就知道了。與此同時，在國內進行失敗的施政，種種向商家傾斜的經濟政策，造成多重的社會矛盾。

偏偏，只從韓流作品吸收韓國資訊的韓迷，正正被這種「去政治化」式建構出來的韓流論述影響，灌輸了一種「愛韓星、愛韓劇就可以，何必理會韓國發生什麼事？」的意識形態。我開始韓國研究的動機，除了韓劇的威力之外，還有於2014年4月16日發生的世越號事件，在我身邊的人都對事件一無所知之下，觸發了我想研究韓國的心，把內裡鮮為人知的社會現實呈現出來。只可惜，這種「去政治化」的韓流威力太強大了，讓我變成了曲高和寡的研究者。大眾很深愛的「去政治化」韓劇如《太陽的後裔》、《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等都不是我杯茶。

來到政權更替的時代，意味著文藝創作終能夠迎來更自由、更開放的時候。不少影視作品都能夠貼地反映社會問題，更直接批判箝制韓國管治體的大財團及政治人物。只可惜，文在寅上台後，能取得大部份國家注目的韓國作品卻顯得越來越少，要數最近的，亦是「去政治化」的韓國電影《與神同行》，能夠在世界取得知名度韓劇作品在這一兩年亦減少很多。可見時局的變遷，但韓國的文化產業仍停留於以「去政治化」的模式吸引消費者，然而更本土、更能諷刺時弊的作品，卻未能得到政治冷感的韓迷支持，因為他們始終仍抱著「娛樂歸娛樂，政治歸政治」的心態。

韓流的背後本質，早就已是政治化，皆因它被當時的當權者利用，作為建構其政權的其一手段，成功吸納海外朋友融入於「去政治化」的韓國。所以韓流文化今昔異同，並非只從產量中比較，反而更在乎於政治手段之中。若你要我選擇韓流哪一面較值得關注，我固然會選政治化的韓流，皆因「去政治化」的韓流，從來是昔日所建構的一種論述，該「去政治化」，本質就是「政治化」。看得通的話，自然明白我在說什麼的。

韓國的上班族近期的一大喜訊，非政府實施的標準工時莫屬。從7月1日，韓國政府正式實施每星期最長工時由68小時，縮減至52小時。法定的勞動時間本為40小時，現時若包括在公眾假期時上班及平時的加班，只能達到52小時。而這標準工時法案，預計將於2021年全面適用於所有企業之中。評估韓國的標準工時後，我們該問的是，香港能否效法韓國實行以「保障勞工平衡」為自標的標準工時？

若看過一點韓劇或電影都知道，韓國一直以受日本影響的「公司職場文化」聞名，其一就是無限期OT及聚餐文化，所以造成「工時超長」成常態的現象。根據經合組織(OCED)的調查及數據顯示，OECD成員國之中，韓國一直成為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第一位為墨西哥，第二就韓國；甚至有數據顯示，韓國勞工每年人均工作2052小時。

而今年2月27日，在國會上正式通過《勞動基準法》修訂案，決定由68小時縮減為52小時。實施至今，有不少傳媒均對受惠於此政策的上班族進行訪問，不少上班族均表示「很久沒試過能夠下班後與家人討論晚飯吃什麼」、或「很久沒試過在天黑前回到家」。

若要評估這次縮短工時的利弊，我們率先要從這政策的實施情況進行判斷。標準工時確實不適合於部份需要彈性工作的行業，如傳媒、金融業等，而這次首先實施的，是300人以上的職場、中央及地方政府、公共機構開始實施，而50-300人的會於2020年實施，50人我以下則於2021年。這分階段的做法值得欣賞，除了能夠讓較完善制度的大企業率先適應新制，還能夠讓他們更有效把標準工時的好處發揮出來，讓兰鉇行業跟隨步伐，更全面及有效地有保障不同階層勞工的權益。

雖說這工時標準為每周合計，但同時這法案亦保障了每一天工作的時間不會超過一般時間。假設韓國的僱主為了遵守制度的52小時，而把工時制度改為一星期工作三天，但每天工作15小時的話，都會被視為違反《勞動法》，因為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的時間累計若超過法案中的12小時，都為違法。此法案能夠取得每周及每日工時的平衡點，同時更清晰令勞工明白標準工時的主要目的。

當然，這法例並非完美，當實施了標準工時後，不少公司需要改變工作方式、公司文化等，由於工作量沒有因標準工時而減少，在法例不容許下，公司只能透過聘請員工來分擔工作量。假若企業沒能力招聘新員工，在有限的工作時間內，員工或許需要在時間不充裕的情況下完成更多的工作量，造成更大的壓力及過勞的問題，甚至或會有僱主因工時減少而削減工資以節省人力資源成本。不過，這些後遺的問題，不只是政府的責任，勞資雙方亦需要透過合約精神，去商討及解決標準工時這個議題。

若要把香港的標準工時計劃與韓國的進行比較，可謂高下立見。香港於2015年曾發表標準工時的法例建議，雖說資方或會贊同，但站在勞工的立場，在達到標準工時真正目的方面，可謂強差人意。

香港標準工時委員會的建議指，應該立法規管公司的僱傭合約中，需要列明大家建立共識下的工時時長、用膳時間、休息時間、超時工作的安排及補償等。這修訂形容虛設的原因，就是因為僱主仍能在合約列明沒有超時工作的補償，甚至能夠任意寫上工時以作為僱主心中的「標準」工時，換句話說，若根據這建議，寫「每日工時15小時」亦是合法。這些完全違背了標準工時間本身的意義，而且無助規管工時的長短。勞工理應能夠行使的談判權，亦有機會成效不彰，從而造成僱主能夠在法例的灰色地帶中，繼續剝削勞工的權益。

這建議不但偷換了「合約工時」的概念，而且忽視了標準工時對不同業界的不同保障。有人認為標準工時為「一刀切」的政策，未能照顧需要彈性工作時間，或難以利用「星期」計算工時的行業。不過，標準工時的概念並非「一刀切」，而且可以有豁免的空間，而這方面韓國的確需要改善。歐盟國家規定了最高工時，但在一些行業上實行了豁免措施，如放寬航空業的最高工時，但同時亦確保休息的上限時間。所以香港未能效法這更全面及完善的標準工時的制度，絕對是香港勞工的悲哀。

韓國比起香港走得更前，不只是文化發展，勞工福利方面亦開始出現改善，奈何替香港勞工發聲的團體，亦未能真正代表勞工發聲，反倒暗中維護了商家的利益，造成香港勞工的權益持續被忽視，甚至被剝削。香港應好好參考韓國的做法，確實訂立真正維護勞工福利的標準工時，平衡勞資雙方關係的同時，亦能為社會健康帶來良好的發展。

到韓國旅遊，必定會有乘坐韓國高鐵 KTX 到首爾或以外地方的經驗。有沒有想過，KTX 營運得如此成功及發達的背後，卻有段長達12年的員工工運抗爭？韓國的工會運動一直聞名於亞洲，大家對其的認識，或始於2005年世貿會議於香港舉行時，韓國農民示威，或2014年的韓國電影《Cart（逆權師奶）》，從而認識2007年E-Land 旗下超級市場員工抗爭事件。而最近 KTX 的員工事隔12年終沉冤得雪，重新獲得聘用，背後究竟有著一個怎樣的工運抗爭故事？

事源於7月21日，關注鐵路員工權益的工會「全國鐵道勞動組合」與營運 KTX高鐵的韓國鐵道公社（KORAIL）正式簽訂勞資合約及協議書，確認重新聘用於12年前被無理解僱的280名乘務員，而當中有180人為並未參與工運及復職訴訟的乘務員。而合約列明，他們將從今年下半年起通過特別招聘形式依序重新獲聘，而他們在復職後將會在辦公室內擔任普通文員為先，其後再考慮升遷問題。

他們為事隔12年才獲得 KORAIL 正式重新獲聘的職員。回顧於過去所發生的事件，他們為何會發動罷工，如何被資方及政府聯手打壓，是值得重提及以之為鑑的事例。

該280人為2004年被 KORAIL 聘用為列車乘務員，主要負責乘客上車及車廂服務等事宜。而在聘用過程中，未有列明他們為正式員工，即代表合約完結後可隨時終止僱傭關係，同時工會表示 KORAIL 曾對女乘務員、非正式員工進行明顯的差別待遇。而在2006年，代表他們的工會向 KORAIL 表達希望將他們轉換為正式員工時，KORAIL 不但未有接受訴求，甚至把他們的所屬單位從韓國鐵道流通轉為 KTX 娛樂觀光公司，同時結合當時的韓國政府意圖實行鐵路私有化，令乘務員的權益持續被剝削及威脅。

KORAIL 當時面對的兩大爭議，就是勞資雙方未能在正式員工的議題上達成共識，還有以購取更大利潤為由把鐵路商業化。在2006年，韓國鐵道工會為反對政府與 KORAIL 的決定，在3月1日起進行了全國大罷工，當時全國的鐵路運行率急跌66%以上，大部份列車因罷工而停駛。而工會的罷工一直一發不可收拾，部分小組織甚至不聽工會的勸喻繼續罷工，導致當時中央勞動委員會需進行緊急仲裁以阻止罷工形勢變得更大，而啟動緊急仲裁後，15日後的罷工可被視為違法。

導致鐵路員工罷工白熱化的原因，就是鐵路公社對當時參與罷工的乘務員即時解僱，根據《勞動法》，當時鐵路公社因未有提出正當理由解僱，故為不正當解僱。除此之外，圍繞著「正式員工」、「非正式員工」的崗位歧視的議題一直在大部份行業醞釀討論，當中固然包括那些「非正式」的乘務員。

當時2006-2007年，韓國政府計劃實施《非正式員工法案》，並提交國會進行表決。根據該法案，在2007年起，僱主必須將超過2年的合約員工轉為「無規定期限的合約員工」，同時禁止在工資及工作要求等進行差別待遇，鐵路工會對此法案感不滿的原因，是因為這轉職猶如有合約式的正式員工，而同時僱主能夠保留隨時解僱員工的權利。而且，這新法案當時獲得通過的話，只適合於2007年1月之後重新簽訂合約或簽新合約的勞資雙方。所以，被 KORAIL 無理解僱的 KTX 乘務員並不能取得轉至無限期合約員工的機會。同時，這法案已在2007年7月正式施行。

政府當時與法院、國會一同打壓鐵路工會的運動，先透過國會一同宣傳《非正式員工法案》如何對勞工有利。其後還透過法院宣布，包括鐵路工會的民主勞總的罷工及示威活動為「非法的政治性罷工」，同時法院亦針對鐵路工會三名領導人發出拘捕令，411名參與罷工的員工亦被捕獄。政府即時並安排軍人等人手維持鐵路營運。透過政商合力之下，法案固然通過，那班被解僱的 KTX 乘務員事件亦不了了之。

其後 KORAIL 剝削勞工的行動變本加厲，先於2009年改革薪金制度，把部份員工的工資縮減，並取消業績獎金等制度。而2009年韓國鐵路工會先後舉行三次罷工，但最終都無疾而終，同時231名罷工工人被捕，2244人被 KORAIL 單方面宣布停職。2013年，KORAIL 與政府建議把鐵路私有化，交由 KORAIL 公司全權管理，政府完全撤出董事會，此舉亦引起大量不滿，因為政府的退出意味著 KORAIL 能夠任意修改制度繼續剝削勞工，同時導致票價上漲及服務質素降低等影響國民生活質素的問題。

KTX 乘務員事隔12年終成功得到 KORAIL 的重新獲聘，無疑是這場工人運動的第一成果。這12年於 KORAIL 所發生的不公平事件，絕對是韓國社會的一大借鑑，工人階級的力量，即時在當刻不能動搖管理層等資產階級，但終有一天，他們的聲音會得到正視的。

看過不少韓劇及電影都知道，不少韓國人的生活離不開「喝酒」，無論在自己的閒暇時間，或與親友、職場同僚吃飯也好，飯桌上總會看見各式各樣的酒精飲品。韓國人的喝酒文化一直聞名於亞洲，由此文化衍生出來的社會問題亦於影視作品中可見出來，其中就是職場上以灌酒巴結關係、控制下屬的現象。為何酒會變為職場文化上的一個重要元素？究竟此問題會否得到正視？

這灌酒文化或會迎來減少甚至式微的一天，上班族日後可以利用韓國的《勞動法》起訴他們的上司涉嫌「職場刁難」。韓國國務總理李洛淵於最近表示，職場聚餐時強迫下屬喝酒、以粗口人身攻擊下屬、組織性孤立欺凌同事等行為都能夠被定義為「職場刁難」。據他列出的數據指，韓國有73.3%的上班族表示曾有過被刁難的經歷，當中12%幾乎每天遭遇這些經歷。基於這些嚴重問題，他表示將加重對加害者的處分，除了肢體及性暴力外，計劃將把職場刁難行為作為一條規列寫入《勞動基本法》，暫定的標準為如果該不當行為每周發生一次，而且有持續六個月以上，則可被定罪。

之前都寫過文章談論韓國的職場文化，而這次想特別聚焦於職場上喝酒及灌酒的行為。2017年的數據顯示，整個韓國一共售出36億多瓶燒酒，若計算滿20歲的人口，每人平均一年消費了87瓶燒酒。而喝酒不但成為了韓國餐桌禮儀中的重要部分，而且能夠展現一種特權及階級意識。韓國人在酒桌上一定要相互斟酒以示友好，而且用左右手斟酒亦分出了禮貌不禮貌的分別；與長輩或比自己高階的人喝酒，除了要先向長輩斟酒之外，還要等待他喝酒後，才能跟著喝。由這些文化所展現的，是「尊重長輩」的階級意識，從而衍生酒桌社交的文化。

而接受上司的酒，配合這種階級意識，令上班族被迫喝過量的酒，這些社交文化除了讓上司能夠展示自己的地位，上班族亦借此機會與上司展示友好及願意服從的態度，主要的酒桌文化就是讓雙方都能酩酊大醉，借此對彼此的戒心減低，而且變得熟絡，上班族能夠獲得正面形象，從而有更大機會被上司賞識。

奈何這些酒文化已變成一種特權階級剝削低下階層的現象，不參與酒桌就會被認為不尊重公司及職場文化，從而被孤立及不待見。而且過度的喝酒更衍生不少問題，如酗酒者在街頭上發生事故，甚至醉酒駕駛。長期來說，在韓國因過度喝酒而患上肝相關疾病的人數有升無跌。

不過，早已變得根深蒂固的職場文化，政府的立法或許未能改善這種風氣，因為在嚴重的階級意識下，令上班族為了保住飯碗，而不敢因上司的粗暴行為向警察舉報。而韓國的喝酒與吸煙文化一直嚴重，政府現時該做的，除了把這些已變成社會問題定義為不合法之外，還應重新思量如何透過教育，或從根源改變這個酒桌上的文化，從而讓韓國國民能夠免受上司的欺壓式灌酒影響，從而減低因酗酒已衍生的種種問題。

6月12日美國與北韓舉行歷史性的會談後，外界一直期待特朗普對朝的政策會出現什麼突破性的改變，還有日後美國與北韓會否出現經濟合作計劃。不過會談至今已有一個月，現時只能聽見南北韓在鐵路、開城進行共同修復的工作以重新建交，美朝會談後達成的協議卻「只聞樓梯響」。究竟美朝之間還存在什麼變數，令關係重新冷卻？為何不少值得觀望的國際協議都變得不了了之？

在會談過後，美朝關係一直看不到明顯進展，縱使會談後簽訂了《新加坡會談聯合聲明》，落實北韓會為無核化而努力、安置韓戰戰俘及失蹤人員的遺體及落實4.27《板門店宣言》。不過至今三大方面的協議均未落成，雖然北韓及美國已為運送遺體進了初步準備，可惜原定於7月12日舉行的「歸還美軍遺體」工作會議亦因為北韓代表缺席而暫時擱置了計劃。不少朝美首腦定下的協議都沒有進展，唯一的進展，就是北韓沒有再做出核試等挑釁行為，同時美國亦承諾停止早前引起爭議的韓美聯合軍演。

韓半島與美國的關係最大的阻礙，就是遲遲未能簽訂《終戰宣言》，以正式終結已對峙達70年的韓戰，落實韓半島的和平關係。文在寅都說過，《終戰宣言》能夠推動廢置整個半島為作戰而準備的核武設施。但美國談判團至今仍未就此作出計劃，背後的軍事考量仍在作崇，因為美國至今仍然希望北韓能夠正式實現無核化，之後才帶領南韓共同發佈《終戰宣言》，她們擔心在未證實已無核化的情況下就終戰，會讓美國未能對北韓的軍事情況能夠如昔日般掌握妥當。這軍事考量已成為了朝美之間仍存的變數，而且終戰宣言成為了交易條件，若北韓想與南韓在終戰的情況下加強合作，則需遵守美國的無核化標準。

不過，美國這種強硬態度固然值得批判。先於韓美聯合軍演時，因為美國總統及代表依然要求北韓要先完全棄核才能重新建交及會談，那時已令朝美首腦會談幾乎擱淺，甚至令南北韓中斷重新建交。而終戰宣言於會談前早就是已落實的內容，只待美國跟隨落實就能實行的事，所以根本不能成為對北韓的談判條件。若美國堅持這些軍事考量的話，根本予人認為美國仍舊堅持對方要先完全棄核的取態，這情況下只會令朝美關係膠著，無助讓國際關係走得更前。

若南北韓與美國能夠盡快發布終戰宣言，結果百利而無一害。終戰即代表韓半島將從休戰狀態上更前一步，同時隨時發動戰爭的可能性亦減到最低。如果沒有發動戰爭的必要性，北韓亦會意識到沒有發展核武的必要性。這一方面能夠落實終戰承諾讓韓半島能夠回復正常外交關係，二來能夠達成美國一直希望的韓半島完全無核化，從而開放韓朝美間經濟合作的機會，達致「三贏」局面。假若美國仍抱持這種要先得益才下放利益的態度，朝美關係必然膠著，甚至因沒展現誠意而重回昔日緊張的局面。

固然，除了北韓亦應同樣採取主動態度之外，南韓政府應致力解決北韓與美國之間就無核化措施及時間表存在的分歧，還有積極勸導兩國共同發表終戰宣言。不但能夠實現文在寅早前「目標於年內發表」的承諾，而且從中發揮斡旋作用之下，能夠將終戰宣言的好處發揮極致。朝美關係能夠重新修補，並不輕易，假若三國之間於氣氛正好時不抓緊機會的話，必會前功盡廢，甚至重回昔日的緊張關係，令國際間的關係亦會變差，損失的，三國之間必然承受最多。

不少人對於韓國音樂的印象，只停留於風靡全世界的K-pop組合，甚至有人會錯誤地以為韓國的音樂只有流行組合的歌曲。其實不然，韓國的音樂工業在過去及現在均百花齊放，K-pop背後還有不少類型的音樂，例如抒情歌曲、搖滾樂、Trot歌謠、獨立音樂等。這次想特別研究一下韓國的獨立音樂，皆因近年韓國樂壇出現的新風氣，值得讓人回想一下本身「獨立音樂」的標籤及其定義出現的轉變。

這一兩年，韓國有不少以「獨立音樂」的團體都變得非常受歡迎，他們的歌曲一直在收聽排行榜上取得席位，例如從2016年起就廣為人知的女子獨立團體「臉紅的思春期」透過多首歌曲佔領了排行榜榜首位置，至今仍然相當受歡迎。而2017年男子獨立團體「MeloMance」推出的歌曲《선물（禮物）》於今年重新流行，成為逆襲排行榜的歌曲，其後他們推出的新歌亦非常受歡迎。隨著他們的知名度大增，猶如經紀公司培訓後推出的流行組合後，值得再思考的議題是，究竟他們造的音樂還是獨立音樂嗎？是否能夠歸類於流行音樂？

如果問韓國人對於「獨立音樂」的看法，大抵會有如此想法，就是視之為地下樂團或酒吧上活躍的樂隊及其推出的作品，同時視已當紅的獨立團體已脫離「獨立」的標籤。他們對於「獨立音樂」的想像，與大眾所思考的一樣，「非主流」、「自立音樂」、「地下（underground）」等。這三種特徵均能夠與韓國的流行音樂清楚劃分，皆因他們認知的流行音樂，猶如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對流行文化的批判——狹窄風格、流水作業、膚淺媚俗。而他們認為，韓國「獨立音樂」所展現的特色較為多元，在編曲、創作、宣傳等都與流行音樂成對比。

若利用此理論去看「臉紅的思春期」、「MeloMance」、「10cm」等為人熟悉的獨立音樂組合，他們當初製作音樂的形式，的確與流行音樂大相徑庭。例如他們沒有透過社交媒體、電視音樂節目等渠道大量宣傳歌曲，公開演出的地方主要包括街頭表演、地下Live House，形式上亦與流行音樂不太一樣。

若要細數韓國獨立音樂的發展史，亦可以從首爾城市內，消費地下及藝術文化的興起說起。於90年代開始形成大學生娛樂圈子的弘大區，開始興起合乎年輕人品味的酒吧、Live House等消費場所，形式猶如香港的「Hidden Agenda」。而1994年，弘大開了第一間名為「Drug」的Live House，從而培訓出深受年輕人歡迎的獨立團體，如「Crying Nut」、「Gosrock」等，其後這地下文化一直在大學圈裡廣傳，從而在90年代起開始出現不少獨立音樂團體，如「紫雨林」、「No Brain」等。來到現在，不少獨立團體都以「地下、非主流」的形式活動，雖在音樂網站上放上歌曲讓人下載，但主要的宣傳方式亦走向如上述的「地下」風格。

在90-2000年代，縱使那些獨立團體深受歡迎，但其歌曲均未出現過在收聽率排行榜之中，更不會成為電視節目上的冠軍歌。來到現在，不少獨立團體在排行榜上佔一席位，營銷上亦開始變得公式化及流水作業。若仔細留意「臉紅的思春期」近年的作品，風格上與昔日未紅時推出的歌曲較為一樣，這也許關乎到她們本身作曲的風格，以及經紀公司的音樂營銷及包裝策略。在「速食音樂」尤其嚴重的韓國樂壇，獨立團體逐漸引入了這些流行曲的策略，去成為著名的團體。

當然，個人而言認為這些現象沒有好壞之分。不過，若重新審視「流行音樂」及「獨立音樂」的對立面，那些批判能夠讓我們重新反思韓國樂壇這種新現象。喜歡「獨立音樂」的人會批評「流行音樂」以娛樂（entertainment）及吸引消費（consumption）為主要目的，大於音樂本身的功能。同時，他們認為獨立與流行音樂應有一定的分界線（boundary），去把根本的不同發揮最大的作用。

而上述的例子中，獨立團體的音樂在轉變為流行音樂的過程中，有否失去音樂人對音樂真摯性（authenticity）的追求，這真的不得而知。不過，在討論兩者之間的音樂之中，能夠從其功能、價值、意義進行闡述，「和而不同」，大抵能夠解釋不少。大家都能夠發揮社會功能，形成不同的情感範圍，當中包括「公共（public）」及「私人（private）」，甚至能夠形成時間上的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兩者的宣傳策略不同，但在音樂功能上絕對能夠同時相互輝映，是否一定要造成兩種音樂的對立？個人認為不然。

「標準工時」的勞工政策一直是勞動界竭力爭取的福利，因為仍被香港採納的「合約工時」，開放了空間讓僱主剝削勞工應有的福利。上班時間一直冠絕亞洲的韓國，終在在7月1日實施把標準工時由68小時縮減52小時。而實施過後，值得探討的是，究竟韓國的上班族及勞工的生活條件有沒有得到改善，同時政策推行後還存在什麼漏洞。

不少韓國媒體均就實施52小時標準工時進行採訪及訪問，在標準工時實施後衍生了不同效果及現象。

最明顯的結果，就是不少受惠的上班族及勞工，能夠有準時下班的機會。在訪問的內容中，指出他們取得工作與生活的平衡的機會變大，他們能夠利用多出來的時間去自我進修，如參加興趣班及外語班等，或者他們能夠享受下班後與家人或朋友歡聚的時間。勞工的生活質素得到提升的同時，商家亦都能夠透過標準工時政策尋找商機，因為打工仔不需要長時間在公司逗留及加班的情況下，消閒活動亦相繼增加，不少商店就抓取機會賺取更多收入，例如在平日晚上看電影會得到折扣優惠等。標準工時亦能夠增加就業機會，因為不少行業在不能任意加班的情況下，需要更多員工應付當天的工作量，所以不少大企業亦開始招聘更多員工工作。

不過，52小時的標準工時亦出現一些漏洞，未能令所有上班族都能夠受惠。首先，除了這政策正採取分階段實行的策略之外，有不少公司亦利用法例的灰色地帶下，令上班族的工作時間如昔日沒什麼分別。根據《韓民族日報》的訪問報導，有網民表示每周的工作時間幾乎接近52小時，因為法例容許在基本的40小時工作外，有最多12小時的加班制度，故有公司的工作制度上仍要求下屬進行加班，故未能改善加班的嚴重情況。而且有公司會在時間限制內讓上班族下班，但有公司會在下班時間後利用社交網絡軟件繼續與下屬聯絡，讓他們在家辦公，這恰巧不在違法範圍之中，所以即時勞工向勞動部門投訴，亦未必能起作用。

對僱主而言，標準工時絕不是對僱主完有利的政策，皆因他們需要更多的生產成本，如增加工作崗位等。而對勞工而言，工作環境上或未必能夠完全改善，因為他們需要在有限的工作時間，把每天的工作量能夠處理好，所以曾出現上班族為了準時下班，而縮短午餐及短休時間。這亦無疑有出現改善勞工工作環境的反效果。

總括現今標準工時實施的情況，先從大型企業及公營機構實施就能見政策的端倪。現時政府需要檢討的，是工時及加班時間的設計上如何能夠更能保障勞工的權益，例如在時間上出現彈性空間，萬一工時及加班出現超過法例限制時，就強制要求僱主提供補假及補貼等以作互補。或者，在修訂政策時需要考慮不同行業的需要，讓每個行業都能適應標準工時的政策；再者，或有公司會在週末或假日時要求勞工工作以補償昔的工作量，在補貼上亦應作出修改。這些修訂能夠令勞資雙方能夠進行利益再分配，平均一點的同時，亦可以改善因標準工時而變差的勞資關係。

最值得留意的是，標準工時未必是對勞工最好的政策，但相比起香港的「合約工時」，標準工時絕對為更進步、更對勞工有利，若香港再不正視這個問題，香港或會超越韓國成為「打工仔地獄」的地方。

沒想到，一齣非常狗血及令人髮指的戲碼正在香港上映當中，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我們香港人。一條沙中線，揭示香港政府與港鐵朋比為奸，蛇鼠一窩，意圖掩飾豆腐渣工程，還有土共嘍囉建制派一同護航讓事件沒有得到公正的調查。每天看到關於沙中線的新聞，就不斷令我想起於一年半前看的韓國電影《隧道》。這部電影應該在香港重新上映，讓政府及港鐵以此為鑑，放棄朋比為奸，還政及富於民。

《隧道》講述的，是一個汽車銷售員李正秀（河正宇飾）在工作結束後趕回家幫兒女慶祝生日的路上，經過一條剛竣工一個月的隧道時突然崩塌後發生的故事。這部電影的劇情非常簡單，沒有荷里活式天崩地裂，只聚焦於一條突然崩塌的隧道，不過劇情的塑造及舖排，卻透過一個簡單的隧道作為大舞台，赤裸地呈現多個當代社會的問題，人性、社會學及政治問題均被狠狠批判。

究竟有多少人仍在關心沙中線的豆腐渣工程問題？在現今「沉默的大多數」成為大勢時，也許要去到沙中線的地鐵隧道出現如電影般的場面，才有更多關注事態的發展吧。電影中亦一樣展現出這種人性，人們對困於隧道內的人的同情心，隨著時間過期，愚昧地blame the victims，反倒不是這場災難的幕後元兇。Blame the victims的風氣在香港時時發生，小至偷竊發生時，就批評受害者將隨身物品放置得過份明顯，或者舉報性罪行時，就有網民批評為何要穿短裙來引人犯罪。香港議員被無理DQ，就批評他的行為而不是濫用權力的香港政府。這部電影展現的人性，比《屍殺列車》更狠、更準。

我更想香港政府及港鐵聚焦於電影中如何狠狠展現與他們一樣，同為當權者及開發商的狼狽為奸，因為於電影中他們所呈現的形象及事件，猶如現今香港政府不斷包庇港鐵在多項工程中的漏洞及與圖則完全的不乎，連市民日後使用時要承受的風險也不顧。電影《隧道》中，救援隊通過部份來自被困的李正秀提供的線索，還有隧道設計圖則來確認位置。豈料，參考西方的救援手冊關鍵部份卻還未翻譯，同時發展商在建造期間偷工減料，再加上設計圖則與現實出現不少出入，導致不能準確定位，而且未能以最快速度營救被困的人。偏偏，片中的政府官員在這時搏盡媒體的目光，以堅定的眼神在媒體面前不斷說著要把受害者營救，一系列的公關騷過後卻沒有作出適當的營救指示，意圖將事件的嚴重性縮小化。

看看上段，這不是香港政府的縮影嗎？當初一揭發沙中線工程中，紅磡站站台牆身與層板鋼筋遭剪短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就以驚人速度出來護航，偏偏事件發酵後卻前言不對後語，與港鐵主席一同口舌便給，朋比為奸的心態顯示易見。其後更利用多個官方機構進行調查，不斷說「不足以造成影響」、「仍然安全」等結論意圖粉飾太平。這不是與片中的政府人員一樣嗎？來到現在事件越揭越多不合格的地方，才開始意圖卸責以挽回一點政績。這根本是政商勾結下造成的一場公關災難，日後若事件不了了之，發生猶如《隧道》般的意外時，才會醒覺嗎？噢，不會，香港政府到時應該只會比電影中的偽善行為更甚。

別忘記這電影的結局看似大團員結局，但最後男主角乘度經過隧道時的反應，根本是在反映一個普通人對這個社會及政府的不信任，他不斷的提心吊膽。當基本的信任都失去時，還能剩下什麼。這是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想對香港政府所說的話。官商勾結，也請不要這麼明顯及核突，大白象工程容忍過幾百回，偏偏跟隨大陸般進行豆腐渣式建造。連這方面都被大陸化，只能說香港政府及港鐵可謂非常無能、非常可恥。

今年為極端天氣經常出現的一年，這個夏天無論在歐州及亞洲都出現異常的酷熱天氣，在日本及韓國的熱浪，已經出現「熱死人」的極端狀況，日後因全球氣候暖化導致的異常天氣現象會否比起今年嚴重則不得而知。在韓國出現的熱浪天氣，不斷衍生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就是遵守環保及節約能源的同時，卻因為天氣過份炎熱而不得不大量消耗能源的難題。

這個難題在韓國，無論在政治及社會上都同樣出現困局。熱浪天氣下，不少韓國國民都被迫在家長期開啟冷氣，導致電費負擔增加，再加上韓國的電費計算採取累進制，令他們的經濟負擔更為沉重。電費累進制，意指將家庭單位的用電量進行累算形式計算，假如達到一定的用電量，電費費用亦隨之有幅度增加。根據韓國電力公社的累進制計算表，假如用電量超過200千瓦，每千瓦費用將由93.3韓圜提升至187.9韓圜（參考自楊虔豪記者的文章）。

明知電費如此高昂，面對著111年以來的最高氣溫程度的熱浪天氣，不得不開啟冷氣以防止中暑。早前文在寅堅持的「節約能源」、「低碳」的能源政策亦因為此熱浪天氣而暫時擱置，在上星期政府決定放寬電費累進制的標准，令每戶家庭電費平均下降19.5%，以減低開啟冷氣的電費負擔。另外還對於低收入家庭、弱勢社群等提供電費優惠規模擴大30%，全面實施由政府「埋單」的熱浪電費。

先不談論這政策是否發揮全面效用，或會否對政府或韓國電力公社造成更大的經濟負擔，這政策無疑讓忍受熱浪天氣的韓國社會得到暫時性的紓困，但長遠而言，隨著極端天氣的出現程度更加頻密，這類型的政策無疑只能救近火，甚至日後會出現嚴重的反效果。

政府的「節約能源」及「低碳」政策因熱浪天氣而暫停，令人類陷入環保與生活的兩難境地。能源的消耗已不斷隨著暖化的程度不斷增加，冷氣的使用正是最明顯的例子。根據國際能源暑的估計，全球的冷氣數量將由目16億部增至2050年的56億部，能源的消耗量將成為天文數字，同時在過程中若仍然以非潔淨能源作主要生產電力的話，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亦會成為天文數字。這無疑在製造惡性循環，因暖化而開啟冷氣，冷氣就令暖化更為嚴重，環保文明由這些極端天氣下而被忘得一乾二淨。

在這困境下，又要減低碳排放，又要適應極端天氣，是絕對非常困難的事。在熱浪天氣下強力要求不開啟冷氣以減低碳排放，亦是幾乎不可能。現時政府該做的，不應只有短期內能夠紓緩社會間應對極端天氣的政策，反倒要重新思考如何在經濟及環境之間取得平衡，電費由政府「埋單」，長遠而言毫無經濟利益，而且達不到環保標準。由政府帶領的「減排」政策仍須與這些「權宜之計」一同實行，同時建立更廣泛、更成熟的再生能源發電系統，在「減排」方面能夠取得平衡，而且亦應該再次思考，非潔淨能源的核能發電是否仍有需要發展。

除此之外，政府亦應採取主動的角色，倡導由上至下的節約生活方式，才能真正一同抵抗極端天氣的同時，又能減低國家因極端天氣而遭受的經濟負擔。從這次極端熱浪蔓延歐亞後，利用韓國的例子就能參詳各國之間在環保及經濟方面出現什麼問題，然而以上部份可謂老生常談的道理，能否把它實現出來，這很視乎當權者能否不以「錢」為施政的最大考慮。

南北韓自2月起就吹起和平風，繼兩次首腦會談後，為了斡旋北韓與美國之間膠著的外交關係，在8-9月亦將會再次舉行會談，以商討更多合作及外交細節，南韓再次成為兩國之間的中間人。在此之前，文在寅一句說話值得令人深思日後兩韓關係的發展，假若這計劃成功開展，日後兩韓的統一或許將成為事實。究竟兩韓之間如何發展得這樣迅速？為何會有此結論？

2018年8月15日為韓國光復73週年的紀念日，文在寅在紀念式上發表講話，大談近期南北韓和平建交的情況及期許，認為南北韓能夠保持和平與繁榮之下，讓同一民族的人民能夠自由往來，還有經濟一體化，才能達到真正的韓民族光復。而在文在寅的經濟構思中，利用在首爾龍山作為連接南北韓的京義線及京元線的起點，發展東亞鐵路共同體，發展多邊共同機制。文在寅更表示，官方機構曾對南北韓經濟合作進行了預測，預計未來30年能夠創造至少170萬億韓圜的經濟效益，而且他強調這只是早前部份經濟項目重啟的部份收益。可見文在寅對於日後南北韓的經濟融合，有非常大的理想。

從他的這番話，我們可以就南北韓的經濟發展作出更多分析及研究。昔日的南北韓生活水平差異非常大，根據非正式的計算，若要讓北韓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由1251美元，提升到1萬美元，或許需要至少20年的時間。而北韓在這兩三年開始引入資本主義式市場策略發展經濟，縱使還未追及南韓的發展水平，值得留意的是，北韓的經濟特區已為面向全世界的外資準備就緒，如新義州、羅先、元山等。假若南北韓在簽訂《板門店宣言》後，改善膠著的外交關係，日後整個韓半島，或會成為亞洲上開發事業及經濟的領導者，距離亞洲第一的寶座絕對不遠。

若想要想像南北韓的經濟合作，大抵最大的構想藍圖，就是即將重開的開城工業園合作計劃。1999年發佈的「陽光政策」，促使南北韓透過在開城興建共同工業開發區，開展兩韓的經濟合作，開城的共同開發，令北韓能夠從國際間的制裁中，得到臨時的急救品。2008年李明博執政後，韓半島局勢變得緊張，導致開城工業園區經歷關閉又重啟，直到2016年就正式關閉。北韓希望的「開城模式」，就是以南韓的資金及技術，配合他們的廉價勞動力來共同發展。所以文在寅這番話若成功實現，可謂「合晒合尺」。

文在寅所指的「部份經濟效益」，是指重啟開城工業園區、金剛山旅遊項目、跨境鐵路及開採北韓資源。南北韓共同的經濟特區，意味著南韓的企業、銀行都能夠在北韓䛀立子公司，同時北韓的部份民間企業亦可透過在經濟特區集資而獲得開發成果。2014年南韓金融委員會曾制定類似的方案但不成功。假若以上在共同經濟特區得到實現的話，將會吸引國內數以千億計的民間資金。再加上在這統一的經濟特區，外企亦能透過投資加入籌集資金，令經濟合作更蓬勃，產業亦能隨之多元化，在開發自然資源、觀光產業亦將是極具前瞻性的經濟計劃。

不過，文在寅在表達這「新經濟地圖構想」時，都有強調過政治上的統一仍很遙遠，但至少在經濟上達成一體的話，將會為兩韓帶來發展保障，亦能夠以和而不同書的形式，同樣為民族繁榮而努力。值得觀望的是，假若南北韓成功簽訂《終戰宣言》，還有進行更多首腦會談，這些經濟合作及統一將不是空話，日後南北韓之間的距離將會收窄，北韓商人在經濟特區分一杯匙羹，將不是幻想中才有的畫面。

今天雖然有颱風吹襲韓國，但前總統朴槿惠的縱容親信干政、國政壟斷案的二審宣判持續進行。今天首爾高等法院就朴槿惠案作出判決，改判25年有期徒刑、罰款200億韓圜，推翻了一審中24年有期徒刑及罰款180億韓圜的判決。

是次判決與一審中最大的分別，是高等法院於此案中首次認定三星集團有涉及朴槿惠與崔順實的貪污中。是次高等法院認定，三星集團向韓國冬季體育英才中心提供的後援金是賄賂，由此兩人的受賄罪成立。但在三星向Mir及K Sports財團出資的問題上，法院維持一審原判，視為逼捐而非行賄。所以這次判決可謂重新認證三星集團涉及貪污。

除了行賄之外，法院表示朴槿惠有干預企業內的經營自由及財產權，嚴重濫用總統權力。換言之，法院已認定三星與朴槿惠存在以利益輸送取得經營權利的控制。三星副會長李在鎔曾為繼承集團經營權而秘密向朴槿惠求情，朴槿惠對此採取默許態度。具代表性的依據是，在事關經營權接班成敗的三星物產與第一毛織並購問題上，國民年金公團投贊成票。法院認定，在此過程中，朴槿惠曾向國民年金公團方面做出相關指示或批示。

不過，就三星「贊助」崔順實的女兒鄭宥拉的馬術訓練的控罪，一審中否定三星向鄭宥拉提供213億韓圜的援助為屬於行賄，故本身這控罪不成立。不過二審認定，雙方至少在雅加達亞運會前就數額不詳的賄賂達成一致，故改判罪名成立。

而維持一審判決的，有指使國情院製成文藝界黑名單的濫權罪；還有樂天集團向K Sports財團額外出資70億韓圜的受賄罪。同時朴槿惠涉嫌濫用職權從浦項制鐵（POSCO）、現代汽車集團、樂天集團謀利，侵犯企業自主。

法院表示，朴槿惠作為總統，不但沒有盡忠職守，反而濫用職權及國民賦予的總統地位，嚴重侵犯上至企業，下至國民的自由，被告因這些罪行在憲政史上首次被罷免總統職務，在此過程中，國民和社會飽受痛苦。不過朴槿惠全盤否認指控的同時，毫無悔改之心，還把責任轉嫁給周邊人，甚至沒有正當理由之下拒絕出庭，辜負了期盼干政案真相大白的國民最後的希望。基於以上考慮，決定加刑至25年有期徒刑及200億韓圜罰款。

此外，法院對崔順實維持一審判決，判處崔順實有期徒刑20年，但是罰金則增至200億韓圜。青瓦台前首席秘書安鐘范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並處以6千萬韓圜的罰款。他一審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和1億韓圜的罰款。

看似朴槿惠親信干政案已水落石出，國民沉冤得雪。可惜，大家不要忘記，朴槿惠還有多宗主要的疑案還未得到懲罰：世越號沉沒事件、干預傳媒自由及燭光集會戒嚴令事件。

在前總統朴槿惠的親信干政門爆發起，曾經參選2012年總統大選敗給朴的文在寅，在當時即時成為一時無兩的風頭人物，不少選民紛紛轉向他以求改變當時陷入水深火熱的國家。文在寅背負著極高的民望上任，其後管治方面亦頗為順利。不過來到2018年下半年，文在寅開始後勁不繼，批評他的聲音有增無減，支持率亦回落至參選時水平。為何文在寅會遇上瓶頸期？他該如何改善自己的民望？

最近韓國民意調查機構 Realmeter 於八月中就總統及政黨的滿意度進行調查，數據顯示，文在寅的支持率持續下降，截至上個週末，其支持率下跌至56.3%，為他上任以來的最低紀錄，受到連帶關係影響，其所屬的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同樣出現支持率下跌的情況，最新數據顯示其支持率跌穿40%，去到39.6%，回落至去年總統大選時的水平。近年對於文在寅政府的不滿，可謂不斷擴大，不少在南北韓首腦會談時得來的威望，亦逐漸減少。

為何昔日民望極高的文在寅，會出現這種狀況？曾經有相關調查讓受訪者選擇給予文在寅負面評價的原因，佔最大比例的是，不少人認為他對經濟及民生問題解決不力，其次為親北韓傾向使人反感。若回顧最近多項民生措施的改革，這不難讓人理解為何文在寅會讓人失望，導致支持率大不如前。

首先，最近文在寅多項支援勞工生計的政策，出現嚴重的本末倒置及不平衡，令不少民生政策均未能讓工作階層直接受惠。今年最低工資再度上調至7,530韓圜。要改善因通貨膨脹及經濟不景氣而出現的社會問題，單靠上調最低工資根本無助解決問題，不但令通貨膨脹更嚴重，而且令中小企業的生產成本上升而造成負擔。同時最低工資中納入津貼及獎金等範圍，變相剝削勞工利益。再加上最低工資的上調，亦加速就業增長率的放緩，2018年上半年新增就業的數量只有83.6個，少於去年同期的215萬個的一半。

文在寅就業一年，韓國的經濟及社會階層的生活繼續失衡。雖然政府在經濟改革上有試圖支援中小企進行創業，例如提供財政津貼及投資。不過，面對大財閥持續的剝削，中小企的生存空間仍未得到完全的保障。而最近政府亦就此現象提出改革方案，為中小企創業失敗的經營者提供財政援助，以支持日常生活的費用，不過這方案一出隨即被批評為本末倒置的方案，不但縱容失業問題，而且應把資源放在支援創業者守業之上。從這改革方案背後的思維亦可見，近期的民生政策可謂非常強差人意。

最近極度引起非議的經濟改革，是韓國保障老年人口收入的國民年金改革。韓國的國民年金制度，猶如香港的「強積金」，於1986年實施，只要是18歲至60歲，每個月僱主會在薪金中扣除9%，並由公司與個人各分擔一半以作供款。根據現行法例，過了退休年齡60歲就以申領年金。不過，在早前的韓國年金公團（IPS）預測指出，韓國的國民年金基金庫會在2042年出現缺口，甚至在2057年耗盡，比早前預測的2060年提前了3年。根據文在寅政府提出的改革方案，就是把年金供款由9%提高至11%，還有延遲申領年金年齡至65歲。此方案可謂「治標不治本」，除了供款讓上班族的生活負擔增加之外，還透過剝削他們的利益，去保持國家其一金庫的運行。這義務性的供款出現負面預測，文在寅政府卻無力平衡各方的利益，成為一個很大的政治挑戰。

文在寅在參選總統期之間之所以民望高企，是因為朴槿惠遭彈劾後，令不少老年人對右翼政治人物失望，從而希望有一個支持民主自由的同時，以民眾利益為先的人成為新總統。文在寅正正背負著這些期望當選。只可惜他就任一周年，民生政績的確欠奉，而且在其實力只能在南北韓關係上發揮。再加上近期不少執政黨的議員及知事的醜聞，又得到檢法機關的縱容，這亦無疑令人懷疑文在寅政府如何透過保護「自己人」，來鞏固黨的實力。不但在民生問題上令人失望，在政治上亦開始出現偏頗及不公的情況。

近來文在寅的表現亦的確令我失望，縱使成功促成南北韓重新建交，但在國內的民生問題之上，沒想到文在寅真的成為了「盧武鉉2.0」，繼續縱容及傾斜於商家及大財團。所以，他遇上的政治瓶頸期要得到解決的話，就必須重新考慮如何「以民為本」、「國民優先」，不但要保障大多數人的生活質素及利益，同時讓韓國經濟得到更多元化、更穩固的發展，讓低下階層能夠享受更多經濟成果。

韓國的經濟不但出現放緩，而且多年來財閥主導的經濟已出現瓶頸期，受罪的卻只有小商戶及低下階層的勞工。雖然現今政府為左傾政府，但當中的進步主義及社會主義卻未能成功改善韓國的經濟，甚至無助解決階級剝削下衍生的社經問題。中小企、小商戶等在現今經濟低潮下，還能有生存空間嗎？這絕對是韓國政府不能忽視的問題。

若要總結近年韓國出現的經濟問題，可列出以下的現象：最低工資引致的通貨膨脹、內需市場萎縮、樓價高企、商戶創業情況嚴峻等。而針對財閥的霸權方面，國稅廳於7月25日公佈了一項報告，聚焦於「與國民生活密切相關的行業」現狀進行研究，研究報告顯示，不少以小商戶形式經營的酒館、餐廳、卡拉OK房、文具店、雜貨店等與民眾生活關係密切等店舖數量，不斷出現下跌的情況。以酒館為例，今年1月份為止，小酒館的數量較去年減少3.34%，為連續三個月的跌幅都在3%以上，最嚴重的是文具店，其縮減速度達到每個月4%以上。

更能呈現小商戶遭逼遷或大集團剝削的，是提交結業申請的商戶數字。根據稅務部明統計，2017年提交終止商業登記的商戶業主超過90萬人，比起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更多，而該90萬人中，有92.3%屬於小本經營或個體經營的商戶業主。

以上可謂令小商戶及低下階層憤怒的數字，不平等的經濟環境早已令韓國的低下階層活在苦難之中，生活擔子沉重的同時，卻要面對政局的不穩，這是多屆政府都未能改善的經濟難題。縱使文在寅早前提出經濟改革，讓中小企及創業能夠得到更多保障，但在早已不平衡的市場狀態下，不少人早已對此失去信心，同時競爭力遠遠不及能夠「隻手遮天」的大財閥、大集團。

在之前的文章都說過，在韓國多輪的經濟危機中，政府只能單靠扶植財閥來修補損失，歷史上朴正熙如何扶植大企業成為經濟支柱亦不必在此多說。值得研究的是，為何主張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式左翼思想的總統，如金大中、盧武鉉，甚至現今的文在寅，都未能改善國家財富分配不平的問題，乃至財閥經濟霸權的情況？

政府內的經濟官僚風氣早已令青瓦台成為「熱廚房」的主要因素。1998年後金大中政府為了能夠得到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資金周轉，就加速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將自由市場貿易及國際分工在韓國加倍實施，同時在意識形態上，當權者依賴國內頂層的精英及大集團領導經濟會更多，以求他們能夠改善貧窮人口的狀況，這同時把國內早已高企的精英主義情緒，推到頂點，讓財閥有更大空間控制國家經濟。而盧武鉉上任後，他亦無力改善貧富懸殊問題，甚至於在任期間曾通過對勞工權益不利的《非正職保護法案》，造成低下階層繼續成為不受政府重視的一群。

貧者越貧，富者越富，從財閥的發展規模就清晰可見，三星、現代、樂天等富可敵國的大集團，單單經營者的資產就可以媲美國家國庫。回顧經濟的改革，任由市場決定經濟權力，在市場已由財閥幾乎完全操控的情況下，根本令政府手無縛雞之力，低下階層只能「向現實低頭」，承受大財閥以不同形式入侵他們的生活。就在此時，韓國政府的土地政策，亦被財閥牽著鼻子走了，任由不動產價格急升，小商戶不但沒有能力購買土地發展，連租賃都變得難上加難，造成不能修補的貧富差距。

在資本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的巨輪下，低下階層想創業，亦遭受大集團的陰霾影響而無法成事。政府再不能對此情況坐視不理，從基本改善向財閥傾斜的經濟政策，讓低下階層能有更多空間享受經濟成果，改善經濟上不平等的現象。創業上，政府的補貼政策固然需要繼續實行，同時需要進一步考慮如何提升創業誘因，讓就業等市場能夠得到平衡及多元的發展。

若要將以慰安婦為題材的電影定義為「主旋律」電影，我既同意又不同意。以增強民族主義情緒為主要目的，並符合主流歷史論述，就可被定為「主旋律」。不過近年韓國的慰安婦電影逐漸脫離了這種敘事手法，反倒以歷史大論述，側面帶出在韓國國內存在的社會問題。《Herstory》有給予我深刻印象，皆因它不是流於表面改編史實的「主旋律」電影。

改編自「關釜沉判」真實的歷史事件，一個本來與不少人一樣，鄙視慰安婦的女旅行社社長，因聽聞家務助理曾是慰安婦後，隨即改變自己的態度，並為全韓國的慰安婦告上法庭，向日本政府討回公道。女社長的改變，應驗了一句「針唔拮到肉唔知痛」，家務助理的經歷才令她領略到事件的感受。隨著審判的展開，經歷內心掙扎的奶奶們亦逐漸透露出自己當年遭受的慘痛經歷。此電影比起《I Can Speak》，氣氛沉重得多，而且沒有戲劇性及搞笑的戲份，偏偏史實式敘述整個故事，效果亦很感人及震撼。

假如女社長沒有聽聞家務助理的經歷，她亦只會如一般人般，對爭取權利及道歉的慰安婦進行無理的指罵。認為她們是為了更多的賠償才故意做騷喊冤。她態度改變後，搭一程的士都聽到司機對此事件的冷言冷語，令她十分憤怒。或許有不少人疑惑，為何民族主義頗強的韓國，仍有人會對爭取日本政府道歉及正視歷史的行為有負面感覺？

在電影上有帶出那時代背景下，如何令人產生這種負面情緒，但遺憾是這部電影沒有將箇中更深層的因素呈現出來。電影沒有批評到南韓的獨裁政府，如何導致這種情緒的產生，這稱得上是由威權統治機器製造的「仇女」情緒。雖然他們的執政思維非常強調大韓民族，同時反對任何共產主義威脅他們的民族，不過，他們領導的政府卻沒正視戰後遺留的問題，其一正是慰安婦問題。縱使朴正熙政府曾追討過一次賠償，但但他在任期間，為了得到資金支援的關係，在美國的驅使下，與日本重新建交及談判的過程中，在要求日本進行戰爭賠償上妥協。

昔日政府的親日行為，導致學生運動此起彼落，朴正熙竟沒有正視他們的訴求，反倒以武力鎮壓形式粉飾太平。這些親日的意識形態亦令到部份人跟隨，認為在經濟發展面前，無分敵我，故不同意政府在作出「屈辱外交」。同時，該時代背景下，女性遭受的壓迫亦比現在嚴重。片中有當地人批評她們為「婊子」、「妓女」、「出賣肉體討好日軍」，這無疑是「仇女」或對女性進行貶低的情緒。電影中亦有把這個矛盾呈現出來，特別「關釜審判」的起源地是在釜山，正正是保守派支持者的其一集中地（慶尚道），這交叉相接的矛盾點，在電影亦有適當呈現出來，唯一缺陷是沒有直截了當批評昔日的獨裁政府如何令她們蒙受更多的傷害。

借古諷今，是每一部談及慰安婦的電影都做到的題材。偏偏這部電影更出色的地方，是一同帶出女性主義式控訴在當時如何受到迫害及歧視，借此讓我們重新反省，在當權者領導下的社會流動，如何令女性受到傷害，不只是慰安婦奶奶，還有其他女性都同樣受到束縛。更值得一讚的是，數位飾演慰安婦奶奶的老戲骨演技固然沒有可挑剔的地方，令故事的震撼性更強，很難不鼻酸。

若要談論亞洲各地的性文化，可謂一直談論都沒結果的議題，該矛盾點是，你不知如何界定該國對性的態度及性文化是開放，還是保守。韓國正是其中一個最佳的例子，看似可以認為他們保守，但在某些角度亦可解讀為非常開放。這次就透過韓國出現了一個新的性文化現象，去談論如何以不同角度理解韓國矛盾的性文化。

充氣公仔或娃娃，韓文為섹스 돌，一直在主流論述中被認定為單身男子或女子的恩物，因為他們成為了解決他們性需要的性用品。當然，在該論述中是帶著負面及恥笑的色彩。或許因為這論述，韓國的海關亦有明文規定，禁止在國內售賣任何進口的充氣娃娃，換言之，即使韓國國民在網上購買來自其他國家的充氣娃娃，都是違法行為。

不過，根據警方最近的消息，韓國國內開始出現自家生產及銷售的充氣公仔店舖，並在搜尋引擎網站上開設宣傳論壇，就其產品在論壇進行銷售及推廣。而就該同類型的論壇進行瀏覽，這些論壇只有成年人可以申請加入會員，其一已有超過1500個會員，平均每天有200人瀏覽論壇。而進行銷售的充氣公仔公司，會在網上宣傳的同時，向會員提供購買方法，就是前往位於京畿道的公司，售價大約600萬韓圜（約41700港元）一個。

現時韓國國民就這議題的爭拗點，就是入口為犯法，但國內製造因法例存在的灰色地帶而不犯法，繼而衍生對使用充氣公仔的爭論。反對使用的人認為對成年人造成不良影響，及培養越軌不法的性侵行為。而支持使用的人就主張，充氣公仔能夠滿足部分殘疾人士對性慾的需求。更值得留意的是，從這件事中，如何能總結出韓國人性文化的態度如何展現出兩極分別。

這應驗了傅柯（Foucault）對於性事的解究，就是當有不少社會及文化機器對性進行不同程度的「施壓」或「禁止」，內裡越展開更多涉及性的討論，或更深、更廣的性文化。韓國的性文化正正站在一個矛盾點之上。大家或會因深受傳統儒家文化影響的關係，以為韓國是一個性態度保守的國家，實體例子為2013年起才容許安全套公司就其產品進行電視廣告的宣傳，或者這次事件所知道的海關禁止進口充氣公仔等。不過，隨著全球化及西方文化的衝擊，逐漸令韓國在一片保守氛圍下，深藏不露的性文化由此展開。

若圍繞充氣公仔所屬的性玩具文化，韓國其實亦有自家生產性玩具的公司，最著名的是由2009年開始變得有名的ZINI（姿妮），主要售賣女性衛生用品及兩性情趣用品。在四年前於香港舉辦的亞洲成人博覽中亦有參展，以男性及女性的自慰用具及安全套作為主要的參展商品而受到注目。而ZINI的主席亦曾表明因為韓國文化保守，政府對於性用品的規管亦相當嚴謹，除了需要申報所有自產自銷的產品之外，在開設商舖及經營亦有多重限制。充氣公仔出現自產自銷，可謂性用品在韓國變得「暗地裡廣泛」的延續。

除了性用品之外，韓國亦開始出現性旅遊的營銷策略，以吸引本地或海外遊客光顧涉及性的旅遊景點，甚至到訪色情場所等。單單在韓國就有超過10個以性為主題的旅遊景點，如首爾的性愛美術館、濟州島的健康與性博物館等。此外，在韓劇及電影作品都可見的夜店場所及招待上流人士的賣淫場所等，均是保守文化下的一片新鮮性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歌手河佑善於2005年推出過歌曲《Question》，但其MV因出現充氣公仔及其他露骨鏡頭而遭禁播。充氣公仔在韓國，可謂一個非常大的爭論點，除了涉及性文化的討論，就是充氣公仔本身有否造就更多的性犯罪行為。例如有人認為因為公仔沒有反抗能力，故使用者能夠對其造成「強姦或性侵式」行為滿足性需要，再加上過往曾有案例因有船員共用充氣公仔而傳染性病的關係，令反對使用充氣公仔的持份者出現這爭論。不過，值得深究的是，充氣公仔背後的發展，反映了什麼社會內的兩性問題，還有性文化在社會上遇到的衝突。

韓國電影一直跟著時代背景發展，2016-17年有多部談及民主運動的電影，以映襯當時解決朴槿惠亂局的嚮往；近兩年就出現多部以南北韓為主題的作品。南北韓分治後這個難題，到了現在還未正式得到一個最佳的解決方案，甚至成為國際間覬覦的政治局勢。此電影《工作》在適時的國家狀況下，能夠抓取所有元素，發揮成一部出色的諜戰電影。

早有略聞此電影改編自90年代南韓特工朴采書的真實故事，看過他的訪問後，有想像過這電影會有槍林彈雨般緊湊的大場面，豈料是12歲以上觀看級別。本以為會與我想像中的有落差，但我不能否認的是，即使沒有激烈打鬥的場面，劇情依然張力澎拜，劇力萬鈞，製作上非常真實地呈現90年代南北韓凍結關係的時代背景。四位男演員的精彩演繹更令人投入戲中的情緒。面對著南北韓之間的秘密交易，還有各方的施壓，作為一個特工，如何選擇是相當重要。

兩邊之間的爾虞我詐、相互猜忌，正是冷戰時期的一大特色，大家各不信任，但沒有作出直接打仗的行為。南北韓兩邊的政治狀況成為了此電影的主軸，利用黃晸玟飾演的特色，以達成南韓廣告公司與北韓政府的商業合作，以影響兩國之間的關係。編劇不但致力將風雲色變的諜戰寫得淋漓盡致，更把90年代時出現的政治特色一一呈現出來，如南韓的政黨政治以及北韓核開發的疑雲。我很欣賞此電影的佈景及設計，我不斷讚嘆為何此電影能夠這麼真實地呈現北京、平壤及平安北區的景象，還有主要人物的衣著等，製作可謂非常嚴謹。

電影中呈現的，不只是南北韓在猜忌間出現特務及間諜獲取情報的情況，還存在政黨更替後對朝政策出現的轉變。以往保守派甚至獨裁派的執政，均對北韓政府實行非常強硬的對抗政策，正如電影中「國安部」如何防備北韓。起初由黃晸玟飾演的「黑金星」跟隨了上司的命令及立場，扮演一個大商家以拍攝廣告為由查探敵方的情況，但後來對比過對方的生活，還有發現上司在特務中與北韓官員共同枱底交易下，令他改變了任務方向，不但對由李聖旻飾演的李處長逐漸友好，更藉由雙方的交流來改善人民的生活。這無疑是在映襯南北韓之間重現的和平關係，還有同一民族的情意結。

偏偏，片尾卻諷刺地道出特工在首腦會談過後的結果，就是在2008年被政府以「國家安全法」起訴，指他涉嫌與北韓交換國家情報，並以顛覆國家為由把他拉入監牢。這直接讓我們見證金大中、盧武鉉過後的韓國政府，如何將「國家安全法」的紅線拉扯，不但要追究昔日特工的責任，還要以無限延伸的法律將其入罪。

「國安法」的建立，原自於保守派的執政思維——二元對立式。只要與我立場不同，就必是敵人敵派，需要剷除來保持和平。因為南韓的「國安法」主要針對任何支持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份子，甚至左翼資本主義者都會因「紅線」而牽涉其中，以抗衡蘇聯為首的共產主義陣營。所以在「國安法」面前，任何人在談論南北韓或整個韓半島統一的事宜都會變得小心翼翼。李明博政府這樣入罪特工，是將國安法的「紅線」延伸，將進步派執政時與北韓有連繫均「秋後算帳」。根據數據顯示，2008年以「國安法」起訴的案件有約46宗，朴槿惠時期則升至129宗，多宗案件均涉及讚揚北韓的言論或文學作品。

更諷刺的是，派「黑金星」做特工的，是90年代獨裁派的餘黨，而將其入獄的，正是保守派的總統。從這電影上不但能看到90年代南北韓的關係，如何透過秘密商談或其他行為破冰，而且更能讓我們重新思考韓半島未來的局勢，還有這仍存爭議點的「國安法」。

「亡羊補牢，猶未遲也。」

橫看南北韓至今的的發展，猶如一齣婆媳家庭連續劇，由一直以來的僵持，去到出現和解的起點，偏偏家婆作崇令他們重回起點。而這次的和解終現更多希望。縱使今次南北韓在平壤舉行的首腦會談不及4月那次般受到熱議，不過若深究文在寅及金正恩在這次會談所作出的行為，就可見他們的目標比之前更清晰，而且能夠向美國展示更好的機會促成和平。「既然他們都已和好，為何家婆尚要為自己的利益而拆散一對？」

文在寅積極促成9月這次的會談，連國內千蒼百孔的民生問題都暫時不顧，目的顯而易見，就是為了繼續在美國與北韓之間斡旋。媳婦（北韓）與家婆（美國）之間本透過會談承諾不再以核武威脅對方，還有共同為整個韓半島的和平努力。簽了共同聲明，就代表有義務遵守當中條文。不過偏偏最滑稽的是，美國持續的強硬態度令韓半島與其關係膠著，甚至有機會重回緊張狀態。這次的會談，除了將《板門店宣言》所訂立的原則再確實之外，更能夠向美國展示更堅定的立場——對談勝於一切，並非單靠嚇唬或爭取主導權就能解決問題。

這次會談的重大焦點，就是確實無核化工程完成後，就簽署《終戰宣言》。事實上，這在朝美首腦會談及4月的南北韓會談已有提及，但這次再強調有利雙方合作的終戰的先決條件，就能夠讓終戰的目標加大實行。令人樂觀的是，南韓青瓦台在簽訂《平壤共同宣言》時，就表示實際上已為終戰狀態，因為宣言中表示雙方承諾放棄軍事敵對狀態，並停止任何在非軍事區的軍事演練及其他挑釁行為。假若日後堅持相互不侵犯的話，終戰確立後，配合這次協議中為防止軍事衝突而打造的共同漁撈區域，還有將會設立的共同軍事委員會，韓半島的永久和平將得到保證。

還有一個焦點，當然是北韓的無核化工程。上一次《板門店宣言》過後，雖然北韓有跡象在拆除導彈基地及試驗台，不過在關係突變的情況沒邀請相關國家的專家進行考察而遭非議，故一直未能得到國際間的信任。而這次金正恩親口表明無核化的決心，同時文在寅作為第一個在北韓國民前講話的南韓總統，亦強調了要將韓半島打造為沒有核武的和平基地。能夠加速延續無核化的承諾，這次的首腦會談幫助不少。當然，與美國的協商固然要緊，只不過若兩韓能展示強大的決心，這也許是美國都不能干涉及主導太多的情況。

若要談到統一的問題，以現時文在寅與金正恩的態度，韓半島只會維持「和而不同」的狀態。縱使他們在加強經濟合作上陸續出現共同的目標，甚至共同擁有的地區，但政治體系上，從他們對待彼此的態度就能看出，雙方均沒有意圖融合對方成為一個國家，公開講話上大家一直謙遜稱呼及交流，並沒有顯示高低地位，證明兩韓的元首存在尊重彼此政權的空間。他們眼中和平的韓半島，是互不侵犯，彼此尊重，而不是政治上統一為一個國家。這不但解決了南韓保守派「赤化獨裁化統一」的憂慮，而且亦能讓南韓一直保持與北韓均等的勢力，達成另一種方式但同等效果的和平。

這次的會談比起4月那次更具前瞻性，因為4月的《板門店宣言》內容較為抽象，這次卻以白紙黑字注明更多關於「無核化」的時間表，還有更具體的經濟合作計劃等。而且這次會談成為了解決朝美關係膠著的一個大好機會，雙方日後追尋的和平關係，能夠讓美國增加信任，從而重新延續韓半島與美國的和平關係。

今年5月19日，南韓爆發「反偷拍」示威行動，每月均有女性在南韓首爾惠化地鐵站外舉行示威集會，參與人數逾1.2萬，不少人身穿紅衣，高喊「我的人生不是你的色情片（My life is not your porn）」，要求當局「同一犯罪，同一處罰」、「公平調查」。之後在6月、8月分別再次舉行集會，而且人數屢創新高，8月的集會超過4萬個女性。成為南韓歷來規模最大的女性示威活動。

這波示威浪潮的觸發點是「弘益大學偷拍事件」，一場揭露南韓政府以雙重標準對待男女受害者的序幕。

爆發點：弘益大學偷拍事件

弘益大學一名男學生在校內擔任人體繪畫的裸體模特兒，被一名25歲的女模特兒偷拍並上載照片至一個網站。網站流出男模裸照後，校方報警處理。警方12天後便拘捕該名女模特兒，更開始調查有關網站。警方火速破案令部分南韓女性不滿，認為是雙重標準，對受害者是男性的案件加快調查，對受害者是女性的案件敷衍卸責。有人列舉大型色情網站「SoraNet」作例子，該網站當年在韓國男性中非常流行，充斥着偷拍女性的影片，南韓政府花了17年才關閉網站，但「弘大偷拍事件」只花12天就破案。

南韓偷拍風氣肆虐，政府打擊力度低

南韓女性對於偷拍風氣的厭惡，並非一日之寒，而是累積多年而沒有被疏解。

根據南韓警察廳（2017）的數字（見下圖），偷拍案件的舉報數字在近5年有上升趨勢。從2012年的2400宗舉報，每年按2000宗的速度上升，至2015年達到高峰，錄得7623宗偷拍的舉報。偷拍受害者中，84%為女性，男性為2.3%，其餘的13.7%因角度等問題無法判斷性別。而加害者方面，高達98%犯罪者是男性。

（來源：南韓警察廳）

雖然市民大膽舉報，可是定罪率低得要命。2012-2017年間，拘捕率低於3%，定罪率低於2%。此外，如受害人只有身體被拍攝，並未露臉的話，法院会認為不會引起受害人太多的羞恥感而輕判，因此許多犯罪者只是被罰款了事。怪不得會有那麼多女性站出來高喊，要求政府加大力度打擊偷拍。

政府反應迅速

首爾市政府有鑑於示威持續不斷，成立「反偷拍大隊」搜索公共地方的偷拍儀器。首爾市政府一開始只僱用50名員工組成反偷拍大隊，實行「安心廁所計畫」，巡查市內公廁內的偷拍儀器。但被斥責計畫成效有限，因為首爾市內有超過2萬間公廁，巡邏人力明顯不足。因應近幾個月越來越洶湧的示威浪潮，市政府在8月將僅有50名督導人員組成的「反偷拍大隊」增加至8000人。國土交通部要求到明年上半年為止，地鐵、機場、公交客運站等交通設施的運營單位必須持有偷拍檢測裝備，最少每日檢查一次。對於拒絕執行上述義務的部門，最高會被處以5000萬韓元的罰款，高速公路服務區經營者則會在運營體製評價時被減分，嚴重時甚至會被解除合約。

南韓的反偷拍浪潮似乎告訴我們，要站出來才有改變的可能。大型的示威似乎在可見的將來難以在香港發生，但我們可以從關注身邊的人做起，如果懷疑有人身上藏著懷疑偷拍的設備，請出手制止他們的行為，同時提醒附近的女性保持警惕。如果身邊有人被偷拍，可以陪伴他舉報案件，令犯事者得到應有的懲罰。從自己開始做起，感染身邊的人提升對偷拍現象的覺察，為社會累積反偷拍的氛圍。

不知道為什麼，在人類社會上總有著「靠關係」更方便的社會風氣。先不政治正確地評論這種風氣，必須承認的是，這風氣一直助長不少國家社會的腐敗情況，韓國正是其一最佳例子。而最近一場涉及「靠關係」獲得便利的洩漏試題風波引起熱議，甚至令韓國政府需要作出改革以杜絕同類情況的發生。究竟這場爭議如何發生？如何反映現時韓國教育制度存在的問題？

在9月3日，30多名學生家長，在首爾江南區的淑明女子高中正門前舉行燭光集會，並高舉「教育已死」、「我要公平教育」等抗議標語板，而據報導指，他們早於前一星期就發起每天晚上在正門一小時左右的燭光集會。令他們站出來的原因，是該校一名的教務主任涉及洩漏考試試題的嫌疑。不少人或會認為身為教職員的家屬，自然在學習上會有更多的優勢，如有更專業及一對一的教導等，所以並非不正常的現象。不過該教務主任的行為令家長猜疑的原因，是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本身進入該校時成績不算理想，經過大半年的時間就開始成績穩步上升，成為了數一數二的尖子生，同時在今年7月的期末考試中，倆女兒分別考取中六文理科全級第一名。

成績結果發佈後，有不少家長及學校相關人士懷疑，主要管理及保管試卷的教務主任利用自己的職務權利關係，洩露試題給子女，讓他們能夠輕易取得佳績。隨著事件發酵，教育廳亦對此事件作出調查，調查發現倆女兒試卷的作答出現不少雷同，連錯的地方都一模一樣。不過由於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教務主任有洩露試題，故只能要求學校對校長及教務主任作出處分。

基於這事件變得嚴重，不少人開始對韓國的招生制度出現批判，認為不應再出現教職員與子女共同工作及上學。根據教育部早前作出的數據統計，在全個韓國2360間中學中，23.7%有此情況，相關教師及子女分別有1005人及1050人；而17個行政區中只有4個禁止教師在子女的學校工作。而教育部於8月17日發佈了「2022年大學入學制度改革方案」，並提及從明年起中學老師與其子女不能在同一間學校，對於現行情況就交由教育廳分部負責處理，例如重新安排學校、發布維持評分工作獨立性的指引等。以往交由教師或子女自主決定將成為過去。

「教育公平」的原則的確非常重要，若重新審視韓國的招生制度及演變，就可知道每步的改革都逐步令教育制度更能實現「社會關懷」及「公平原則」。

以往韓國的大學招生制主要分為三階段：大學主導、國家主導及至今的「大學自主」，1980年的大學升學率只有27.2%，來到2008年就急升至83.8%。而2008年進行教育改革之前，基本上大學招生只以修能考試（或叫高考）選拔學生，由於這情況未能給予弱勢群體如地方出身、低收入人士、脫北者等更公正的支援。在2009年起，韓國開始實施「入學面對官制度」讓大學能更公平地選拔學生，同時他們亦能有相關計劃自主招生，以達致社會教育均衡。

而這次事件的爭拗點為，為何教職員的子女能夠有便利就讀同一間學校，而且獲取更多招生及學習上的優勢。假如只著重校內或綜合的成績，教師的子女及一般子女能夠被錄取的機會率將大相逕庭，皆因教師子女能夠得到更多私人教育。所以現今韓國的教育制度方面，仍需就招生制度作出更進步的改善，例如在公平性或統一性上亦需與其他行政區分部教育廳更密切的合作及聯繫，以確保招生及教育的制度能夠更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