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27日，相信是韓國今年大事回顧中最重要的一天，因為持續了十年的南北韓緊張關係，終於暫時再畫上句號。文在寅金正恩突破性地在板門店雙雙跨過分界線，向全世界表示為韓半島和平而努力的決心。若要對這次會談的成果進行評論，無疑，文在寅在促進半島和平上的確比以前更進取，宣言過後南北的互動亦值得觀望，不過當然，這次會談還有一些尚待改善的地方是雙方領導人均須正視的。

從整個首腦會談的儀式來看，文在寅這次無疑花了不少心思讓金正恩感受到他的誠意。這次能夠打動北韓主動答應對話的原因，正是文在寅在平昌冬奧舉行前夕多次主動邀請北韓參與，令其認為能夠與南韓重新進行合作，並重建十年前已存的信任。這次為史上首次雙方在南韓方板門店中會面，並一起跨過分界線讓記者採訪，之前2000年及2007年的首腦會談均於平壤內舉行，所以金正恩成為了第一個踏足南韓的北韓領袖。從多次公開採訪的活動如板門店跨界、植樹紀念等中就見到文在寅與金正恩如何比起昔日的會談更有信心改善關係。

若比較昔日南北韓雙方共同簽訂過的協議書，文在寅與金正恩這次簽訂的《板門店宣言》重新落實了昔日首腦會談中的細節條文，把中斷了十年的南北合作重新建構，無疑能夠把昔日的建交重回正常化。

早於1998年，金大中一上台就把其提倡的「陽光政策」付諸實行，積極尋求南北和解。其後在2000年6月連開一連三日的首腦會談，透過簽訂《南北共同宣言》，落實進行民族及統一前途的自決、解決南北離散家屬、經濟合作、舉行對話。而在盧武鉉時期，除了延續金大中的政策之外，還在2007年10月到訪平壤再展開首腦會談，當中更落實隨時舉行會談，並確定會就結束韓戰簽署和約，只不過這些協定均被後期上台的李明博完全破壞而已。而文在寅今次的《板門店宣言》，基本上已達成昔日其恩師盧武鉉及前任總統金大中的協定，例如重新發展雙邊關係、確定民族命運自決、解決離散家屬問題、改造早已確實的東海線及京義線鐵路和公路等。這方面文在寅絕對值得一讚。

不只重新實行了昔日協定，文在寅還就與北韓合作方面展開了新的條文，例如確立軍事互信、互不侵犯協議等。比較三個宣言來說，提及軍事方面實屬首次，因為北韓在2000年代期間一直未有進行大規模的核裝備及試射導彈。而這次顯然是雙方為了保持和平而進行取消軍事緊張的討論，並希望讓北韓得到國際社會的支援。而且這次宣言條文中落實了完全棄核、無核化的目標，無疑是讓北韓可以得到國際制裁取消的機會。而究竟北韓是否真的完全棄核，仍是未知之數，不過透過金正恩近期行動所表示的決心，整個韓半島無核化的目標絕對值得觀望。而且透過南北韓緊密的聯繫，能夠讓美國不能干涉更多南韓內政，令文在寅在辦理對外政事時能夠更為自主，令南韓政權更有自主性。

不過，三次會談中都未能解決的問題，就是北韓境內的人權問題。雖然文在寅這次有就民族人道問題向金正恩達成協議，但就北韓境內的人權情況則未有提及。雖說不能完全把北韓社會妖魔化，但不能否認的，是北韓的人權問題非常嚴重，從脫北者關注組發出的消息就知道，在救援及安置脫北者的工作已見負擔，皆因金正恩過去數年的鐵腕統治比以前更為厲害，內裡社會問題如飢荒不斷、經濟赤字等亦十分嚴重。如果真正要解決民族人道問題，除了要與北韓政府進行經濟合作之外，還要確保北韓境內人民能夠有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並可以得到足夠的糧食及其他支援。

這次會談無疑重拾了過去十年關係真空的時間，而且能夠在多個議題上取得進步，因這次會談確實了無核化、解除軍事緊張關係、正式終止韓戰等具前瞻性的目標。不過，南北韓這次重新友好，除了有北韓境內人民生活問題仍待解決，在國際關係上如何與美國、日本、中國之間取得平衡亦很重要，皆因以往未能建立互信的外交關係的原因，除了保守派的強硬態度之外，美國為首的「強國」對於南韓內政的干預亦絕對是重要的因素，例如主使薩德導彈系統、日趨頻繁的軍事演習等。

所以，這次文在寅開了一個好頭，但需要繼續與北韓進行緊密聯繫的同時，保持雙方的平等關係，才能有效促進南北韓的和平發展。

最近關於韓國的新聞，除了南北韓首腦會談最受關注之外，還有國內的大韓航空接二連三的醜聞。常去韓國旅行的朋友必不會對大韓航空感到陌生，但乘坐其航班的背後，有想過它亦是韓國一大財閥家族，控制部分韓國的經濟？而最近關於大韓航空的醜聞，我們能夠從中反映什麼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財閥家族的特權意識從何而生？

早於今年3月，韓進集團總裁趙亮鎬的次女、大韓航空主管廣告事務的專務趙顯旼在洽談生意期間，由於廣告代理商經理未能回答趙顯旼的問題，她當眾潑水侮辱該職員而引起爭議。其後事件的反對聲音越來越大，去到4月，警方表示重新調查「潑水門」起，就查出大韓航空的高層涉及多宗違法特權問題，不止對外造成剝削，連公司內部都出現晉升制度不公及非法繼承問題。而至今，已經有數以萬計的網民在青瓦台網頁聯署，要求政府把大韓航空從國家航空公司除名。

若要好好梳理大韓航空的多宗醜聞，除了看趙顯旼事件之外，還要看整個財團家族於大韓航空的醜聞，其後再看他們如何剝削公司外的低下階層，造成嚴重的階級特權意識。

在公司內部出現的問題多不勝數，趙顯旼因家族背景的關係，早於2007年就擔任了大韓航空廣告宣傳企劃組的科長；4年後隨即晉升為常務助理，再4年就成為了專務。除了大韓航空，她還兼任子公司的代表理事。而其胞姐趙顯娥、胞兄趙源泰同樣出現相類似的迅速晉升的現象。簡單而言，基本上大韓航空及其子公司的高層職位，均由趙氏家族壟斷，甚至成為管理層之首。這方面如何剝削平凡的工人及職員階層？就是即使他們有努力希望躋身大企業之中，他們都沒可能有晉升機會，要升到管理層，也許要比起他們花上3-4倍時間得到晉升。

在非法繼承方面，正如三星集團，大韓航空的繼承權同樣透過走法律的灰色地帶實現，現任會長趙亮鎬會長在承繼父業時，早於1999年被揭發多宗逃稅、籌集秘密資金等黑金醜聞，而擁有大韓航空的韓進集團於當時亦因逃稅金額超過一萬億韓圜而成為熱議。此外，趙氏家族的子女亦曾試圖把大集團與子公司進行內部交易，把收益全歸於自身家族，造成天文數字的資金籌集。

除了金錢明細問題複雜之外，以特權名議行使方便職務亦造成對旗下員工的剝削。除了趙顯旼潑水門之外，大韓航空的職員揭露，趙氏家族等公司的高級管理層人員曾利用職務特權，利用大韓航空飛機走私免稅店的商品，並利用大韓航空的名議駕駛私人飛機任意進出仁川機場。此外，趙顯旼作為趙氏財閥家族的一份子，竟在人事登記上亦出現違法問題。自2010年至2016年間，她登記成為大韓航空旗下的廉價航空公司「真航空」的董事一職，但本身趙顯旼擁有美國國藉，根據韓國相關法例，不能以外國人身份於韓國進行商業登記。大韓航空因而被指長期違反法例，卻沒得到政府的正視。

繼「潑水門」之後，韓國網民把2014年大韓航空發生的醜聞回帶，指趙顯旼胞姐趙顯娥亦試過出現刻薄員工的醜聞。於2014年12月5日，趙顯娥乘坐紐約飛往首爾的大韓航空86號班機，期間空少朴昌鎮提供了一包夏威夷果仁小食，但因未有倒在碟上端上的關係令趙顯娥勃然大怒，即時指示機長折返紐約機場，並把負責該航班乘務工作的座艙長趕下機，甚至對多名空中服務員動粗、大發脾氣，甚至要求對方下跪道歉。可想而知，大韓航空的財閥家族作威作福，多次對低下階層進行侮辱，甚至造成特權意識合法化。

從這事件可看得出，大韓航空財閥家族正正因為「資本家」階級的關係，不惜影響韓國政治及政府的管理，同時剝削低下階層的權益，而且這種財閥壟斷及剝削文化在韓國彷彿成常態。而現在政府該做的，是要正視民眾對大韓航空的訴求，並公正嚴明調查所有濫用職權、逃稅及貪污問題。

少許熟悉韓國的社會生態的話，就知道韓國的財閥及上流階層在政治、社會及經濟上擁有極大的影響力，甚至與政府存在不可告人的秘密關係。而除了三星、樂天成為眾矢之的外，在上一篇都提到大韓航空接連被曝出的爭議，刻薄員工、利用特權辦事等多宗醜聞，由此，我們該反思或重新思考的重點，是為何在韓國，如大韓航空般規模的財閥家族會有這種根深蒂固的特權意識，而且如何展現出財閥家族經營所面臨的危機。

Karl Marx曾批評過資本主義縱容資產階級對工人及低下階層的剝削，造成令社會分化的階級鬥爭，皆因其生產模式的本身已經存在為大財團、資本家服務的階級意識，造成對勞動階層的不公。財閥幾乎治國的韓國亦然，而且更為明顯。不少人希望能夠進入大企業內工作，但大企業的職場生活絕不好受。正如這次大韓航空出現的種種爭議，均由旗下員工的聊天軟件KakaoTalk群組中揭發出來，他們的訴苦成為了全國民都關注的財閥家族爭議。他們的特權或粗暴行為成為了Marx所說的資本家剝削勞工的標誌。

值得留意的是，除了大韓航空出現這種問題之外，韓華集團、大林集團等財閥家族於之前亦曾出現這種情況，若分析他們的經營狀況，就能找出一個共通站——財閥三世為繼承者。根據韓國企業信息網站CEO Score 於去年12月發表的數據顯示，韓國十大集團之中中，除了農協銀行和浦項集團之外，其餘八個集團均是通過家族世襲的形式傳承集團的經營權的。韓國的大財團經營手法不像日本，韓國是以財閥家族為先，任何高層的職位均須有財閥家族為最大比例，甚至在內部升遷時，會出現如大韓航空般家族特速升職的情況。而財閥三世貴為會長的子女，他們繼承家業早已成為傳統，在他們而言，家族血脈能否維持是看大公司運營的狀態。

而財閥三世為了繼承家業，是否有充足的經營準備？這又未然，皆因他們承繼時缺乏經驗，再加上生活於呵護備至的富者溫室內，固然會出現「公主病」、「王子病」等差劣性格。除了大韓航空會長妻子、倆高層女兒為例子之外，有不少集團同樣有過這種「作威作福」的卑劣行為。去年韓華集團會長的三子涉嫌毆打律師；2016年東國制鋼集團會長長子張先翼理事於酒吧涉醉酒鬧事；大林集團會長長子李海旭副會長亦曾於2015年毆打司機。這些行跡均可見他們以財閥家族背景為榮下，能夠任意妄為，甚至對勞動階層的人動粗，進行侮辱性的行為。這些行為除了令企業形象受損（或許一直形象都是差，因為韓國人們有多討厭大企業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更反映了韓國昔日扶植的財閥如何控制了整個國家的命脈。

「財閥」一字本身來自日本，但在韓國變得普遍，甚至其誇張情況大於日本，因為韓國財閥的勢力已足以影響政府的管治體及社會的流動，連法律都未必能夠懲處他們。剛才所列出的財閥三世暴力事件，均被當時的法院作出輕判，不了了之的不了了之、罰款的罰款，這些行為均無助改善財閥剝削低下階層的問題。正如最近三星集團副會長李在鎔由8年有期徒刑，被法院改判為緩刑，變相躲避了監獄制裁，回到崗位繼續成為大財閥。

不過，值得觀望的是，假如財閥三世持續被法律及政府縱容其暴行的話，也許他們的經營方式會出現變化，皆因他們能力欠奉的同時，又出現多宗負面新聞的情況下，其繼承權自然會受到非議，究竟世襲經營的模式能否承傳到這些無德無能的富家子弟之中亦是一個問題，企業擁有者的風險將會被無比放大，例如大韓航空這次鬧出多宗醜聞，已令其股價連續急挫，投資者紛紛拋售，造成無比的經濟損失。也許，日後的財閥企業或會參考日本的禪讓模式，務求讓公司的經濟命脈能夠傳承給賢能之士，而不是自己的子女，而且他們或許只能做股東賺取分紅。

財閥之所以有這種特權意識，除了法律及政府對他們的縱容之外，企業架構及經營模式均是重要因素，因為他們自以為能夠得到父蔭，就可以狗仗人勢，對低下階層進行不同程度的剝削。這次大韓航空曝出的醜聞，無疑為他們的經營帶來嚴重的打擊。現今警察表示將會對趙顯旼的「潑水門」及其他成員的暴力事件作出調查，究竟法律會否再次姑息他們這些財閥三世的罪行，又是值得觀望的地方。

有時身邊人都會與我討論韓國的政治局勢，近數星期除了討論朴槿惠被判24年監禁之外，還有南北韓突變友好的外交關係。除了平昌冬奧之外，突破性的雙邊首腦會談亦是最近很受關注的話題。因為由這些話題，已延伸到南北韓會否有統一的討論。究竟我們該如何看未來整個韓半島的局勢，以致了解更多他們重新建交背後的政治及歷史因素。還有相不相信北韓亦是一個具爭議性的話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呢？

北韓，或朝鮮，其實在新聞媒體中的形象，是經常發射核彈、經常發動挑釁性行為的極權國家。但其實很多人沒有想過背後他們經常核試的原因，除了為自己進行武裝裝備之外，還有當時南韓保守派執政的原因。雖然前總統金大中實行的「陽光政策」未夠完善，令雙方均未有真正正視半島關係。李明博上台後隨即廢止陽光政策，外交問題完全停滯不前，就這樣把韓朝關係惡化足十年。所以現任總統文在寅稱得上是在為過去十年保守派執政留下的爛攤子進行修補。這不是為北韓進行辯護，但除了他們的行為本身之外，背後的因素亦不容忽視。

而在信任問題之上，文在寅顯然這次處理得謹慎得多。除了展開多番有誠意嘗試讓北韓願意與他對話之外，還同時於對話中確保不少民眾的訴求能夠透過他向金正恩反映。自平昌冬奧起，文在寅一直被批評在與北韓洽商以「統一旗」進場及組成「南北統一女子冰球隊」上沒有諮詢國民，而且有貶低自身的跡象。不過，在首腦會談過後的宣言中，無疑讓民眾看得出文在寅成功於透過與北韓對話，聽取了民眾的訴求，並盡力保持外交平等關係，例如無核化、停止軍事擴張等。

而金正恩一直對美國的態度強硬，皆因美國一直命令北韓放棄核武，並施以制裁。而這次他能夠聲稱將放棄核武，可見他亦有誠意與南韓重新建交，背後動機也許是經濟問題，但總括而言，以北韓暫時的態度是值得信任的，而且文在寅在修補南北關係上亦值得一讚的。

除了北韓態度成為討論點外，還有日後韓半島的局勢都成為了焦點。有不少人擔心的，是日後南北韓會否有統一的一天，從而雙邊政制會出現融合甚至取替的情況。就這情況作出判斷時，我們需要理解為何我們有這些看法，其背後有什麼霸權操控我們擁有這些政治觀。

我們常讀的大歷史，說了韓戰是南北政治體制分裂下，所作出的意識形態鬥爭。事實上，在整個韓國得到光復之際，是列強蘇聯與美國把韓國切割，並營造一種意識形態嚴重對立的局面。南北韓自分治後的問題，不只是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還有後殖民、終戰、克服分裂、維繫東北亞等議題，若單單只看南北韓在政治體制及意識形態的分歧，並以之成為解決韓半島問題的唯一方向的話，將只會墮入意圖控制整個韓半島的美國的陷阱之中。皆因美國等列強一直以韓國及日本作為棋子操控亞洲，這些保守勢力的壞處，在過去十年間顯而易見。在多從問題促成複雜的南北韓關係之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所造成的現象。

早於20世紀，韓國已逐漸被日本殖民，隨了透過戰爭及不平等條約之外，還有在國內興建鐵路以展示其勢力範圍。當多年來都未能擺脫日本殖民地體制之後，在重回獨立之後又被列強分裂南北，百年來從未有過真正的獨立自主體制。遭到列強干預民族狀態後，南北韓經歷70多年的分裂，但其實在首腦會談前一直處於「準備戰爭」或「停火不停戰」的狀態。這次確定終戰後，亦能夠令歷史遺留的分裂問題得到解決，從而得到政治中立的國家管治體（Governmentality）。

而文在寅這次比昔日總統更能做到的，是擺脫部分後殖民思維——依靠美國與北韓談判，由平昌冬奧到首腦會談為止均是文在寅政府的主意，雖然仍需美國政府的共同參與，但無疑，這次文在寅採取了更多自主權。在韓半島問題之上，這次會談促成了解決分裂遺留的問題。在韓國中立論的層面上，其實一直是韓戰後的左翼人士思想，例如參與4.19革命、光州民主運動等知識分子、前總統金大中都提出過，希望南韓能夠有真正的自主權，不再成為美國的「殖民地」。然而，至今這些還是「只聞樓梯響」，假若文在寅能夠維持這種外交方針，也許會令「中立論」成為真實，令韓國成為真正自主的國家。

不過，談到統一或兩國體制的問題。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看的話，會出現兩極化的意見，一方面希望民族統一；另一方面又想與北韓維持距離。但回望到實際情況，要走到統一，暫時仍是不可能的。因為現今兩個政權已經發展到一定的地步，如果操之過急，在主權問題上必定會引起不少爭拗，甚至內戰危機會再次燃起。現時韓半島的走向，除了重建關係之外，還應保持「和而不同」的態度，透過保持兩國的體制，建構永久和平的韓半島環境。雖說建立統一的話，就要把北韓政權體制變為整個民族的共同敵人，但現時來說，是百害而無一利的做法。

南北韓的問題並非政權差異這麼簡單，還存在不少歷史因素，令整個韓半島在國際秩序上一直處於列強虎視眈眈的階段。究竟韓半島未來的走向會否如文在寅所構思的這麼理想，這很視乎繼任總統能夠維持這個管治體，而且我亦希望文總統與金正恩能夠積極維繫和平關係，從而令韓半島得到真正的政治自主，在國家伙伴上、在民族問題上、在地緣政治上、在政治體制上。

於2018年初，來自美國的舉報性罪行的Metoo運動在韓國亦掀起舉報風氣，上至檢察官，下至國民紛紛發聲訴說自己遭受性騷擾、性侵等經驗，從而讓政府注視性罪行的問題。至今，韓國的女性主義平權運動看似比以前順利，但除了最近因偷拍案件掀起的爭議之外，從職場文化上去看的話，要達到真正的性別平權，韓國還有一大段距離要走。

事源於4月尾韓國人事革新處發佈的調查報告中，顯示韓國政府部門中的女性公務員在女權運動崛起的期間，依然感受到高層間有性別歧視的意味。該部門早於2月23-27日針對1萬5多名女性公務員進行了調查，有77.4%的女性同意在晉升過程中感受到性別歧視，同時卻有64.5%男性不同意存在性別歧視的問題。此外，根據《福布斯》的報導，韓國的職場中，身居管理層要職的女性比例依然較低，部分僅佔整個廿董事會及管理層的2%。

雖說，Metoo運動與職場性別歧視沒直接關係，但從Metoo運動起就能夠讓韓國大眾明白韓國女性在大部份場合上如何受到欺壓，甚至連被性騷擾都不敢直白表現出來。韓國根深蒂固的職場文化中，充斥著由男性主導的色彩，正如該調查報告所反映的，不少管理層在考慮晉升人選時，必會先考慮男性，因為他們願意在聚餐及其他時間對他們阿諛奉承，同時女職員害怕被高層上下其手之下，就被高層輕視。這原因亦反映於這調查之中，有29.8%女性認為構成職場性別歧視的原因，是受到以男性為中心的組織及社交文化的影響。

職場文化帶來性別歧視的普遍度，在韓劇作品中都反映了出來。2014年韓劇《未生》正正以職場人的生活困境為主題，帶出韓國的職場文化為勞動階層帶來的無形壓力，劇中姜素拉飾演的角色，是主角中唯一一個同是職員的女主角，在比例上除了形式對比之外，初頭其打扮均迎合了顧客及高層的需要而變得較為性感，這些均真實反映了韓國女性在職場上如何受到因業務及辦公室政治的欺壓。而最近的韓劇《經常請吃飯的漂亮姐姐》同樣展現了一個都市女性在面對職場壓力的心境，聚餐中被上司性騷擾、不接受上司的命令時遭到多重及不公的責難等都是現今韓國職場女性上仍遇到的問題。

可能有人會疑問，究竟韓國有沒有與香港一樣的性別歧視條例呢？其實是有的。早於1998年，韓國政府轄下的女性特別委員會（女性部）成立，目標是取消社會上對女性任何形式的歧視及暴力，並積極鼓勵韓國女性投身社會及參與政治。而於2001年成立性別平等部，2005年就改組為女性家族部。盧武鉉政府在任期間亦積極手一日人出不同形式及公約的《禁止歧視法》，而把法例項目截至2008年1月，韓國政府在就業範疇中訂立的反歧視條例約有15個，其中針對職場與性別歧視的條文，主是《推進女性社會地位法》、《男女僱用平等法》等。

但即使有法律存在，性別平權於韓國依然是棘手的問題，除了職場中的服從文化早已讓管理層習慣有奴性的勞工追隨之外，由儒家思想植入韓國社會的文化就知道，父權的概念在韓國絲毫不減。若要從職場上未見改善的性別歧視問題，去看整個大社會，要改善整個問題，不只是法律上，文化上亦需要加倍努力。政府應擔當主導角色，教導國民性別平權這些議題，讓不少人知道從性別層面上剝削、歧視、貶黜另一性別來建構更高的身份地位是不正確的事情，這些舊有的父權概念亦需透過社教化摒棄。但遺憾的是，早前Metoo運動期間曾有國民在青瓦台網頁上請願，要求在中小學加入女性主義的教育，卻被拒絕。

要教育女性主義的原因，是因為太多人對女性主義存在誤解，以為女權就是重新壓迫男性，締造一個「女權社會」造成更大的霸權。若要談及女性主義，其實不少人認為摒棄父權價值亦是替男性爭取權利，例如傳統文化賦予男性的性別定型、社會期望都會得到廢止。現時性別平權於韓國遇到最大的問題，就是民眾未能辨識女性主義究竟是什麼，還有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還未能透過社教化進行理智的批判。從職場性別歧視問題就可見，如果政府還未在性別議題上加倍努力的話，距離締造真正平等的韓國社會，還是很遠。

5月24日下午2點在韓國憲法法院重開了「墮胎罪」是否違反憲法的公開辯論。此次公開辯論繼2012年後時隔6年再次展開，是因為某位受到審判的醫生在今年2月份遞交憲法申訴後開始的。

請求人指，「胎兒的生存和生長完全依靠於母體，因此不能看做胎兒與產婦是同等水平的生命。」他還認為，現行法律限制了女性是否懷孕以及對是否放棄生育進行決定的自由，侵犯了女性的自主權。

目前，韓國法律對懷孕墮胎的女性判處200萬韓元以下的罰款或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對實施終止懷孕手術的醫療團隊處以2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012年8月，韓國憲法法院判斷刑法中的墮胎罪條款並未違背憲法。但當時有4人認為合憲，4人認為違憲，立場未達成大比數的同時上次辯論時認為合憲的法官已經退休，所以這辯論一直擱置至今。不過至今，在政府不同部門中就已出現意見分歧，在韓國網民間引起極大迴響。

韓國女性家庭部前日向憲法法院正式提交了應廢除墮胎罪的意見書。女性家庭部說明表示，因為現行法律中規定墮胎是違法的，所以墮胎手術以不同形式在暗地裡進行。雖然推測每年有17萬個終止懷孕的手術，但實際上墮胎罪的起訴案例只有10多宗，可以認為墮胎罪已經名存實亡。還有，最值得與女性自主權相提並論的，是只能暗地裡進行的墮胎手術，是手嚴重侵害女性的生命權、健康權及生育決定權，也侵害了女性可以安全接受墮胎手術的權利。因為在現行法律上醫療人員也要接受處罰，因此非執業醫療人員進行手術的事例很多，發生醫療事故時，很難獲得賠償。

但是，韓國法務部的立場與女性家族部不一，而且引起不少人的反對。法務部認可胎兒的生命權，並認為保護胎兒的生命是重要的公共利益，為了阻止墮胎而進行的刑事處罰是不可避免的。他們還表示懷孕是因為男女性交產生的結果，如果將性犯罪懷孕的情況排除在外的話，本意性交對懷孕有著未必的認識。也就是說，除了特殊情況之外，懷孕是性交的結果，這是女性的責任。因此，並不能看作是非本意的懷孕。

法務部還表示「胎兒的生命權是與生長狀態無關的需要保護的基本權。現行法律上對於墮胎是部分適用，法律並未過度限制女性的自我決定權，因此墮胎罪是符合憲法的。」法務部的回應遭炮轟的主要原因，是「懷孕是女性責任」、「女性應負責」的言論充斥父權色彩，在根本上已把女性的地位貶低，法務部的言論被指為男性說話，令男性更能對女性不負責任。

而與母子保健法相關的保健福祉部表示將遵循法院的決定，並未從部門層面提交官方意見書。韓國憲法法院將在3個月內向公眾交代及落下墮胎罪是否違憲的決定。

（內容大意來自Naver新聞，部份翻譯來自網上微博資源）

繼前總統朴槿惠在多宗與崔順實合謀貪污案被宣判監禁後，輪到前總統李明博任期間的貪污案開展庭審。雖有不少人重提韓國總統沒一個有好下場，但更值得留意的，是多個保守派的總統被起訴時，如何利用多番手段使自己試圖有機會脫罪。正如朴槿惠及李明博都共同利用同一手段進行不自量力的政治鬥爭，若要分析李明博貪污案，其態度可與朴槿惠的鬥爭相提並論，並充分展現保守派的政治手段特色。

與朴槿惠一樣，李明博同樣選擇出席首次的庭審，但由決定出席審訊到完結為此，李明博與朴槿惠一直堅持是文在寅政府的「政治報復」，所以稱之為「不合理的起訴」；就多項貪污、受賄等犯罪嫌疑全部否認，認為檢方是執行文在寅政府的政治命令，作政治清算。這明顯跟隨了朴槿惠的手段，試圖讓其支持者認為現今政府是存心調查他們，這場政治鬥爭卻沒有朴槿惠般詳細，例如投訴監獄侵犯人權、環境惡劣等。親李的份子亦沒親朴般放肆，舉行大規模的太極旗集會護航。

而5月23日的庭審上，他否認全部控罪的同時，不斷表明自己沒有與大財團公司如三星等有利益輸送，還否認自己對DAS公司的實質操控。除了狡辯稱自己上任後一直杜絕財閥勾結、並沒就DAS公司進行秘密資金的籌集及股價操控，亦多次聲稱DAS公司的所有人是其胞兄李相恩，而且「按常理」沒法理解為何他會牽涉於DAS秘密資金的問題。

事實上，DAS公司的嫌疑早於十年前第17屆總統大選期間已經曝光，但礙於當時長達十年的民主派執政後，不少保守勢力決定利用選舉進行政黨輪替，所以李明博仍能勝出大選。早於參選總統時，就被傳媒揭發他在參選首爾市長前，與一名美籍韓國人金景俊在1999年設立BBK投資顧問公司，最大投資者正是本身位於韓國慶尚道的汽車零件供應商DAS公司，而且三星旗下的保險公司三星生命均是投資者。當時被揭發於1987年成立的DAS是胞兄建立的同時，本身運營的資金根本不足以投資BBK公司。而DAS有這筆秘密資金的由來，是從李明博當時就任「現代建設」公司的社長期間，透過買入江南區的物業，在地價急升時賣出而得的資金，其後利用不法途徑投資入BBK公司，進行資金的籌集。BBK公司是否皮包公司仍是疑問。

此外，若李明博堅稱自己從政以來希望杜絕官商勾結的話，這根本是天大的笑話。這次庭審還就2009年12月李明博特赦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一事進行問話，檢方質疑，李明博為了申請舉辦平昌冬奧，而特赦同為國際奧委會委員的李健熙不是唯一的目的，檢方指李明博有以特赦為條件，要求三星提供DAS公司訴訟費，不法行賄。而且在2008年，檢方調查李健熙逃稅期間，多宗控罪都被法庭裁定無效。再加上李健熙因逃稅問題被判刑，國際奧委會委員資格早被取消，所以李明博的特赦原因顯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韓國的法律至今未能打破慣例，對於作威作福的財閥未能作出懲處，李健熙正是能夠逃過多次法律制裁的最佳例子。但這次庭審值得留意的，是李明博意圖像朴槿惠般抵賴，並意圖把自己在任期間侵蝕國家民主及經濟的表現推卸給他人，這無疑亦是徒勞無功、白費心機的政治鬥爭。

而他與朴槿惠的沒落，除了反映韓國民主化、去獨裁的道路重新恢復之餘，還能反映保守派的政治思維根本不能說服人心，而且確立威權統治後，終有倒台的一天，因為推行威權的時候，需經過不少違法及強硬的手段建立。而且，對於李明博、朴槿惠被拘捕及判刑，不是政治清算積弊的結局，皆因民主化進程最重要的，是對昔日破壞民主的當權者的控制國家的財團進行依法處置。這只是個開始。現時四大正式受法院制裁的總統全斗煥、盧泰愚、李明博及朴槿惠，除了被歷史記載為破壞民主化及自由經濟的當權者之外，韓國的新時代更應進步的，還有正式懲處控制國家財富的大財團，別讓他們多次消遙法外。保守派的倒台，意味著那些有份一同犯法的大財團的倒台日子也不遠，不知何時，但總有可能。

今天為韓國國會5月最後一次的會議，除了未能就《板門店宣言》達成協議外，剛才國會上已，以160票贊成、24票反對、14票棄權下通過備受爭議的《最低工資法修訂案》。而不少勞動界工會表示極力反對，並會有一系列行動要求重新進行表決，甚至要求文在寅總統取消國會所通過的修正案。

他們反對此修正案的原因，是因為根據上述修訂案的條文，截至2024年，員工獲得的所有獎金和福利津貼都被納入最低工資範圍內，即按照政府的承諾，每小時最低工資持續增加，而業主所承受的負擔將低於目前的水平，而變相僱主不會因最低工資的上升而增加成本，但同時員工所獲的工資比例會因所有獎金和福利津貼而縮小，所以該修正案顯然是為資產階級減少負擔的同時，剝削員工在此法下享有的利益，從而令《最低工資法》重新傾斜於商家。

值得留意的，是大部份投贊成票的，是在野黨自由韓國黨的議員。他們已經在多次國會上進行抗爭，反對執政黨或文在寅提出的議案，例如最近的修憲案及板門店宣言決議案都因為他們的不合作及拉布而未能通過，這次顯然剝削勞工的利益的《最低工資法修訂案》亦得到他們大多數的支持，明顯延續了李明博及朴槿惠的保守特色——討好商家而繼續剝削低下階層。

民主勞總表示，如果國會審議通過《最低工資法》修訂案，年薪在2500萬韓元的勞動者中，三成勞動者的最低工資上升餘地將會減少。韓國勞動界認為，受《最低工資法》修訂案影響最大的3000萬韓元年薪以內的勞動者的工資將會減少。而修正案通過後，有網民於青瓦台網頁請願，要求文在寅利用憲法賦予的權利，提出覆核修正案表決的正當性，並提出反對修訂案的原因。

電影《逆權師奶》截圖

我們常在新聞上看見有報告指出及預測，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到2030年將控制世界2/3的財富，以此揭示全球的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現象。沒錯，美國式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正正縱容了資本家能夠高度集中他們的財富，從而操控國家的經濟及財富分配。偏偏在這階級對立中最受罪，是佔大多數的平民及勞工。若重新窺視韓國勞工薪金的問題，就能看見現代世界勞動階層的不公平現象有多嚴重。

韓國各大企業向國內的金融監督院提交了多份2017年的事業報告。報告綜合分析過後顯示，市價總額排名首30位的大企業行政總裁(CEO)於去年的平均年薪為35.24億圜（約2556萬港元），為普通勞工或職員的38.9倍，他們的平均年薪只有9100萬韓圜（約66萬港元）。而年薪差距最大的大企業為三星集團，副會長與普通職員的差距竟達到208.4倍。

薪金差距不在話下，更不平等的調幅現象還仍然存在於大企業之中透過種種薪金調幅的趨勢就知道，不少大企業的薪金調幅都偏向管理層，管理層年年增長高的同時，勞動階層卻未見明顯的升幅，從而造成薪金嚴重不平等的局面。最誇張的是，三星集團副會長權五鉉於2016年的年薪為66.98億韓圜，但來到2017年竟升至243.81億韓圜。若把這情況放在財閥家族控制政府及經濟的角度來看，財富分配不均、財閥控制國家大多數人的財富的情況早已令韓國的腐敗問題難以解決。皆因衛報所進行民意調查中顯示，富者在國家施政上的影響力最大，而且造成更深入的不公平現象，繼成為比政府更大的權力集團後，將加深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從而造成更嚴重的階級鬥爭。

縱使文在寅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方針上，多次提供確實的勞工保障政策，例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保障非正式員工的法例等，來提高韓國的勞動市場質素，並收窄勞資雙方的待遇差距。不過，至今若從這數據看韓國勞工問題，這些政策還未有效減輕不平等的現象。備受質疑的，正是與薪金有關的最低工資。文在寅政府早於去年7月就將今年的最低工資調高至7530韓圜（約55港元），但同時引發了裁員潮、物價上漲、中小企違反薪金法的問題。

最低工資的大幅上調，就代表資方的生產成本隨之上漲，最直接能夠縮減因人事費用而產生的負擔，就是縮減人手。最近韓國的就業率持續放緩，反而失業率有逐步上升的現象，除了有行業結構調整下使不少人未能就業之外，還存在因薪金問題而遭裁員的因素，如製造業、藍領行業等，都出現不少了裁減人員的情況。薪金縱使上升了，卻未能保住工作的情況變得日趨嚴重。再加上薪金調幅持續不平等的關係，使勞工既容易失去工作，又只賺取微薄收入。

此外，早於兩年前討論最低工資問題時，就發現不少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未有遵守最低工資法，但政府同時在監督及管理企業實行最低工資中未見嚴謹，而且處分鬆懈，使部分不較有名的中小企業，甚至不足五人的民營企業中都未跟隨最低工資的標準。再加上過去政府在基本工資上根本未能達OECD（經合組織）的要求，OECD曾提出成員國的最低工資需達到全體勞工平均工資水平的50%，若按這標準，2014年韓國的最低工資應為5910韓圜（約43港元），但現實中2014年的最低工資只有5210韓圜（約38港元），遠低於預期。

而且政府在最低工資上進行管理，已是遲來的春天。皆因過往向商家傾斜的財政政策，早已令大財團習慣控制勞動階層的薪金升幅，以確實人事成本的負擔維持一定的水平。所以即使現今政府透過上調最低工資保障勞工都好，仍未能阻止到大企業資方控制公司大部份的財政資源。而眾多公司都出現這情況，自然令整個國家的大部份財富，都集中於這些佔非常少數的大財團之中，從而不斷影響政府的金融資源分配。

大財團為最大利益所得者，以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他們所聚集的財富是大部份勞工都未能享受，甚至由他們親手製造的經濟成果，都沒有機會享受得到。韓國政府要改善國內的勞工問題，不只是透過這些直接讓勞工受惠的政策，來保障他們的權益；更應該做的，是摒棄「維護大財團以保護國家經濟」的想法。

現今韓國的管治體(Governmentality)中最大的問題，是多屆政府一直以「財閥或大財團的未來就是韓國的未來」的思維治國，導致大財團能夠在韓國繼續造成不少經濟及社會問題，令勞工及中小企未能共享經濟成果。如果政府能夠有力量要求財團履行社會責任，把他們所集中的財富分享出來，就能締造更公平的社會，並且能夠讓勞工階級共同受惠，從而減低財富過分聚集的問題。具體方法？就是透過自身把勞工工資增加，還有利用福利讓勞工受惠。不過，在資本主義盛行的韓國，要從大財團的手中拿更多錢，是非常艱難的事，但政府率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再袒護大財團的利益，而且不要視他們就是韓國的全部，勞工的辛勞才是建構美好社會的最基本。

香港的樓價已升到不是正常人可負擔得起的水平，皆因政府多番縱容地產商及大財團，造成土地財產由他們壟斷，導致香港人不吃不喝30年才能置業。而在韓國首爾，住屋問題亦逐漸變得嚴重，甚至成為大部份青年人都認同的社會問題。最近的統計亦指出，首爾的青年需要不吃不喝9年才能置業。究竟還有什麼例子證明韓國的樓價亦變成問題？為何韓國的樓價與香港不斷飆升？

韓國保健社會研究院及韓國居住福祉論壇於5月25日發表了一項研究報告，內容主要講述韓國青年人居住的情況，根據報告總結指出，韓國青年人貧窮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不少收入都消耗於租金中，甚至指出置業困境的環境下，本打算以租屋減輕負擔的年輕人，亦因租金上升成為貧窮青年。報告顯示，2016年一共有5.2%的年輕人居住於半地下房屋、屋塔房（閣樓房屋）及考試院，比2006年的話8.4%為低，但仍比例仍高於其他類型的青年，例如與父母同住、青年合租公寓、青年夫婦等。此外，在獨居的青年人當中，租金支出佔月入的比例有20%的有56.9%，佔30%的有37%，這意指有三成七的青年人因租金支出而消耗三成收入。

大部份在韓國的半地下房屋、屋塔房、考試院(以下簡稱地屋考)的面積，猶如香港的劏房，不大於200呎，由於這三種房屋的韓文讀音分別與「地(地)」、「獄(屋)」、「苦(考)」相似，居住這些地方的青年均稱自己在遭受「地獄之苦」，來指涉自己在住屋問題上遇到的壓力，這三種房屋於青年人而言，不但未能達到最低居住標準，而且連這些房屋的租金一直上升之下造成不少壓力。2016年的資料顯示，因住屋問題感到壓力的獨居青年人由2006年的17.1%升至46.8%。

若要追溯問題的本身，我們該問，韓國的樓價及租金上漲的原因，除了通貨膨脹之外，還存在什麼原因。

若針對上述三種房屋租金的問題，除了為參與公務員考試的考生增多使對此房屋的需求增加外，不少土地的供應上亦受到士紳化的影響，造成土地地價昂貴的同時，亦令樓價及租金跟隨市場走幅上升。之前寫過一篇文章《韓國熱點新沙洞林蔭道大不如前：士紳化後勁不繼的後遺症》提及過，在首爾土地規劃中，為了讓更多首都範圍得到均衡的發展及提供活躍的城市活動，一些未開發的社區經規劃後地價急升，吸引高收入人士的再開發，導致該地地價不斷上升。而這現象不只在江南區發生，有不少地區同樣出現這情況，導致首爾不同地區的樓價及租金隨之而上漲，尤其接近大學的「地屋考」的租金更越來越超出大學生能負擔的水平，而地價透過土地規劃發展後，是不可避免地上升，樓價及租金與土地發展可謂連帶關係。

士紳化使不少地區的價值上升的同時，亦吸引不少本地及外地的投資者就不動產進行非常狂熱的炒賣。韓國有不少投資者透過炒賣不動產來購取更大的收入，例如購入物業後，不但不出租給他人入住，而且讓物業空置到理想價錢，然後透過轉讓來購取投資收入。全球房地產服務提供商第一太平戴維斯的數據顯示，韓國於2016年有約160萬宗買賣，按年減少5.6%，但單單首爾已佔有28萬宗，按年增加2%。來自彭博的數據顯示，2017年5月全國有大約8.5萬宗成交，首爾買賣的數字自2016年10月約2.24萬宗高位，回落至今年初的9219宗便止跌回升，至5月有約1.87萬宗，為全國最多。炒賣及投機過熱的情況早於首爾變得常見，同時令樓價不斷上升。

而針對樓價昂貴的問題，政府現行的政策中，有打擊炒賣的措施以防過度熾熱的投機使樓價繼續上升。去年6月19日就實施了樓市調控的政策，當中包括收緊房屋貸款額度，把可貸全款額70%的基礎上降低至60%，同時首期付款由原來的30%提升至40%。40日後就推出新政策打擊樓市炒賣，不論房屋類型及貸款額，最高只能進行四成按揭。而在房地產投機過熱地區如首爾各區，若買樓價超過3億韓圜（約208萬港元），必須向政府提交資金準備及入住計劃，確實買家有能力購買及自用目的。然而，炒賣風氣繼續之下，這些措施亦即將阻不住炒賣帶來的負面影響。

而且可惜的是，在本屆國會未能通過的修憲案中亦提出「土地公有」的概念來確保韓國的土地能夠更公平分配、更合理地使用，國家在必要情況下能夠作出限制及支援。不過，這修憲案未能通過的原因，就是不斷挑撥政治鬥爭的在野黨在國會上拉布及集體缺席的關係，令這些讓大眾獲得利益的修憲及政策都未能成真。而文在寅政府現今該做的，是需要就為樓市降溫的政策作出更長遠、更全面的思考及評估，務求讓青年人能夠回覆輕易租屋、輕易置業的生活。

四年一次的韓國地方選舉已在6月13日結束，雖然韓國的新聞大幅報導6月12日的朝美首腦會談，但今屆選舉並沒有因此而受到影響，投票率反而有所提升。而這次地方選舉除了選出17個行政區的首長及知事之外，還包括廣域議會議員、基礎議會議員、國會議員的補選等。若要用一句話總結這場選舉的話，就是「文在寅政府的最佳成績表，保守派遭受巨大懲罰」。

這次選舉最大的重點，就是最大保守派自由韓國黨在多個議席選舉中，均大敗於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在17個行政區的首長中，有14區當選人均為執政黨，只有慶尚北道及大邱為在野黨參選人當選。這樣大規模取勝的局面，是自韓國1995年開始地方選舉以來第一次見到的局面。此外，在國會議員12席補選中，自由韓國黨只能取得1席，其餘10席全由共同民主黨囊括。

從這個結果可知道，是次國民對於文在寅領導的政府的信任程度相當高，皆因共同民主黨這次選舉中不是沒有醜聞，如金慶洙的Druking事件、李在明被重提的女演員醜聞等，同時亦出現不少政治新勢力左右選舉。不過，在執政黨大勝的情況下，文在寅足以掌握施政及管治的主導權。若要分析執政黨能夠大幅增加議席的原因，除了文在寅積極主導南北韓及朝美首腦會談，促進韓半島的和平之外，文在寅積極進行政治改革、清除積弊的表現亦得到國民的認同。

除此之外，這次地方選舉最大的突破點，就是瓦解韓國政治中的「地區主義」。被視為「保守派票倉」的慶尚南道，競逐慶南知事的在野黨參選人金台鎬，亦以17萬票之差敗給執政黨參選人金慶洙，這可謂非常驚人的結果，亦打破一直以來慶尚道為保守派陣地的地區主義。此外，雖然執政黨未能拿下慶尚北道，但在朴正熙故鄉龜尾的選區中，曾出現執政黨票數大幅拋離的現象，雖至今的統計票數中仍多過執政黨，但綜合兩個現象來看，慶尚道的選民擺脫了過往支持保守派的形象，打破持續數十年的地區主義投票意向，這對文在寅的施政方面相當有利，並幫助他進行國民統台。

保守派為何會大敗選舉？原因很簡單，就是自朴槿惠勢力失守後，破壞不少支持保守派的選民的信任。已被法院起訴的李明博、朴槿惠來自自由韓國黨（當時名稱為大國家黨、新世界黨），黨員卻一直為其辯護，同時黨內沒有就此事作出負責任的回應。而政黨輪替後，保守派保持一貫的右翼特色，繼續要求政府以強硬及保守的手段對待南北韓關係及朝美關係，他們毫無改善政治策略，在不得民心的同時，卻對高支持率的文在寅作出無謂的批評，無疑是自取滅亡的表現。此外，自由韓國黨一直狙擊Druking輿論事件，甚至舉行大規模的絕食抗議要求政府調查，但同時傳媒卻揭發他們在十多年來的總統大選、國會選舉、地方選舉中亦進行過輿論操控，並發放假民意調查數據以奪取聲勢。這些動作均展露保守派無以為繼，失去民心，自見荒涼。

投票率不跌反升，顯示了韓國國民的公民參與意識增強不少，自2016年的燭光集會起，去到總統大選，都可見不少人對於保守政權的失望，從而透過手上一票改變時局。這次地方選舉的結果，更顯示了國民利用公民權利「懲罰」了侵蝕民主及自由的保守派政黨。

不過，執政黨卻不能因此而鬆懈，因為擁有高民望的情況下，更應著手改善國民的生活以鞏固其支持率。不少評論均指，文在寅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但未能在民生政策上取得良好成績，若要評論選民的投票傾向，有一個原因存在的，是國民不喜歡文在寅或其政黨都好，更不喜歡保守派政黨，這傾向幾乎接近「Lesser Evil」的定論。假如文在寅政府在未來一兩年，在民生政策上未能進步的話，也許保守派會借此革新，重振旗鼓，到時韓國的政局或許會再次陷入困境。

但最後值得評論的一句是，韓國國民能夠利用選票改變時局，在香港而言，只是人家光景，我們的公民意識？還是不要再說了。

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在我的文章中，都多次強調，女性主義不只是為女性爭取權益，還為男性從父權社會所賦予的性別價值中釋放，同是為男性爭取應有的平權。不過，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對「女權」、「女性主義」等字眼聞風而逃的原因，是因為不少人認定這些就是以欺壓男性的同時，再為女性爭取權益。香港是，韓國亦是。由此衍生的「厭女」、「仇女」情意結，在近年女性主義崛起後，應探究的，是這些文化解決了，還是拖著性別平權的後腿。

於2016年5月17日，首爾江南站內的一個地下街公廁曾發生兇殺案，受害者為一名20多歲的女性，而兇手被捕後表示，因為自己厭惡女性所以對她施下殺手。這事件當時引起極大恐慌，一來在人來人往的江南地鐵站發生如此命案，二來對於「仇女」情緒的爭議此起彼落。兩年後的第5月16日，有不少市民到首爾銅雀區兩性平等博物館中，為江南站兇殺事件中遇害的女性進行悼念，不少人留下了希望「針對女性」犯罪能夠減少，厭惡女性的情緒能夠由此消除。

不過，若看現時韓國的社會狀態，從犯罪數字及近年各種事跡來看，「厭女」情意結尚未有大幅減輕的跡象，更遑論對於女性主義的誤解。同一天韓國大檢察廳發布了關於涉及女性犯罪的案件數據，數據顯示去年有約3萬270宗針對女性的犯案，比2016年的時2萬7431宗增加了10%。

此外，今年初在教育界、演藝界及政界的掀起的Metoo運動雖得到不少人支持，但反對的觀點指，舉報性侵的Metoo運動不但強化了女性的脆弱地位，而且不少男性認為難以與女性社交，皆因害怕成為Metoo運動中的性侵加害者。此外，Metoo運動雖加強了韓國打擊性犯罪的意識，但同時勇於發聲的受害者或普通人被發現在職場上遭受歧視及孤立，甚至出現職員被不當解僱的情況。個人而言雖承認Metoo運動有其負面影響，但出發點絕對是好的，而且加強了民眾對性犯罪的認識，但無疑，Metoo運動被一些「厭女」份子演繹為針對及欺壓男性的運動，從而加強了與女性主義的對立面，例如韓國明星支持警方調查Youtuber被性侵事件被批評為「女權份子」的事件。

此外，最近的偷拍事件亦令到不少人對女性主義產生負面情緒，皆因一名嫌疑人在弘益大學偷拍男性裸體模特兒後，在極端女性主義的論壇Megalia進行瘋傳後，該論壇的會員取笑該男性的身體而引起爭議，此外，從而令不少人對於女權、女性主義存在誤解，以為全部支持女權的都是這樣極端——對男性進行恥笑、欺壓及評頭品足，甚至對男性主義進行報復。

韓國的婦女運動於近年興起，在父權主義已變得不可動搖的期間，無疑會遭到質疑及反對，因為社會上對於性別的討論仍困於「二元對立（binarism）」的框架，例如不少對女性主義者感到反感的原因，就是認為「支持女性，就是反對男性」。這論述變成了意識形態後，不少人就會相信女性主義並未帶來真正的性別平權，從而形式「仇女」、「厭女」文化，把所有無論支不支持女性主義的女性都視為可任意嬉弄及恥笑的對象。

固然，我們不能不否認，有極端女性主義會支持這種意識形態，但同時，除了未能在二元對立的女性主義議題中找到突破之餘，而且在反對女性主義的論述中，根本未能回答為何他們能夠視日常生活中，男性對於女性的多種「崇陽貶陰」式欺壓為合理行為。同時，男性作為欺壓者，背後同樣在這性別框架中受欺壓，皆因他們在父權社會中被要求成為強於女性、保護女性的人，這同樣是為男性進行定型，這些刻板的性別主義職場文化及社交關係，女性主義提倡的，就是摒棄這些擠壓男女性的文化。可惜，至今「仇女」現象仍未得到明顯的改善，而且在韓國圍繞性別的討論話題，毫無幫助達致真正的性別平權。只要困於二元對立的局面，就根本未能從根源解決問題。

英格蘭在深夜的比賽，憑哈利簡尼上下半場接應兩記角球，以2:1擊敗突尼西亞，全取3分，而南韓昨晚出戰瑞典，因金民友的一記禁區犯規，球証引入VAR技術，結果格蘭基斯射入全場唯一入球，瑞典擊敗南韓全取3分，與墨西哥同排小組榜首，這場比賽，南韓演出可以說是退步了不少，較之過去，他們並沒有很多的技倆破門。昨天全場5射零中，與揭幕戰沙特阿拉伯一樣，全場沒有一次攻門中龍。

昨晚若不是門將趙賢佑演出可人，上半場近距離擋出貝治的射門，下半場救出托禾倫的頭球，南韓可能早已大敗。事實上，自2010年世界盃後，南韓足球進入調整期，整體球隊技術不及以往，過去以體力和對手週旋的南韓，當今屆各支球隊在體能層面都有所提昇時，他們的技術層面沒有改善，有不進則退的感覺。這場比賽犯規次數很多，合共43次，瑞典20次，南韓23次，平均每兩分鐘左右就吹停比賽，全場實際比賽時間，瑞典是28分鐘，南韓是26分鐘。若不是出現十二碼，肯定兩隊都無法打破對手大門。

懷念大韓重炮手

以往南韓球員的遠射腳頭很重，1986年世界盃，崔淳鎬對意大利離門二十多碼，射AC米蘭門將加里的十指關。1994年，隊長洪明甫在美國世界盃接近30碼外百步穿揚，德國鋼門伊拿也束手就擒。之後的朴智星、李天秀、李榮杓等，都是腳腳七注的南韓國腳。當戰術不及身體質素對手時，外圍遠射是防不勝防，可是昨晚的比賽，南韓只有下半場有一個較具威脅的埋門，但前鋒黃喜燦轉身跣腳，未能衝前射門，其餘的攻門多數來自頭球，面對身型高大的瑞典，南韓高空攻勢並沒有任何甜頭，但卻沒有任何板斧拉控對手防線，未來兩仗面對更強的墨西哥與德國，實在不容樂觀。

德國在首仗落敗後，次仗對今仗全取3分的瑞典，無論各項條件都處於不利的情況。今早李榮基在香港電台《晨光第一線》中分析，面對擅於打高波的瑞典，德國需要作一定程度的戰術改變，以更多的小組推進及反擊打法，以破瑞典的防守。過去世界盃比賽，有不少球隊作出當機立斷的決定，挽救球隊出局的惡運。

1986年世界盃，英格蘭頭兩仗只得1分，在韋健士停賽、笠臣受傷的情況下，領隊卜比．笠臣以史堤芬、列特、賀治、比士利，代替了華杜、笠臣、韋健士、希利，結果對波蘭的生死戰踢來虎虎有威，連尼加上半場連中三元，1990年世界盃，阿根廷在首仗比賽以0:1不敵喀麥隆，次仗貝拉度作出五個調動，結果以2:0擊敗蘇聯。路維是否有決心，將昔日沒有表現的功勛戰將放在後備席，是德國出線的關鍵。

去年曾寫過一篇文章，討論韓國霧霾問題的成因，還有責任應歸誰等議題。事隔一年，縱使政府曾實施不同的措施，以改善空氣的情況，但來到今年的冬季及春季，霧霾的問題亦未見有改善。我們應重新討論的，是政府有否有效改善韓國的空氣問題，而且今年在東亞地區形成霧霾的成因，又是否能全歸咎於中國呢？

事源於最近韓國國立環境科學院於6月10日發布一項數據，統計了過去2017年首爾及各國其他大城市的空氣中顆粒物濃度，可吸入顆粒物（PM10）及微細顆粒物（PM2.5）為這次統計所採取的指標。而2017年首爾PM10濃度年均為44微克每立方米，PM2.5濃度為25微克每立方米。比起共同比較的巴黎及洛杉磯的數據超出2倍，巴黎分別為21微克及14微克每立方米；洛杉磯分別為了33微克和14.8微大口十戈每立方米。而首爾這一年再度成為霧霾嚴重的國家，研究顯示，受到霧霾中的微細顆粒物影響，韓國一年間約有12000人先於預期壽命死亡。而且根據空氣指數的比較，去年6月的霧霾因天氣關係有所好轉，但今年則未見明顯的轉變。

不少人都覺得，霧霾是中國傳來的，所以令到鄰近的國家都因為中國的空氣污染問題而受害。沒錯，這因素絕對不能否認，而且中國未有從根源解決問題。根據環境部及環境學科學院去年7月與NASA共同發表的結果顯示，首爾市內的空氣污染物中，有48%來自國外，當中有34%來自中國。不過，反過來看的話，即是有52%的污染物是韓國國內產生的。

值得留意的是，韓國政府在兩年間處理霧霾問題上未夠進取，同時長遠來說，根本不能在根源改善問題。還記得今年1月15日我在首爾時，免費地在下班時間乘坐地鐵，因為首爾市政府為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作出的優惠措施，同時試行單雙號行車限制的指施，然而當天錄得的空氣污染水平只改善了1.8%，但同時此措施消耗了50億韓圜。此外，政府還決定購買多部空氣清新機放置於軍營等地方，讓在戶外工作的人能夠透過清新機減低霧霾的污染物。這些方法均盡現「斬腳趾，避沙蟲」的特色，從而未能真正改善空氣問題。

可惜，從多日的空氣污染數據可見，韓國的霧霾情況沒有得到改善，甚至變得嚴重。政府在火力發電仍為主要發電的模式上仍須努力，至今韓國燃煤發電的比例仍超過40%，當中還包括排放大量煙霧及二氧化碳的舊發電站。柴油汽車的使用量仍未見明顯的下降，令空氣中的可吸入懸浮粒子濃度未見下降。再加上首爾在地理位置來說，為盆地構造，被不少山頭環繞，並且城市化密度越來越高的情況下，空氣污染物的擴散亦變得困難。更嚴重的是，不少在韓國的跨國企業及大企業在排放方面仍未達標。

韓國政府至今仍未能作出具遠見的空氣污染對策，限行柴油車、私家車等亦未能足以改善道路上的空氣問題。最先要的，是改變能源發電的模式，把傳統火力發電對環境造成的污染減少。同時政府應該對於大企業的傳統生產模式作出限制，讓大企業能夠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帶頭減排。配上教育及宣傳等不可或缺的策略，才能令更多人主動投入環境保護的行動，由政府帶頭改善霧霾問題。

寫這個主題，或者會引來「左膠」批評政治不正確──啊，男人女人都有眼淚啊，為甚麼要特別標榜男人，你這不是特別抬高嗎？可是我以男人的角度來看，在這個社會，今時今日仍然被教導「男兒有淚不輕彈」，流淚，等於軟弱，所以多大的情感，都只能強忍。如果，世上要找一處地方讓男人痛哭，而不受責難，而真的可以釋放情感，不用多想，那一定是球場。

第一次是幾時？不是1991年公牛首次贏得總冠軍，Michael Jordan在更衣室抱住冠軍獎盃痛哭，而是再早一年的世界盃。那一年的英格蘭，可說是近30年來最有冠軍相的一隊，比起千禧年的「雙特」，當時的連尼加、加斯居尼、柏列和華度等好手，加上當時睇森林愛上的左閘重炮皮雅斯，以及另一位鐵血隊長「屠夫」畢查，絕對有力問鼎。可惜英軍未竟全功，在四強面對西德（一支我至今仍非常討厭的球隊），最後互射12碼出局。令我畢生難忘的痛哭並非來自射失12碼的華度和皮雅斯，而是天才中場加斯居尼，當加時階段領黃，累積夠數而肯定無緣在決賽上陣，他當下崩潰，無助地拉起波衫拭淚，是我首次見證男人的眼淚，可以如何動人，之後到英軍真的出局，反而不及這一幕悲壯。

這屆世盃由亞視奪得，也是首次沒有廣告的直播，是我首次幾乎睇足的比賽，喀麥隆的米拿、歐洲巴西南斯拉夫、赫傑的長傳、史基拉斯的神勇、禾拉和列卡特的口水戰、甚至是12碼之神哥高查，全都不及加斯居尼的眼淚來得令人深刻。或者因為之後才得知這是英軍難得的高峯，也是「肥仔嘜」最後的高潮，因為接連幾年的嚴重傷患，加上不能自控，導致這名英軍最後的天才沉淪不起。英軍在近30年後，也從未試過比這次更接近冠軍。

可是談到最深刻的眼淚，不是來自國際賽，而是一場球會賽，那是2014年的英超。利物浦在非大勝不可的比賽，最後被水晶宮迫和，完場後，謝拉特雙目無神，蘇亞雷斯則一直拉起7號球衣，不讓球迷見到他的眼淚，直到謝拉特上前把他帶走，高路托尼送他入更衣室。那是無淚之淚，因為全程都見不到阿蘇如何落淚，可是我們都感受到他如何悲痛，當謝拉特和他擁抱的一刻，所有紅軍球迷都感受到同樣痛楚，想必有不少同樣留下了男兒淚。

在今屆世界盃，也不乏令人難忘的掉淚場面。包括小豆擊敗德國時的喜悅眼淚、尼馬在補時入波，助巴西勇挫哥斯達黎加後的跪地痛哭，以及剛過去的周六晚上，南韓不敵墨西哥後，孫興民回到更衣室後的痛哭。輸波之後，南韓出線已近絕望，在球場時已見到孫興民雙目通紅，當回到更衣室，就算得到總統文在寅的安慰，輸波而令大韓民族無法出線的壓力，壓垮了這位熱刺球星（巧合地與加斯居尼一樣），我們不在現場，但從南韓傳媒的幾張相片所見，那是傷心欲絕的眼淚。

流淚痛哭，其實沒有好羞愧的。孫興民在這場比賽，不斷奔走，從不放棄，在最後關頭射入金球，雖然為時已晚，但跑到抽筋，拚盡到底的激情，是真男人的血性和堅持；人人都有軟弱時，90分鐘的戰鬥過後，再強的人也有權利去疲憊，因為人始終不是機器。

那是狄更斯所說的，We need never be ashamed of our tears.丈夫有淚不輕彈，男人哭吧也不是罪，若想嚐嚐闊別已久的眼淚滋味，最好還是濺落球場吧。

周一開始，進入分組賽最後階段，所有比賽時間定為晚上10點及凌晨2點，同組的當然同一時間進行。守尾門的是另一位感情豐富的球王C朗拿度，帶領葡萄牙面對尚有出線希望的伊朗。目前葡軍4球都是由C朗射入，攻勢單調，反觀伊朗防守甚穩，加上領隊基羅斯又熟路，恐怕不易再有士哥；葡軍和波足以次名出線，雖會有爭首名之心，可是整體表現未必能做到。決敲伊朗下盤，半個博一個之局。

心水推介：讓球：星期一6 伊朗（下）

原文刊在作者 Medium
作者 Facebook Page

早前已寫過兩篇文章，提及到韓國就最低工資法及其修訂案的通過後，引起不少勞動界的不滿，還有一篇關於韓國勞資雙方薪金差距的問題。而來到現在，圍繞社會的爭論，都是關於最低工資法所引起的風波。如果我們綜合分析由文在寅政府所提升的最低工資，以及修訂案的問題，就可見文在寅政府暫時未能妥善處理最低工資所帶來的社會問題，而且未能確保政策能夠保障勞工權益。

在之前研究韓國的勞工及社會問題的文章都提及過，如果單靠最低工資來改善勞工的工作環境及生活水平的話，是絕對無可能解決的。文在寅上任後，就把最低工資上調16.4%，去到每小時7530韓圜，為近年來升幅最大的一次。但與此同時，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在多個地方都浮出水面，韓國的物價、租金等都持續大幅上漲，以食品為例，首爾地區大部份韓國食品的價格均持續上升，如冷麵、五花肉等價格均上升了5-10%，在首爾吃一個午餐，平均已需45-50港元或以上。此外，勞工的工作環境並沒有因此而改善，除了裁員人數大幅增加之外，不少低技術行業、製造業等中年勞工都因為最低工資的關係而得不到聘用，因為僱主希望以同樣價錢聘用一個年輕勞工，但同時年輕人「高不成，低不就」的關係，造成韓國勞動市場嚴重失衡。

此問題已在韓國變得嚴重的同時，《最低工資法》的修訂案在國會獲得通過，更令勞工的工作條件變得嚴峻。本身最低工資法的提出，限定勞工所得到的最低工資，只是薪金，其他勞工福利的項目均為例外並必須獨立計算，而修訂法提及的，就是最低工資範圍內將納入所有獎金、花紅及福利津貼，僱主在支付薪金時的比例變相減少，因為那些福利將佔於薪金的一部份，但與此同時員工所獲的工資比例就會減少。所以《最低工資法》變相為僱主減少生產成本的同時，剝削了員工的應得工資。根據統計，年薪為3000萬韓圜以下的勞工最受影響。

由此可見，最低工資的大幅增加沒有令勞工受惠，修訂案使法例保障收窄，更剝削了勞工權益，而同時文在寅政府並沒有行使憲法賦予的「拒絕權」來重新審理此法的修訂案，所以明年起，被扭曲原意的《最低工資法》將會完全實施。

要真正保障韓國勞工的權益，單靠最低工資已絕對不足夠，對於最低工資帶來的負面影響固然應該解決，但更應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應有什麼配套來配合最低工資來保障勞工的權益？標準工時的立法是必須的，現今通過的法案，令韓國勞工的標準工時為52小時，當中的12小時為超時工作的上限，若超過12小時則需進行補貼。而此法會率先在大企業實施，但別忘記了，在韓國，無論大企業還是中小企，超時工作並不是罕見的事，如果全韓國不同行業都能實施一套適合的工時標準，則會令不同階層的勞工受到保障，同時能夠確保津貼不會被公司壓榨。

下一步更該做的，就是引入「基本收入」的思維締造更平等、更幫助在職貧窮人士的社會。之前寫過一篇文章《韓國勞工的持續不平等現象：天淵之別的勞資薪金差距》提及到，韓國勞資雙方賺取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造成少數的資歲階級控制了國家大多數的財富。如果文在寅政府能夠逐步引入「基本收入」的概念，將會為在職貧窮、低技術工人、退休老人等低下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從而幫助他們應付通貨膨脹、薪金未達基本水平、技術性失業的問題。如果要達成「基本收入」的目標，對他們發放補貼是值得考慮的方案，以求達到資源及財富分配更平均，並且改善貧富懸殊的問題。同時鼓勵低下階層能夠在工作以外，做更多有利社會發展的慈善活動，改善貧窮問題。

若要評論文在寅政府上任一年的表現，在外交層面比起十年保守派的政府絕對有所進步，但在內部施政方面仍需要加倍努力，作為左翼份子的文在寅，在政策上仍未能就保護勞工權益的層面把好關，這方面絕對仍須努力。

自去年動物保護組織Care控告富川市一間狗肉農場的經營人後，最近才被公開指，韓國法院破天荒作出屠宰狗隻作肉吃的行為違反法律的裁決。事件一出就重新掀起狗肉文化的爭議，不少關注動物權益的支持者（我也是）都開始觀望政府會為吃狗肉立下禁例，然而這個議題在韓國仍並非全面一致意識，反倒存在不同層面的矛盾。究竟他們對於狗肉文化的分歧是什麼？從何見得他們有著這樣的矛盾？

韓國輿論調查專門機構Real Meter於6月22日公佈了一項調查的結果，問日人月金主要針對是否贊成立法禁食狗肉。雖然不少動保組織陸續提倡禁吃狗肉，而且有不少年輕人表示沒吃過狗肉，而且不會吃狗肉，但數據顯示，贊成立法禁狗肉的有39.7%，反對立法的竟有51.1%。縱使比起2008年的數據，贊成立法的比率上升了10個百分點左右，但在民調中顯示出的，反對立法的仍佔多數。

回到議題本身，大部份主流論述均稱在韓國食狗肉，是合法的。不過，若審視回韓國政府多年來對於食品安全及衛生的法律條文及其演變，其實用「不違法，但不完全合法」形容韓國對於狗肉的法例會更為適合。

曾經於1984年，狗肉被政府定性為「令人厭惡的食物」，不過落下這定義的目的，一直被猜測為爭取1988年奧運會的主辦權而故意提升國家的「文明水平」。的而且確1988年後，政府開始對屠宰狗肉、狗肉店等沒有進行嚴格的規管，2001年的漢城（今首爾）市長更加表示不會在2002年世界盃期間出售狗肉。不過根據現今的食品衛生法，雖沒有嚴格執行食狗肉的限制，但法律明文規定任何食品的成分不能包括狗肉。除此之外，韓國的「畜產法」中指出，狗被歸類為「家畜」的一種，所以食狗肉並不違法。所以，違法就違法在於不能利用狗肉作製成食品，但直接食狗肉卻沒有被直接禁止。

本身韓國人相信，食狗肉能夠「以熱制熱」作為補身的食療，而且特別在一年之中最熱的時分進食而抑制燥熱。不過，隨著來自西方國家的動物權益運動開始提倡後，不少韓國的年輕人均對狗肉避之則吉，因為越來越多人視之為「不文明」、「蠻族」的文化，所以食狗肉的文化於韓國不斷式微。最顯著提倡韓國人不食狗肉的例子，就是1994年知名法國演員Brigitte Bardot向時任總統金泳三寫了一篇親筆信，要求總統想辦法杜絕韓國人野蠻地對待狗隻，否則將會抵制韓貨。

這亦可引伸作為一種後殖民主義的論述，除了受到美國式的意識形態滲透之外，日本對於韓國的殖民都可以解釋現今韓國人對狗肉持負面態度的原因。日本殖民統治韓國時，為了提升殖民地的文明程度，不斷要求韓國人跟隨日本的社會風氣及文化，利用他們的標準去定義文明。與此同時因為日本人不吃狗肉的關係，故對韓國食狗的文化非常歧視。若利用這個角度觀看韓國人反對食狗肉的原因，亦能看出背後所支撐的文化及政治因素。

而根據最近調查顯示，首爾市內售賣狗肉的食肆於10年間有4成已倒閉，由2005年的528間，跌到2014年的時329間。這調查更顯示受訪者中有4成沒食過狗肉。除了後殖民的角度之外，還有不少傳媒均在這二十年間大力報導狗肉店對狗隻殘酷虐待、狗隻生活於惡劣環境的新聞，使人聞風喪膽，直到2011年，韓國取消了狗肉節，2018年平昌冬奧前夕更關閉最大的狗肉市場，同時對餐廳作出資助以更換餐牌。不過，現今狗肉文化的最大爭議點，就是應否為此立法，禁止任何人進食狗肉。

出現「反對立法」多於「支持立法」的反差也好，我們在探究狗肉爭議時需要分清楚，是「贊成／反對食狗肉」及「贊成／反對立法食狗肉」屬於不同的層面，例如反對食狗肉，並不代表贊成立法食狗肉。這個推論大抵可以從韓國動保組織的數據中看出來，因為組織「動物解放浪潮」所發表的數據顯示，對食狗肉持反對意見的有46%，贊成的有18.5%，這正好與Real Meter的調查成對比。最主流的推測，可謂因為立法與個人行為存在界線的分別，我個人行為不支持，不代表就贊成用立法禁止其他人的權利。這種立場亦可以以支持「同志」與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分別作對比。雖說「個人即是政治」，但在不少情況下，會把個人層面（private sphere）與集體（public sphere）分得清清楚楚。

於我而言，作為一個關注動物權益的人，固然支持立法禁止食狗肉，同時亦非常反對狗肉文化。不過，我亦理解為何反對食狗肉同時，不會支持立法的原因。皆因單靠立法禁食狗肉並非真正能夠教育社會愛護動物的意識，而且牽涉一個更長遠的議題——食肉的文化如何產生。只能說，立法不是最好，但已是最好的做法，就動物議題去進行直接的教育。

縱使韓國在數十年間經濟不斷起飛，來到現在更躍身成為亞洲經濟強國之一。這有賴於朴正熙上任後不斷進行經濟及工業化開發，同時扶植財閥家族以大企業的形式積極參與國際分工，成就他們成為韓國最主要的經濟支柱。不過，來到現今，韓國的經濟甚至政治制度都被財閥家族背後控制，所造成的社會矛盾亦於這十幾年間變得嚴重，同時經濟發展亦不斷放緩。這種經濟模式如何出現危機？政府要改善經濟，最先該以什麼方向改善？

韓國作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其一成員國，該組織於6月20日發布了《2018韓國經濟報告》，指出雖然過往財閥主導的經濟確實為韓國的經濟作出不少貢獻，而且令韓國成為世界第六大出口國，但現今韓國的經濟過份依賴大企業，而且財閥主導下的出口模式亦即將到達臨界點。報告更指，大企業的家族管理模式已陸續出現多種問題，例如與政治的聯繫過多致腐敗問題，財閥三世營運實力不夠致出現股權及經營爭議等。

三星、現代、LG等財閥家族佔韓國整個GDP的85%，但他們在政治上的干預從未見平息過，於這十年間更顯見政治衰敗，經濟壟斷的困局。若要追溯前十年李明博及朴槿惠的經濟政策，他們均利用「市場主導式」、「創造型經濟」的模式，並由強勢政府及大財閥主導。兩人均不斷補貼財閥，讓大企業能夠提出資金配合創新，並創造新的就業動態。不過，向財閥傾斜的經濟政策，顯然令大企業的勢力坐大，造成嚴重不平等的勞動市場及經濟模式，依靠市場進行資源的配置實質已由大企業操控，再加上國家不同的創新模式只由大企業壟斷，更多優秀人才及創新經驗都沒有讓不同形式的企業得到傳承。這不但造成不少韓國社會結構性問題，而且存在隱憂——假如大企業突然出現大型波動或生產水平崩潰，將「牽一髮而動全身」令整個韓國的經濟出現嚴重的「倒塌」危機。

報告指出的家族控制企業問題，亦令大企業開始出現無以為繼的情況，促使瓶頸期的發生。財閥家族從來是大企業的支柱，所以多個管理層職位均由他們壟斷，甚至出現過「連升幾級」的不當招聘及人事調整。外部理事的勢力範圍永遠比家族小，最多只能達到均衡局面。再加上財閥三世接手經營後的大企業後頻生醜聞，例如政治腐敗、實力參差等，雖然大企業至今屹立不倒，但在他們未能穩妥支撐經濟的情況下，就會令韓國的經濟出現不少阻滯。家族對財閥的支配未必能夠確保大企業的運營能夠持續及穩定地發展。

韓國現今的經濟模式已浮現不少問題，大企業的壟斷持續，但同時背後卻已存在更多不穩定因素，但這個場面足以造成不少社會問題。經濟輝煌後，勞工的生活條件卻令人擔憂，工時長薪金少；青年人只希望投身大企業工作而自願失業；樓價不斷上升令國民生活質素不斷下降。整頓整個韓國的經濟，要視乎政府及商界有否這個決心進行以下的改革。

最先應做的，就是重新締造更公平、更良性的市場發展。大企業的壟斷下，令財富更為集中於富者身上，同時卻留下大部份人成為「低端人口」。韓國政府應強化中小企業競爭力，除了提供資源及技術的支援讓中小企保持經營實力外，更應向青年人提供在中小企就業及創業的誘因，讓中小企業資金及經營困難的局面得到緩和，同時解決人力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同時，政府亦應該開放機會予中小企業參與創新的新商業模式開發。中小企能夠保持競爭力的情況下，就能讓韓國的經濟不會過份依賴大企業的發展，良性競爭的同時，亦能共同分擔韓國的經濟發展。

有人或會認為大財團只會依照以往方式管理自己，放任家族控制資本及股權。但其實大企業的集團改革是必須的，因為要杜絕大企業崩塌的機會，放棄以往財閥家族的控制及壟斷是非常重要。公司的運營應予賢士作主，獨立性及自主性是能夠讓一個真正有經營實力的人，令管理層及業務都能更持續穩定發展。政商勾結固然要不得，而且強化獨立性才是長期能夠令大企業更有效發展。配合中小企的扶植，就能夠令韓國的經濟更多元化、更具前瞻性。

韓國的經濟看似非常發達，但內裡已經發生不少問題，令社會出現不同形式的毛病，而且大企業本身亦開始出現動搖，所以韓國政府及大財團更應加把勁從這兩方面入手，讓韓國的經濟逃出瓶頸期的同時，能夠在長遠時間健康發展。

因世界盃而舉世矚目的南韓國家隊選手孫興慜，在國內國外同樣招攬了不少球迷，連南韓總統文在寅都親自擁抱他。甚至於數天後有網民上青瓦台網頁請願，表示願意替他服兵役，為求他能繼續效力國家隊。我們是時候借此新聞回想一下，當初南韓成立的兵役制度的目的是什麼呢？朝鮮半島局勢變得平和後，用作備戰的兵役制會否放寬更多呢？

朝鮮半島分開南北後，為了抗衡北韓的共產主義勢力，當時南韓威權政府以「保護國家安全」之名成立「徵兵制」，並把「韓國國民都有義務服兵役」寫入憲法，不過這規例尚未適用於女性。其後總統李承晚及朴正熙並沒有在韓戰後裁軍，反倒繼續實行兵役制以應對南北對峙的局面，並透過洗腦式教育國民要透過服兵役與「共匪」對戰。至今，如被發現有人刻意逃兵役，就必須遭受牢獄之苦，南韓至今已有超過19000人因逃兵役而坐牢。而最近韓國的大法院亦再次作裁決指，懲罰因宗教、良心作為由拒絕服兵役並不違反憲法，寓意至今的兵役法仍強力鼓勵所有男性接受軍事訓練。

在北韓，成年的男性同樣需要服兵役，以對抗資本主義的「美帝」及「南朝鮮」的威脅。南韓1年半，但北韓男性就需要10年，並規定要在大學畢業後即時服役。而且北韓女性由自願申請服兵役，於2015年改為強制性，甚至需要在高中畢業後入伍。這舉動是為了增強兵源及武裝力量，防禦當時仍處於緊張關係的南韓。不過金氏家族優待有大學文憑的人，只需要服5年，就讀理工科的更只需3年。不過，北韓的軍事訓練比南韓更為嚴格，當中非常強調「飢餓訓練」來側面配合北韓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如何能夠忍受飢餓下繼續抗戰。

本身南北韓以「義務兵役」及「全民皆兵」為戰略相互防備，始終韓戰發生後不過，韓戰發生至今已經有70年，再加上文在寅政府主導下成功與北韓重新建交，民眾對於兵役的想法開始出現轉變，開始質疑是否需要繼續以「防範北韓」為目的的兵役制。然而，政府沒有明確表示，但政府已就兵役制進行改革，最鮮明的例子，就是把兵役年期由2年減至1年半。不過，縮減兵役年期被不少人認為是政治技倆，出發點並非與北韓關係正常化有關。

若重新審視南北韓重新建交後的情況，韓戰至今仍維持「停戰」狀態，並非「結束」戰爭，因為南北韓現時只商量好會於今年年內簽訂協議結束戰爭狀態。如果南北韓落實結束戰爭的話，昔日用作抗衡對方、預備戰爭的兵役法已變得無意義，日後南韓會否因而放寬徵兵制，甚至轉為自願當兵制？這絕對是值得想像的。

若參考與南韓相鄰的日本，日本在帝國主義興起的時份，於1873年為了積極向外擴張，就需要即時強化軍事實力，從而實行全民徵兵制，無論男女都需要服兵役，1927年軍國主義興起時更正式把《兵役法》寫入憲法，強制性要求所有日本人參軍以加強天皇制軍隊的實力。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因戰敗投降而廢除了《兵役法》，而1950年更改為「募兵制」（即自願當兵）。借鑑這段歷史的話，南韓跟隨日本的步伐修改兵役制度並非不可能。

於南韓而言，若不需要防禦北韓，把兵役制度改為募兵制絕對是百利而無一害。除了能夠向北韓展示建交誠意之外，首先，南韓出生率持續低迷，適齡服兵役的人口亦不斷萎縮，韓國20歲男青年於2014年的人口統計為38萬人，預計於2022及25年將會減少至25萬及22萬人，長遠來說兵役服務供不應求，對國家而言不是好事。其次，南韓軍隊隨著現代化及美國的支援下，不斷購入新型武器裝備的同時，駐韓美軍的費用高昂，軍費已開始成為國家經濟的負擔。根據統計，2017年韓國的軍費高達368億美元（約2.8兆港元），為世界第十；同年駐韓美軍的協防費、美軍基地工作的韓籍人員工資、基地建設及後勤補給亦逾8668萬美元（約6.8億港元）。假若南韓由此改制，狀會節省大量軍費資源，把資源可轉移到改善民生的政策之中。

按照這個推論，韓半島的和平關係及戰爭狀態的結束，或會令韓國的軍事政策作出重大改變。我們可以透過孫興慜的兵役議題，去回想南北韓徵兵制本身的意義，還有存在的爭議。

很多人都有問過一個問題，為何2016年尾「反朴」燭光集會中，朴槿惠只有道歉，卻沒有出動水炮車及警力進行鎮壓。如果一份秘密文件告訴你，朴槿惠當時曾計劃重演光州事件及六月民主運動，也許會嚇你一驚。同時，原來我會於去年成為武力鎮壓的其中一個受害者。究竟該文件如何反映朴槿惠的鎮壓計劃？如何反映保守派扭曲的政治觀？

事緣於韓國軍方人權中心於7月6日公開了一份機密文件，是由國軍機務司令部於2017年3月製作，指出軍方曾與朴槿惠商討針對燭光集會持續進行的對策。文件寫出由於燭光集會由2016年10月持續到3月的關係，考慮到民眾活動會有升級的因由，所以朴槿惠於當時計劃派出200多架坦克、550輛裝甲車、4800名士兵及1400名特種部隊在首爾多個地區進行駐守及鎮壓。軍事人權中心表示，當時的傳言完全屬實，而且派兵規模有如1980年的光州事件。除此之外，朴槿惠更制定針對反對黨人士的對策，當中包括以「國安法」為由，拘捕反對派政治人如文在寅，以及參與集會的市民及藝人。

早於2016年11月就已傳出青瓦台已就燭光集會進行對策，包括實施戒嚴令禁止國民晚上在外活動，而且會出動軍方鎮壓。不過當時青瓦台發表聲明否認傳言，並批評在野黨的指控不負責任及蠱惑人心。可惜事到如今所有傳言均已得到證實。除了針對燭光集會舉行的地點光化門之外，朴槿惠還計劃在多個政治場所進行嚴密駐守，如青瓦台、憲法法院、首爾政府廳舍、國會議事堂及國防部。可見朴槿惠在爆出親信干政門後，有多麼懼怕群眾的力量，不過最終還是「風水輪流轉」，由昔日第一位女總統的美譽淪為政治階下囚。

我們該回想的問題，就是為何保守派的政治手段，只能透過強硬手段建立威信？右翼政治能夠在今日或昔日取得一定程度的支持，有賴於他們常要求的「強人政治」。他們不滿左翼政治人所要求的「管治體」、「多元及平等文化」等政治思念，轉至希望有一個強人領導者透過擁抱他們的核心價值，把他們的訴求能夠在社會一一實現。但右翼政治偏偏利用這種民粹主義，轉化為能夠凌駕於現有的法律及政治體制的政治思維，但不得人心的是，他們建立威信的背後，卻利用推翻現有的政治格局，控制監視當權者的傳媒及反對派的聲音，向威權主義傾倒，但同時側面呈現他們有多虛弱。

李明博於2007年總統大選中以48.7%當選，實現了由左翼政黨執政轉移至右翼保守派執政。縱使他選舉時有BBK貪污案纏身，但國民仍轉至投向保守派領袖的原因，除了認為過往十年金大中、盧武鉉在對朝政策上未能強硬，而且批評他們的改革無助振興國家的經濟。偏偏李明博是由商家出身，他選舉時就承諾會讓經濟成長率達7%，甚至執行「大運河」計劃以求承諾能夠令國民富足。支持者成功塑造李明博的「強人」形象同時，他亦利用這種以經濟作為核心價值的民粹主義成功當選。

而這聲勢亦延續至朴槿惠身上，她競選時就承諾要讓經濟民主化，加大市場經濟的角色來吸引民眾繼續支持。偏偏放任市場經濟的做法，令財閥勢力不斷坐大，當然提升了經濟實力，但同時締造更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貧富懸殊、資產階級剝削勞工等。而他們建立威望的做法，當時透過箝制傳媒言論，為他們塑造形象。所以她計劃武力鎮壓燭光集會的做法，亦不足為奇，因為保守派的政治思維中，最害怕反對派的聲音大於他們。這種態度同樣能夠用「二元對立(binarism)」的理論解釋，一旦有人對其做法作出異議，就會即時定義他們為「他者(other)」及「反對者(opposite)」，造成「非黑即白」的對立場面，卻沒想過兩者之間存在著的可能性，然而透過製造對立後，就加強支撐他們的民粹主義來緊守威信。

戒嚴、武力鎮壓這些手段，均是利用精英主義中對民主運動的排斥，結合民粹主義後產生的手段。偏偏，燭光集會所凝聚的民主力量，令朴槿惠被彈劾，如今仍在接受法律的審判。在歷史的巨輪中常見的，是保守派所建立的威信並非永恆，終有倒台的一天。但我們要謹記的是，朴槿惠試圖戒嚴及暴力鎮壓，是法律還未進行審判的事。同時，保守派的政治手段如何危險，是我們該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