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媒體或新聞在報導分別在4月及9月舉行的南北韓首腦會談，焦點都放在文在寅與金正恩之中，並分析他們在會談上達成的協議如何動搖韓半島局勢，從而令大眾的焦點都只集中於他們倆身上。偏偏這次平壤首腦會談中卻存在另一值得留意的焦點，就是兩位領袖的夫人。

在9月18日開始的首腦會談，正當南韓總統文在寅及北韓領袖金正恩展開會談時，倆領袖的夫人金正淑及李雪主就訪問了北韓金元均音樂綜合大學，進行音樂、藝術等文化交流，而該大學以愛國音樂家金元均而命名，他以著作兩韓國歌《愛國歌》聞名於韓半島。而北韓方作出這個訪問安排，正正參考至兩人的音樂背景。先於4月舉行的首腦會談中，第一夫人的外交早已成先例，在發表《板門店宣言》後，金正恩夫人李雪主到場後，隨即與文在寅夫人金正淑進行相互問候及交流。

這次「第一夫人外交」就比起上次更前進一步，以她們的共同興趣作基本進行更深入的來往。金正淑本在慶熙大學校主修聲樂，與文在寅結婚前更曾為首爾市立合唱團的成員。而在文在寅參與總統大選時，她更多次出來獻唱拉票。金正淑獲得注意及受到熱議的瞬間，就是外訪菲律賓中，觀賞音樂表演時起身跟隨跳舞，展示了她對音樂的興趣。而比金正淑年小35歲的李雪主曾就讀北韓最大的藝術學校，不但曾加入北韓啦啦隊，還曾為北韓銀河管弦樂團的獨唱歌手，與金正恩結婚後就開始負責北韓的音樂事業，並曾參與北韓三池淵管弦樂團的創辦。

兩大夫人在這次見面一拍即合，在金元均音樂綜合大學一同觀賞管弦樂團及合唱團的表演，一首韓半島無人不曉的民曲《阿里郎》看得金正淑及李雪主津津樂道，記者亦捕捉到兩人在台下交流不斷，還會跟著哼唱。而金正淑更因為這個表演，擺了一個烏龍，在不知道北韓實行社會主義式免費教育的情況下，詢問校長音樂大學的學費是多少。除了參觀音樂學校之外，倆人亦探訪玉流兒童醫院，與幼童進行交流及互動。

以上種種來自第一夫人的「音樂外交」，看似是非常平常的外交活動，不過若回顧過往南北韓多次的高峰會就可見，夫人之間的交流實屬第一次。不但能夠讓這次高峰會事半功倍，而且更讓我們重新思考南北韓之間如何透過音樂進行外交關係的維繫。

最近一次南北韓的音樂外交，就是於4月在平壤舉行的南北韓共同匯演。李仙姬、趙容弼、白智榮等南韓歌手演唱之餘，更與北韓歌手同台演出。還有在2012年，北韓銀河水管弦樂團與法國管弦樂團在巴黎舉行公演，焦點為由南韓音樂家進行指揮，這次被譽為以法國搭橋意圖改善南北韓關係的一場「音樂外交」。先於1990年就舉行過過統一音樂會，其後金大中與金正日舉行首腦會談後兩年(2002年)，南韓藝術團再度前往北韓舉行公演。每一次音樂上的外交，均為首腦會談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在藝術及文化都進行毫無分歧及隔膜的合作，政治上亦能有這樣的結果。

第一夫人的「音樂外交」絕對是這次南北韓首腦會談的另一焦點，因為二人的默契容易讓人聯想到民族性及政治平等的議題，而且亦能讓我們思考音樂如何能夠拉近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距離。

（獨媒特約報導）港超聯在星期五的夜晚上演獨腳戲，由香港飛馬主場迎戰理文，記者在開賽前收拾裝備時，有球迷用英文問道，「哪裡是理文的球迷區？」抬頭一看，他是來自南韓的球迷文先生，專誠入場是為了一睹偶像、今季新加盟理文的前南韓國腳白智勳（Baek Jihoon）的風采。

南韓過去十多年出過不少明星級的球員，例如2002年日韓世界盃的朴智星和安貞桓等，近年要則數奇誠庸和孫興慜。港超聯球隊理文今季邀請了曾入選南韓2006年世界盃決賽週大軍名單的的白智勳加盟，便一度引起不少球迷關注。

文先生日前來香港旅遊，晚上來到旺角大球場看港超聯，是因為念念不忘白智勳，「支持了他十多年吧，佢以前好勁，可惜後來受傷。」

今年33歲的白智勳在K League 的全南天龍出道，踢過FC首爾，後來在水原三星渡過了十年的足球生涯，更曾入選南韓2006年的世界盃決賽週大軍名單。白智勳今場再次正選上陣，出任中場指揮官，助攻助守。

白智勳一度有傳加盟傑志，最終選擇落戶理文，穿上20號球衣；主教練陳曉明希望透過白智勳的經驗彌補年輕球員的不足。「他是很好的中場，供應總是充足，傳球很到位。」文先生如數家珍說著這位前南韓國腳的優點，昔日在水原支持偶像，今日在香港以更近的距離「撐勳」。

2002年的日韓世界盃令世界球迷是「見識」了南韓足球，但有不少球迷質疑南韓「好矛」，更指收賣球證云云。但客觀事實是南韓球隊曾十一次奪得亞洲聯賽冠軍盃，這點毋庸置疑。文先生表示，最喜歡的韓國球員實在要數李榮杓，但說著說著還是說到白智勳，「他已接近退休了，十年前，十年前他真的很厲害。」在開場前，文先生更把握機會和白智勳合照，他如願了。

南韓職業足球市道不景，較高水平的球員都選擇外流搵食，K League入場人數每況愈下。文先生坦言，國內球迷最支持的是南韓國家隊，國家隊的賽事必定坐無虛席。他質疑是因為職業球隊的市場推廣做得不好，而且棒球運動在國內大行其道，「足球熱潮比不上十多年前了」。

談了一會波經，記者問道文先生的「波齡」，他指自己今年才18歲，說罷不斷的大笑，「我其實38歲啦，支持了全北現代已經20年。」支持全北現代的理由簡單，因為欣賞主教練崔康熙，「他很有天份，培養了不少年輕球員。」

孫興慜早前以超齡球員身分代表南韓出戰亞運，最後奪得金牌，避過兵役，這更成為了國際熱話。說到這裡，文先生即時嚴肅起來，指自己亦曾當兵，「佢有三次機會都無踢，你知道嘛，當兵，很重要的。」

那邊廂，同樣33歲、香港飛馬的「陳七」陳肇麒今季轉型改踢中堅，是今場比賽的焦點之一。理文最後以四球見負，文先生不諱言有一點失望，但會繼續支持對方。白智勳則表示不會說英文，無法接受訪問。

理文大敗收場，中場顏樂楓在賽後更是雙眼通紅。主教練陳曉明接受訪問時表示，對輸波感到失望，認為球隊的失球都是自己失誤，「個人對抗及能力上被對方食住，單對單又有點吃力」。他強調，看到球員已十分努力進攻，希望希望打法上有更多改進。

對於白智勳，陳曉明強調對方的級數很高，但奈何因為在暑假集訓時受傷，影響發揮。「佢喺韓國都有一段時間無踢，今場死頂都踢埋，算係咁吧。」

記者：麥馬高、周頌謙

韓國總統在退任後能夠有好下場的，真的寥寥可數。今天再有一位韓國總統成為了階下囚，就是涉及貪污受賄的李明博。今天在首爾中央地方法院中，法院認定檢方16項控罪，有7項罪名成立，被判15年有期徒刑、130億韓圜罰款及追徵金82億韓圜。究竟李明博犯下的貪污罪始末是什麼？還有什麼案件未得到清算？為何當年的他帶著這些醜聞，仍能當選總統？

談到李明博的貪污案，離不開五個英文字母——「DAS」及「BKK」。先不談國情院特殊活動費及干政問題，單單這兩個就成為其貪腐的最大標誌。法院裁定李明博為實際控制汽車零件公司DAS的所有股權，並透過公司籌集達240億韓圜的秘密資金，還有透過公司信用卡消費達246億韓圜，屬挪用公款。還有法院更認定三星與DAS公司存在賄賂關係，當中包括代付DAS公司的美國的訴訟費，自2008年4月起就收受522.2萬美元，還有特赦三星會長李健熙等。這些均被法院判定貪污、受賄等罪名成立，所以足足發酵達十年的DAS貪污案，正式以「李明博為所有」告終。

BKK，就是李明博於1999年設立的一間顧問公司，最大投資者正是DAS，同時三星旗下的保險公司均是投資者。DAS本身運營的資金根本不足以投資BBK公司。而DAS有這筆秘密資金的由來，是從李明博當時就任「現代建設」公司的社長期間，透過買入江南區的物業，在地價急升時賣出而得的資金，其後利用不法途徑投資入BBK公司，進行資金的籌集。而涉及BBK的秘密資金帳戶在他退任後亦突得解凍，該公140億元就自動流入DAS帳戶。

上面所提及的，亦只是李明博最大的兩宗貪污案，當中案情千絲萬縷，在得到告終的同時，別忘記李明博還有多宗濫用職權、縱容國情院干政等罪行還未得到清算，不同的武力鎮壓及控制傳媒等行為亦未得到平反。保守派無以為繼，就是現今韓國的政治狀況。而值得留意的是，李明博這兩宗案的醜聞，早於2007年參選總統就已不斷纏身，一直對貪污賄賂非常「敏感」的韓國，為何仍會讓李明博以大比數當選總統？

當年李明博憑48.7%的得票率，大幅拋離進步派候選人鄭東泳當選總統，進行一次政黨輪替。「政黨輪替」是當時不少韓國人的希望，而該希望的產生就是來自對前總統盧武鉉的失望，雖然盧武鉉為自由進步派，例如繼承金大中時期的「陽光政策」等，不過隨著當時韓國的經濟開始恢復，不少人期望他能夠一改金大中的經濟救援政策，把韓國的經濟扶搖直上。豈料，理應支持勞工權益的盧武鉉，卻發表「非正職保護法」剝削勞工權益，造成國內出現大量非正職勞工，得不到應有的保障。而且他亦無力改善樓價問題所造成的貧富懸殊，市場主宰的經濟面臨飽和邊緣。種種因素令不少人當時對「進步派」失望，從而轉向「保守派」以求改變國家狀況。

李明博上任時帶著的光環，就是大集團會長及首爾市長的履歷。商家出身的李明博，讓人寄予厚望可以重振國家經濟。而李明博的商家頭腦亦不斷融入韓國經濟之中，例如加強財閥在經濟中的地位，利用他們主導國家經濟的成長。只可惜，多個極具野心的經濟政綱換來的，是財閥的地位無限放大，經濟官僚風氣比盧武鉉政府時期更為嚴重。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亦加深貧富差距，造成現今韓國社會嚴重撕裂，更遑論朴槿惠時期造成的惡果。

繼朴槿惠後，再有一韓國總統被定罪及收監，除了可以聯想保守派的政治手腕，如何令他們自己一步一步走向衰亡外，還應思考他們如何在進步派政治人物的失策中，取得時勢能夠成為一時的當權者。現今政府更應以此為誡，做好經濟及政治改革，以免再度出現如此危險的政治情況。最後再次提醒，李明博與朴槿惠的政治罪行，還未完全清算。

世界難民從來是棘手及難以解決的問題，對於此議題的爭論亦變得兩極化，有人認為包容難民的生活是各地政府的責任，亦有人認為沒有義務讓他們分薄不同社會的資源。而在韓國亦逐漸出現難民問題的爭論，在未達成共識之下，至今政府亦顯得束手無策。由此問題，反映了韓國存在的什麼社會問題？這與韓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什麼關聯？

事源於韓國濟州島在2018年初收容了561名因避開戰亂的也門人，他們以首爾的免簽證措施而成功入境。消息一出隨即引起韓國社會間反對難民的情緒，不少人認為他們為「假難民」，不但濫用機制分薄本土人的社會資源，他們亦質疑他們實情是為了讓伊斯蘭教在韓國植根，宣揚恐怖主義的行為。而這數個月，大大小小的反難民集會不斷舉行，要求政府趕走所有也門假難民。當然亦有支持難民的組織對他們伸出援手，例如向他們提供食物及住屋援助等，同時亦舉行集會要求政府正視他們的需要。

而現時為止，韓國政府則對濟州難民事件作出了回應，法務部於6月尾時曾表示將收緊管理濟州難民的法律。例如在4月起限制免簽證入境的難民從濟洲離境，還有在6月取消也門免簽證入境的資格。不過對於已通過難民申請的難民，就可受惠更多。原本《難民法》規定難民在提出庇護申請6個月後才能就職，現在則在不影響本土人就業的前提下，批准他們提前就職。同時政府亦向他們提供食物及免費的醫療援助。

由這個未能解決的難民問題看到的，是韓國由「單一民族」衍生的排外情緒。因為韓國人口之中，朝鮮族達到96%，為歷史悠久的單一民族國家，語言中亦有「단일민족」來表示民族的單一性及獨特性，所以對外來移民自然產生歧視的情緒，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中國朝鮮族移民的歧視及定型。在民族意識為主流價值之下，對於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亦相對較低，更遑來自發展中國家及戰亂國家的難民。

而韓國本土的歧視情況在2007年亦遭到聯合國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的關注。而在接受難民方面，於韓國人而言更是一個新鮮話題，皆因韓國難民（脫北者除外）的比例可謂相當低，自1994年接受申請以來，只有2.1%受到批准。而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顯示，韓國人口中外來移民只佔4%，與其他亞洲國家相比比例非常低。

而2012年通過的《難民法》中，對「難民」、「難民申請者」闡明定義，指他們將被賦予人道地位，禁止進行強制遣返的同時，亦會對其提供足夠維持生計的經濟支援及就業機會。在難民問題上，這法案的通過可謂符合了國際標準，因為保障了政府不能作違反人權的遣反行為。不過，賦予人道地位的原則之中，卻對脫北者難民有雙重的定義，脫北者歸順韓國時會直接歸化為國民，但難民申請者則未能擁有國民身份。這同時衍生了支持保護難民的人中，要給予他們同樣平等的地位的論述。

當然，要給予他們生存空間及人道救助，絕對是各國之間的道義責任，以防止更多人受到極權統治及戰禍的迫害。但不可否認的是，各國政府需要在人權、社會資源及國土安全之間作出平衡，皆因從數據就能反映出，難民或非法逗留者仍有部份會為國內造成更多犯罪案件。截至2018年7月，在韓國的非法居留外國人同比增加9萬多人，增至33.5萬人，同時在過去5年，外國人在韓國境內犯罪案件年均為4萬多宗，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反對難民的人亦會借此作出一個論述，指難民的湧入會令國內的暴力犯罪及恐怖活動增加。

難民絕對是政府不能逃避的政治及社會問題。在人權之上，政府絕對有責任對他們作出庇護，以彰顯人人平等的人權責任。不過，在作出援助的同時，亦需要考慮到在不影響本土人的生活條片及社會資源分配的情況，從而作出適當的支援。若在兩者之間失衡，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將會讓難民成為一種侵入領土，造成「殖民」的嚴竣的情況。以現時韓國政府的做法，更應想更前一步如何取得平衡，並正確回應反對難民的憂慮。

濟州島一直是很多人嚮往旅遊的地方，因為能夠遠離繁囂的都市，得到一個靜心的假期。不過不少人不太清楚韓國濟州島背後的慘痛歷史，還有近代的村民受難的事件。當年政府的一意孤行，一直令濟州蒙上軍事陰影。而總統文在寅終代表政府向濟州江汀村海軍基地居民道歉，究竟當中存在怎樣的一個故事？如何揭示了當時歷史的沉重？

文在寅總統於10月11日在濟州道西歸浦近海出席海軍國際觀艦式後，舉行了與同地居民對話的座談會。而文在寅就這次觀艦式與江汀村海軍基地的聯繫，正式對居民道歉。他表示，為了國家安全而建立的海軍基地，亦應該按照民主程序進行，但昔日政府的獨斷行為，使江汀村及濟州居民的矛盾一直未能解決，更對民族的團結造成深遠的負面影響。他更表示，政府已放棄對江汀村索取賠償，日後會積極對涉案人員赦免及複權。值得留意的是，文在寅在競選總統時亦有承諾過平反江汀村海軍基地事件。

江汀村，位於濟州島的南部，為擁有不少稀有物種棲息地，有不少稀有水中生物及植物都在這區域可見，再加豐富的海產，江汀一帶成為「海女」長久以來工作的地點。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2002年更將江汀桐附近海域劃為生物圈保護區，2004年韓國政府亦跟隨UNESCO選定該區為「絕對保護區」。而2003年前總統盧武鉉亦就軍人血腥鎮壓濟州的「四三事件」道歉後，亦計劃濟州建設為「和平之島」，希望打造脫離任何軍事緊張的和平島嶼。在濟州土生土長的居民，經歷過韓戰期間被美軍入侵建設軍事基地的慘痛歷後，一直對軍事基地非常忌諱。

只可惜，居民一直堅守美麗家園及漁村的夢，在2007年正式破碎。盧武鉉政府於該年正式推動在濟州島建設新的軍事基地，推翻昔日「和平之島」的計劃。經歷一連串濟州居民反對，以「糖衣毒藥」的形式，在淡化軍事色彩及與村長及地方勢力勾結下，成功在2007年通過基地建設案，選址正是江汀村。有指當年江汀村前任村長與濟州道知事合謀非公開投票的行動，從而令方案獲得通過。而當地居民發起大規模的反對運動的抗爭，但在政府的鐵腕鎮壓下，仍未能阻止基地的建設，在2015年正式竣工。

通過建設海軍基地後，居民沒有停止抗爭行動，反而不少政府內部的醜聞越揭越多。在2009年4月就被揭發就海軍基地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時調查不足、濫竽充數，完成了一份根本不合格卻捏造成「合格」的評估。2012年政府在江汀村海岸其中一個世界自然遺產「生命之岩」進行爆破工程，造成生態災難。只可惜該10年期間，政府一直以法律對村民的抗爭行動作出鎮壓，例如以工程遭耽誤為由提出賠償訴訟，單單被拘捕的村民就有700多人，起訴訴訟達587宗。各種反基地運動直至朴槿惠遭彈劾為止，一直此起彼落，但一直以失敗告終。值得留意的是，協助政府進行基地建設的公司，就是三星。

他們反對基地的原因不難了解，除了有四三事件的陰影之外，就是對於盧武鉉政府背信棄義的憤怒。當初美軍侵佔濟州打韓戰，造成嚴重的破壞，不少居民不希望政府繼續聽從於美國的指令，造成民族分裂的局面。軍事的陰影再加上影響生態及居民生計下，軍事基地就成為村民嗤之以鼻的一物。

文在寅正式向他們道歉，總算還他們一個公道。皆因他們一直希望守住的，是和平的濟州島及和諧的村落社區關係。一個軍事基地的建設造成的國家暴力，是政府不能逃避的責任。文在寅政府要完全平反事件，不但應對涉案村民赦免及複權，更應重新思考建設基地的過程存在的武弊及不公狀況，對它們撥亂反正，才是真正能夠對得起濟州的居民及村民。從中，我們可以見到的是，歷史的沉重一直困擾著這個島嶼，戰爭的可怕，不只是一時三刻的槍林彈雨，而且長久不能磨滅的痕跡及印記。

早前亦已寫過一篇文章講述韓國的人口老化問題，生育率、結婚率不斷下跌的同時，長者的人口比例亦不斷增加。雖然這是不少國家或地區都在出現的問題，不過在韓國，其嚴重程度已達警戒級別，政府亦不能不重視這個問題。究竟什麼原因會導致韓國的人口問題一直惡化？國民寧願單身都不願意結婚生育的原因有些什麼？

事源於韓國統計廳在9月28日發布了一份報告，聚焦於韓國人口中的家庭單位統計。報告顯示，2017年韓國的「一人家庭」數量達到562萬戶，與2000年的222萬戶相比增加了2倍以上。而比例方面，「一人家庭」佔了全國單位總數的27.2%，超越「兩人家庭」的26.7%成為韓國最常見的家庭單位。而以2015年為基准，從未結婚的比例的43.8%，大學或以上學歷亦佔最高比例，有38.5%。同時，老齡人口在韓國亦不斷增加，韓國統計廳的數據顯示，65歲或以上的人口已達738.1萬人，佔14.3%，統計廳預計到2060年，該比例將升至41%。

韓國的人口結構改變早已不是新鮮新聞，但隨著時間及社會狀況變得不穩後，該改變逐漸出現極端情況，甚至有人擔心韓國正進入如日本泡沫經濟爆破後「迷失的廿年」的情況。不但出現持續的經濟放緩，而且生育率及結婚率亦出現前所未見的低位。今年7月出生的嬰兒數量為2.7萬名，與去年7月相比減少8.2%，創下最低紀錄。一人家庭的增長，除了因為單身貴族之外，獨居老人的增加亦構成增長，再加上準備公務員考試而獨自住入考試院的人數亦不斷增加。

在朴槿惠未正式遭彈劾時，轄下的政府部門曾發表一項人口報告，將人口結構改變的問題歸咎於部份為追求學歷等個人理想的女性，認為他們應該視「生兒育女」為公民義務。這報告一出引起不少女性團體猛烈的批評，並表示她們不願意結婚生子的原因，正是受到腐敗無能的政治管治下，令她們對國家沒有信心，不想生育下一代來承受嚴竣的國家狀況。

剛才亦提及，獨自住考試院的人數不斷增加，這現象持續多年，反映了韓國就業問題依然嚴重。同時，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令「在職貧窮」人口不斷增加，不少人為生計奔馳的同時，連自己的作息時間都未能掌握，更令戀愛的機會減少。最重要的是，深受財閥所製造的「資本主義式」意識形態影響的韓國，競爭、剝削的心態早已成為社會間默認的態度，韓國的小孩自出生起就被灌輸需要與人競爭、與人比較的心態，所以家長會花費更多金錢讓孩子去更好的學校、更好的補習社，還有更好的居住環境。在多種生活矛盾之下，自然令更多現今世代不願意承受育兒的負擔。縱使韓半島局勢改善，持續惡化的經濟問題令不少人擁有「只為自己而活，不為國家而活」的迷失心態，從而選擇單身。

一個更畸型的社會問題，就是老年人的退休生活保障亦出現問題。根據韓國統計廳於9月27日發表的「2018年高齡者」的統計資料顯示，以去年為標準，有超過一半的老年人希望能夠在退休生活中享受自己的興趣及喜好，但事與願違，有61.8%需要獨自或靠配偶籌集或更足夠的生活費，只有12.5%是從政府及社企組織得到生活津貼。韓國的長者生活保障自「國民年金」延遲合法退休年齡，還有擴大供款比例起亦變得有所參差，所以現今韓國的社經問題，就是未能保障現今收支平衡的生活的同時，又沒有退休後足夠的生活保障。

如何令人放心生育，絕對不只是個人選擇的問題，還涉及社會環境及經濟發展。韓國政府要改善人口問題，不只是鼓勵生育，更應從根本做起——改善一直以來根深蒂固的社會問題，令該國民重新培養歸屬感，從而放心讓下一代繼續在健康的社會中生活。

隨著近年環境問題惡化，異常天氣頻繁的情況下，環保的意識不斷抬頭，其中塑膠的消耗不斷成為重點討論的話題。城市的發展一定會產生大量廢物，最主要的就是塑膠製品。近年多國政府為減廢而作出多項政策，韓國亦不例外。這次透過分析近年韓國減塑的情況，還有輿論趨勢，去窺視究竟韓國的環保政策發展能否改善當下狀況，還有關於未來減廢的發展。

其一必須提及的，是韓國的咖啡文化。在韓國街頭不難發現拿著咖啡杯的人，而膠杯、飲管的消耗相當嚴重。此外，由於韓國之前未沒有嚴格管制膠袋使用的關係，導致塑膠的使用率一直很高，韓國的垃圾問題雖有完善的分類及回收系統，但塑膠垃圾不斷的增加，亦逐漸令回收業界出現亂象。例如早於數個月前首爾多個住宅區的回收站有大量無人清理的塑膠廢料，因為有多間回收公司以政府未能妥善保障他們出口垃圾到中國為由拒絕回收。而長遠而言，回收業界面對塑膠廢物的增加，將會不勝負荷，造成更嚴重的環境問題。

而針對這個問題，韓國陸續有咖啡店及快餐店與政府達成協議，將不直接提供即棄塑膠杯給客人享用，只會提供可再使用的容器。而假若堂食時使用即棄杯，將會被視為店舖違法，已加入協議的咖啡店一經發現，有機會被判處高達200萬韓圜的罰款。除此之外，在《關於節約資源和促進回收利用的法律施行規則》的修訂案中表示，大型超市等大型商場將會禁止提供即棄膠袋，日後只能向客人提供以重量收費的垃圾袋，而且須購買由政府生產、在指定地方發售的垃圾袋處理及回收垃圾。

以上的環保政策究竟能否得到大多數的支持？韓國消費者市民組織於9月11日發佈了一份民意調查結果，聚焦於咖啡店禁用即棄塑膠杯後的消費情況。在20-60歲的790名受訪者中，有83.4%贊成政府就此政策立法，只有8.4%的受訪者表示反對。雖然在實際上仍有使用即棄杯的，與沒有使用的仍相當接近，但令人意外的是，禁用後竟推高了咖啡店自家推出的咖啡杯的銷量，如馬克杯及保溫杯。而為了鼓勵減廢，韓國的星巴克更向自帶杯子的顧告提供300韓圜的優惠。

回顧以上的環保政策，能夠得到成功推行的原因，不只是民眾自發性的配合，政府在環保方面作出的政策亦很重要。雖然曾經出現過與回收業界產生矛盾的問題，但值得留意的是，政府在主動環保方面一直頗為出色，不但沒有完全把環保成本轉嫁給消費者之餘，而且每個環保政策都有配套措施，以配合官民共同減廢。

自1995年推出垃圾費隨袋徵收制度起，利用預繳垃圾袋放置廢物早已成習慣，可回收的廢物亦會利用適當的分類配套處理。不但增設回收設施，而且更對舉報非法棄置的活動設置獎金制度。同時，低收入人士或會因垃圾徵費而承受更多生活負擔，韓國方面亦會提供適量的資助，以紓緩資助。除此之外，宣傳及教育市民如何分類及使用政府生產的垃圾袋更不可缺少。因為韓國的環境政策，亦讓回收事業不斷興起，輸出廢物的同時，還出售到發電站等。

韓國環境政策相比起香港，絕對天壤之別。他們成功由企業及政府帶領民眾改變生活方式，同時回頭影響政商的行為。只能說香港的環境政策仍然落後，不但只一面倒依賴民眾進行環保，而且沒有完善的配套措施提高民眾的動機去支持環保。假若香港能學習到韓國一成，已經要酬神。

精神疾病從來是需社會及政府關注的議題，而不是利用「避之則吉」的態度看待。世界間亦曾在人權公約等條文提到對精神病人的歧視，有機會構成違反人權道德的行為。不過，最近一宗震驚全韓國的網吧殺人事件，令大眾的目光放於嫌疑人的精神問題，甚至就濫用人權公約及精神鑒定進行爭論。究竟這宗案件該如何看待？從中如何能看出社會間看待精神病的機制存在漏洞？

10月14日於首爾江西區發生一宗震驚韓國的殺人案，事源於一名21歲青年與29歲的客人金成洙及其弟弟發生口角，其後客人離開現場並帶著凶器，在門口對該青年連刺30多刀，受害者被送往醫院證實搶救無效身亡。而事件獲傳媒廣泛報導後，隨即引起不少爭議，而嫌疑人的父母聲稱其兒子患上了抑鬱症，一直在服用精神藥物。被警方拘捕的金成洙，在接受調查的過程中更提交了醫生簽署的抑鬱症證明，或因而獲得減刑。不過，JTBC電視台獨家公開閉路電視片段，見到他們倆為合謀謀殺該青年，因為其弟弟有份在門口望風，而且沒有阻止兄長的殺人行為。

片段公開後，隨即引起大部份人的憤怒，在藝人吳昶錫在網上公開表示受害者為其朋友的親戚，以及有其他藝人聲援請願後，國民請願要求政府嚴懲兇手，並向其進行正式的精神鑒定，以求證兇手是否真的為精神病患者。截至最近為止，此國民請願已有超過100萬人參與聯署，政府亦需要就事件作出回應。

圍繞事件的最大爭議，就是「精神病求減刑」的問題。跟隨了人權公約中「不能對精神病嫌疑人判處死刑」等條文內容，韓國的刑法亦有對判決精神病患者嫌疑人作出標準界定，主要分為「身心喪失」及「身心微弱」，前者為當證實該人有嚴重的心理障礙，判斷能力極低的話，就需要作出減刑；而後者為證實該人有心理障礙並缺乏辨別及意識決定能力，就不能對其行為作出懲罰。換言之，「身心微弱」比「身心喪失」更獲得更少處分。

在過往韓國發生多宗的嚴重殺人案中，被告人都有作出精神鑒定，並有被法院判定為「身心微弱」的情況。根據數據顯示，2014至2016年間涉及精神病患者的嫌疑案件達1597件，被認證「身心喪失」或「身心微弱」的案件有305件。如2008年趙斗淳性侵8歲女童案，當時法院認證趙斗淳為心神微弱的狀態，故判處12年有期徒刑；2016年江南站洗手間謀殺案的被告人由無期徒刑減刑至30年有期徒刑。不過亦有法院不認證的情況，如2017年仁川8歲女童肢解案中，法院並不認證被告人為身心微弱，並認為是有計謀下作出的行為，故作出20年有期徒刑的判決。

回到網吧殺人案本身，金成洙的父母向法院提交了診斷書證明他為抑鬱症患者，但根據閉路電視片段中所反映的事實，這診斷書的真確性則備受質疑。由此事件亦令人聯想到濫用機制以求減刑的問題，甚至影響社會對精神病的看法。有人認為，過往事件亦有證明到嫌疑人有意圖在精神鑒定期間故意作出異常行為，以求獲得「有精神病」的判斷而被減刑。而根據現時韓國法律界的猜測，金成洙的診斷書被法院認證的可能性較低，因為在閉路電視片段及其具爭議性的紋身等特徵上判別，這或許存在與診斷書出入的地方。至於韓國法院會如何審判事件，政府如何回應，絕對帶來新的話題爭議。

刑法中對於精神病是否存在歧視，是一個很複雜的話題。從這些事件中衍生的討論，除了社會間如何看待精神病及情緒病之外，還有如何從我們的正視中產生濫用機制的可能性。政府及司法機關在處理這事件中，需要特別小心並保持獨立性。回應社會訴求的同時，亦應檢討機制，並反思社會認知精神健康議題的教育是否足夠。

香港在加速「大陸化」，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千億基建港珠澳大橋的開通，看似是能夠讓香港與鄰近的澳門及中國城市連接，交通及旅遊上較為方便，但整個基建為了向北看的同時，就是擁抱著自我矮化的「大灣區」核心價值。最近韓國媒體亦有集中報導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不過對於他們的報導方式還是有點失望，報喜不報憂的報導方式，讓其他人未能完全了解港珠澳大橋背後的爭議及負面影響。

若觀察多間韓國主要傳媒的報導，無論在網上及電視上，均有對港珠澳大橋進行報導。韓文中港珠澳大橋以漢字為基準，譯為강주오 대교，或以홍콩-주하이-마카오 대교作為全稱。大部份報導的第一段都以「世界最長」的跨境大橋作為焦點，並集中講述這條大橋能夠在30分鐘至一小時內通往三個地方，成為中國大陸內最長及最先的跨境大橋。在韓國媒體眼中，習近平出席開通儀式，只宣布一句開通，亦成為了韓國傳媒報導此事的其一焦點。從各媒體報導的首段看來，這海外事件中最矚目的，就是一條所謂「具突破性」及「前瞻性」的通往三地的大橋。

當然，香港及澳門作為韓國人旅行中頗受歡迎的地方，不少韓國媒體亦爭相報導港珠澳大橋開通後，乘坐旅遊或穿梭巴士的費用，部份傳媒更利用了接載遊客的「港澳一號」的照片報導來往港澳或珠海的費用及詳情。這顯然在旅遊上，韓國媒體直接為香港及澳門進行宣傳，讓韓國人感受到來往兩地旅遊被昔日多一項選擇。

不過，作為本地人，固然知道不少港珠澳大橋存在的問題的爭議。究竟韓國傳媒有否對大橋背後的問題作出描述？有的，不過令人失望。

根據個人的搜尋，大橋問題篇幅佔最多的，已是KBS新聞。該新聞提及到此大橋存在環境破壞的問題，還有豆腐渣工程，不過只是有一句提及，並沒有作出詳細的報導。但值得一提的是，KBS記者有對香港「大陸化」作出描述，認為香港進行這基建工程，是加速「中國化」及融合，對於保障一國兩制中賦予的自治權存在質疑。而KBS的表述已是眾多篇關聯新聞中最令人滿意的。另外一篇來自韓國媒體「亞洲經濟」的報導則差強人意，利用了建制派常說的話作報導，該報導上表示港珠澳大橋是一國兩制下三地首次合力建造海上交通的大型工程，是有極大意義。顯然，引用這句話時不太理解一國兩制的意思吧。

首先值得批評的是，報導沒有直接引用數據表示一個看似提供便利的大型基建，用了多少公帑才成事。大橋「大白象」的性質被韓國媒體完全輕描淡寫。原定於2016年底完工的港珠澳大橋，工程上卻出現嚴重延誤，而且更因出現超支需要政府作出撥款，款項竟是1177億港元，千億向北的基建實在是當之無愧，花費眾多金錢，但韓國媒體中卻未見對此超支作出報導，去讓讀者更掌握港珠澳大橋如何成為一個無底深潭。

第二，港珠澳大橋根本是一項「血汗工程」，韓國傳媒卻沒有報導工業傷亡事件如何被掩蓋。直至2017年3月，港珠澳大橋的工程已造成10人死亡，600 多人受傷，但政府不但沒有作出糾正，還放任建築公司自行決定處理方式。至今，死傷者家屬還未得到一個正式的交代，皆因香港的政府部門與承建商朋比為奸、相互包庇。這些與韓國國情相似的爭議，沒有報導真的是令人失望。同時，成為國際笑話的「仙女散花」人工島都沒有被韓國傳媒報導，世界各地上的人工島從未出現過周地散開的防波堤，偏偏在港珠澳大橋上發生，這些都沒有報導絕對是令人失望的。

以上是綜合我對韓國傳媒報導港珠澳大橋的搜索及分析，或許未必完全與事實相符。不過肯定的是，韓國傳媒沒有對大橋的負面事件作出詳細及完整的報導，而且未能讓韓國人理解整個工程如何挑戰香港的法治地位及社會問題。

南北韓本是同一朝鮮民族，偏偏一場列強之間的冷戰，就令整個韓半島分裂成兩個國家。一條三八線，還有板門店，印證了這段民族血淚史。不過，隨著南北韓關係在文在寅執政起漸轉平和後，兩國之間的距離不斷拉近。最近雙方達成了軍事協議，讓分隔兩韓的板門店能夠解除武裝，當遊客與南北韓民眾能自由來往三八線時，會帶來什麼深遠的影響？

在9月的平壤首腦會談中，文在寅及金正恩共同簽訂了《平壤共同宣言》及履行板門店宣言的軍事協議書，兩份文件的簽訂，代表南北韓重新落實結束軍事敵對關係，並恢復兩韓的經濟合作，解決兩韓分裂下的民族問題。而軍事協議更具體表明於今年11月1日起能結束兩韓的敵對行為，不但在三八線範圍內停止任何軍備及機動訓練，而且亦達成解除武裝的目標，板門店分界線範圍內軍事緊張的氣氛隨之而解除。雙方更在周邊一帶進行掃雷工作、拆除武器哨崗及撤除兵力，以求達致真正的非武裝化。在聯合國的共同協商下，成功達成板門店JSA非武裝地帶解除軍事封閉，讓遊客及居民可以自由往來分界線。

板門店一直為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不過由於是軍事重地的關係，所有遊客並非能透過自由行便能探索所有地方。而這次非武裝化過後，板門店探索旅遊能夠有更多可能性，例如遊客可自由往來邊界，從「兩個角度」感受歷史，主辦深度遊的團體亦蠢蠢欲動，希望能夠安排板門店旅遊，甚至有旅行社向記者表示其目標為能夠讓遊客從南韓看見及踏入北韓邊界種植的植被及花園。不過，至今由於仍是警備用地的關係，在JSA外，雙方仍有哨站的同時，警備人員及其他人士仍被禁止利用手機通訊、進行政治或其他宣傳活動。

當然，解除武裝並非代表板門店能夠自由進出南北韓，現今南北韓協議各派遣約35個非武裝人員負責JSA區內的警備工作。不過在歷史意義上，現時警備工作的模式猶如韓戰結束時協議的狀態，比起昔日軍事敵對的狀態更進一步。

這次結束敵對狀態值得讓人觀望的，是南北韓的軍事信任發展。這次解除武裝，是南北韓共同履行緩和緊張局勢的行動，而且為有史以來效率最高的一次合作，從掃雷、挖掘遺骸到拆除哨站及兵力等，都只是兩至三個月內的時間，同時透過一些遠方拍攝的相片亦可見，北韓在邊界對南韓的軍備場亦已經拆除。雙方共同合作解除武裝，不但能夠落實停止敵對，而且能相互提升軍事信任，為日後南北韓更和平的外交關係打開可能性，配合在開城的南北韓共同聯絡事務所，就能夠真正超越南北韓的分歧，進行更緊密的合作。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南北韓軍事共同委員會至今仍「只聞樓梯響」，皆因要達致真正解除軍事敵對的狀態，南北韓之間有共同解決軍事問題的組織，才是真正能夠拉近南北韓的距離，讓委員會成為兩韓之間軍事分歧上的調解者。

這次JSA共同警備區解除武裝，絕對是南北韓重新建交的重大發展，並為韓半島歷史賦予重大的意義，不但有利於兩韓旅遊業的發展，而且能夠讓南北韓之間建立更緊密的合作，在政治上能夠更進步地成為邦交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至今已經有70多年，但其遺留的問題一直深深影響著全世界的局勢，美國繼續成為多個國家背後的主人，社會主義被演繹成現今的中國北韓式共產主義。而其一一直未能平反的戰後問題，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以下造成的嚴重傷害，如慰安婦、大屠殺等，韓國大法院最近就日軍強徵勞工的事件出突破性的判決，究竟從中反映了什麼民族血淚史？如何展現出現今膠著及僵化的日韓關係？

韓國大法院於星期二作出突破性的判決，法院認證二戰期間被日本企業「新日鐵住金」俘虜的勞工的索賠償，同時駁回日本法院拒絕賠償的決定。在賠償方面，大法院全員一致同意判處「新日鐵住金」需向2014年去世的其中5名受害勞工每人賠償責1億韓圜。大法院判詞更批評日本法院將傷害民族及社會秩序的帝國主義合法化，完全違反韓國憲法精神，故這次索賠權的案件不受1965年日韓所簽署的《請求權協定》影響，所有日本法院的判決均在韓國毫無法律效力。

若回顧《請求權協定》的條文，這可謂日韓在二戰後重新建交的證明條文。1965年由朴正熙簽署，該條文落實日本提供資金援助韓國重建經濟的同時，確定日本強徵韓國勞工問題已經完全解決，過往的賠償問題亦已解決。不過保守派的親日立場一直令人感到失望，例如《請求權協定》及朴槿惠在任期間與日本簽訂的慰安婦協議，都令韓國人感到不滿，皆因這些條約縱容日本政府繼續逃避承認戰爭責任。

而文在寅上台後，日韓關係可謂越走越遠，甚至出現多重危機。文在寅向來對日本立場強硬，早於2000年，人權律師出身的他便代表強徵勞工辯護，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但多次都被法院駁回。不只文在寅，其他律師亦曾於1997年、2003年及2005年分別對曾強徵的日本企業提起訴訟，但法院認為1965年的《請求權協定》的效力令他們失去起訴的權利，故駁回訴訟。而至今，文在寅仍堅持《請求權協定》不能阻止個人索賠權，皆因這來自民間發起的訴訟，與政府協議不構成衝突。

根據韓國的歷史數據，日本佔領朝鮮半島期間，有約78萬韓國人被強制徵召成勞工，此數目還未將慰安婦計算在內。日韓之間未能正常建交至今，礙於日本政府還未完全正視戰爭責任，單單一個向慰安婦及勞工受害者的道歉，至今仍未聽見，不少事件仍未得到平反。在安倍晉三領導的保守派政府，不但對此判決感到憤怒，親政府的日本媒體更表示日韓關係或再度決裂以催谷不滿情緒。早於之前在濟州舉行的軍艦觀覽式出現的「旭日旗」爭議，還有需重新談判慰安婦協議的問題，至今仍無疾而終，日本因堅持要在參與觀覽式的軍艦上懸掛「旭日旗」而臨時退出，重談慰安婦協議至今仍未見成效。在加上這次判決，日韓關係將出現無數暗湧。

同時，韓國大法院開下判處日本企業及政府敗訴的先例後，根據非正式統計，目前將會有約70間日本企業可能面臨同類型的訴訟，例如三菱及這次的新日鐵住金。更有預測指，戰時慰安婦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屬亦會再次提起訴訟。屆時日韓關係將會更緊張。

和平、重新建交從來應是世界間的目標，不過日本政府面對遺留數十年的戰爭問題，依然未能正視，縱使曾作出賠償，但達成那些協議的主導者都是韓國親日派的總統。這種外交關係並非平等，而且縱容日本不為昔日的罪行負上正當的責任，並撥亂反正。韓國與日本同樣作為民主國家，理應知道司法部門為獨立個體，其判決理應受到尊重，日本政府更應該以此為鑑，正式就戰爭責任作出道歉及賠償，這不但能持續更有效的民主管治，而且亦能維持持久穩定的日韓外交關係。

當兵或兵役，是南北韓分治後韓國存在已久的議題之一。在南北韓解除敵對狀態前，為了隨時準備開戰，南北韓均設有義務兵役法，所有達到法定年齡的男性均須服兵役（北韓女性亦需服兵役）。面對嚴苛的軍事訓練，即使有愛國心，有逃避的想法亦不是罪無可恕。最近韓國大法院就兵役作出史無前例的判決，不但推翻昔日判決，而且令政府須修改兵役法。究竟法院的判決為韓國兵役制度帶來什麼影響？當中又存在什麼難以解決的問題？

韓國大法院於11月1日就一宗以宗教原因拒絕服兵役的案件進行判決，34歲的吳某於2013年7月收到現役當兵通知，但他當時以基督教信徒為由拒絕入伍，其後因涉嫌疑違反兵役法而被政府起訴。在這次上訴審判中，大法院推翻了一年半有期徒刑的判決，改判無罪釋放，正式讓「良心」為由拒服兵役合法化。大法院判詞中表示，現時憲法中對良心拒服兵役進行制裁，強制及義務性的兵役制度對國民的基本自由及權力造成本質上的威脅，同時違反對少數人包容的民主主義精神，所以良心應被視為正當理由。

以上判決過後，韓國的《兵役法》將需要在2020年前作出修改，當適齡的韓國男性提出以「良心」為由拒絕入伍時，兵務廳需作出審查程序，然後不能以此作出起訴。而合法化前，韓國是拘留良心拒入伍者最多的國家之一，截至今年4月，因良心拒服兵役而曾被監禁的韓國國民有1.9萬人，現時仍有約400人在囚中。站在人權問題上，固然引起世界人權組織的關注，韓國國內的人權委員會亦指出該過時的法例應被修改，以保障人權。而在在合法化前，於2004年曾就同類型案件作出首個無罪的判決，接連的共30宗，於2017年上半年就已有13宗獲無罪判決。

至今仍繼續的義務兵役制，是為了保護國家國防力量，並以隨時應對北韓威脅的目標。而面對現今韓半島局勢回暖，同時撤除敵對狀態，以抗共為目標的意義亦逐渖縮小，故國內有否需要繼續義務強迫服兵役亦值得考慮。同時因宗教等理由拒絕兵役，在人權上絕對應予保障，皆因戰爭違反常理，並與人類追尋和平的理想相違背，為了國家機器而營造的國防力量，與人權道德的確存在衝突。

同時，良心拒絕服兵役在韓國至今仍成歧視現象，而且帶頭者為政府。韓國兵務廳曾向拒絕服役者發放「公開個人信息的事前通知」，指出若被定義為逃避兵役，同時沒有特別原因，將會在網上公開其姓名、年齡、住址等個人信息。在2017年尾，韓國國防部公開了2015年7月《兵役法》修訂案生效起至去年12月期間首批237名逃避兵役者的名單。這些舉動無疑是違反私隱及人權侵害。本是防止高官後代拒服兵役的政策，反而形成對良心為由拒服兵役的一種公開批鬥及歧視，對他們造成嚴重的心理問題。無疑，法院是次判決，能夠將政府一直以來視兵役為義務為基礎衍生的不當思維撥亂反正，讓少數人的意願能夠被尊重。

當然，在這件事上，站在國家政治或軍事發展的立場亦是必要的。無疑，良心為由拒服兵役合法化，會讓故意不想服兵役的國民借此尋求豁免的機會，縱使政府積極與北韓維繫外交關係，仍有不少國民對北韓持不信任態度，假若日後因保守派而重回緊張關係，兵役制度亦成為了關鍵。

而兵務廳亦即將進行兵役制度改革，就此判決將推出替代的兵役制，容許拒服陸兵現役者到拘留所或監獄進行替代服役，時限將是36個月。不過，這替代服役存在的時長問題，或會令良心拒入伍者卻步，以保障利益為前提忽略自身「良心」原因而選擇服現役兵役。而談到替代兵役制，2007年盧武鉉執政期間曾提出採用，但李明博上任後隨即取消。文在寅在競選期間亦曾承諾重啟替代兵役制，現時執政黨議員亦已提交法案向國防部提議替代兵役制的內容。

站在人權及法治問題之上，大法院的判決有利有弊。若要在民主主義精神的角度思考，這判決能讓韓國的憲法及法治有所進步。不過，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究竟政府應否改革為「自願服兵役」，或增加正式的替代兵役制度。同時政府應即時就此判決作出適當的平衡，既需尊重國民人權，亦需平衡軍事發展。

政黨更替後的韓國，看似重現希望，文在寅的仁政加上努力維持韓半島局勢平穩，國家的發展看似比起以前更穩定。不過，文在寅政府還未妥善處理的政經問題仍然存在，就是韓國經濟放緩下遺留的社會問題，最明顯的，就是持續嚴重的就業市場萎縮及失業問題。文在寅政府多種救助措施都無效的原因是什麼？這如何反映韓國的經濟出現瓶頸期？

事源於韓國統計廳於10月14日發表了一項就業數據，顯示今年第三季度的韓國月均失業人數為106.5萬人，創下自1998年金融風暴後韓國IMF借貸危機以來最高，而且為19年來首次突破百萬關口。若將失業人數化為比率，第三季度韓國的失業率達3.8%，比上季度增加0.4%，漲幅創2014年第四季度以來最高。同時，統計廳亦公開了韓國就業率數據，第三季度的為61.1%，下跌0.3%。數據發佈後惹來外界非常擔憂韓國的就業狀況，而且根據預測，在第四季度的失業情況將會變得更加嚴重。

年輕人的就業困境不難理解，因為之前提及過的現象仍在持續。例如不少年輕人為了在公務員考試及大企業面試中合格至自願失業，同時他們亦不願意到中小企業就職典，或製造業、零售業等方面發展。造成就業市場嚴重失衡。而文在寅早前發佈的改革方案，除了向新創業者提供援助之外，還有創造更多就業崗位。不過根據數據顯示，大部份新創造的就業職位，都是青年人「嗤之以鼻」的藍領及技術工人職位，導致這些產業的職位供過於求。

而這些職位供過於求的情況下，政府的勞工政策亦未能平衡各方的需要，造成就業的情況更加嚴竣。韓國的最低工資在這兩年調整的水平，為近年最高，由2017年的6430韓圜（約45港元），升至今年的7530韓圜（約52港元），升幅達16%。持續上升的最低工資，卻沒有適當配套讓國民應對隨最低工資上升的通貨膨脹，造成更嚴重的生活負擔。同時，僱主在工資成本增加的環境下，透過縮減招聘規模節省成本的同時，亦只選擇更具工作能力的年輕人就業，這不但令年輕人的失業問題未能改善，而且在加劇中年或老年失業的問題，導致就業市場失衡——供不應求與供過於求同時發生。

要解決現時社會上的就業問題，不能單靠最低工資、創造職位來解決。政府應做的，是從根源改善。要令到韓國就業結構有革新的同時，勞動力市場能夠平均分配，政府應積極進行改善創新，例如通過大膽的結構改革及創造新增長動力。

具體來說，要吸引青年人在中小企就業，就應作出更多支援讓民間企業的負債比率減低，以預防他們在未得到政府支援下，造成更多經濟的潛在風險。同時，減少對大企業的依賴亦是重點，皆因他們壟斷經濟及市場下，已造成多重的泡沫危機，在經濟瓶頸期下，若仍然放任大企業壟斷，日後韓國的經濟有機會步入日本「迷失的二十年」的後塵，泡沫經濟爆破造成的負面效果，絕對不能想像。韓國應以日本現時經濟疲弱的景像為鑑，重新思考經濟及社會模式的改革，讓國民能夠得到就業保障的同時，亦能讓韓國的經濟得到多元化的發展。

若要為韓國整理一年來的大事回顧，除了南北韓關係回暖、經濟問題、Metoo運動風暴等議題為必須之外，接二連三於今年發生的嚴重火災亦是值得一提。先有密陽世宗醫院發生39人死亡的火災，後有高陽的油庫發生爆炸，最近又有首爾都市內的考試院發生火災導致7人死亡。究竟多宗火災中，政府還未汲取到的教訓是什麼？背後有什麼消防的隱憂？

先於剛才三宗嚴重火災，於2017年12月尾亦發生一場造成29人遇難，29人受傷的事故，就是於堤川市一間健身中心發生火災；4天後，在京畿道水原市亦發生一場導致1人死亡，13人受傷的火災。「聞火色變」可謂2018年韓國民眾間的一個「風氣」。民眾的不安情緒一直令政府需作出緊急對策，以解決火警容易發生的問題。相關消防的修正法案因為這些事件重現於國會中，但改革過後，似乎未能阻止嚴重火災的發生。

修訂後的《消防基本法》及《道路交通法》規定，所有公共設施及住宅附須有足消防車專用的區域，讓消防人員能及時進入火場救火，若有在專用區違例泊車或堵塞通道，最高可被判處罰款100萬韓圜（約6980港元），而且這法例將擴大其適用範圍。同時，韓國政府指示消防廳對全國近29萬個建築設施展開消防設施檢查，並要求所有醫院都要安裝「自動灑水系統」以防止密陽醫院同類型的事故。

不過，從多宗近期的嚴重火災事故，亦反映了現今的消防法例仍未能全面保護國民的安全。上至國家重要的儲油庫，下至低下階層居住的考試院都能發生嚴重火災，這顯然是防火意識及配套不足而導致的慘劇。高陽市大韓輸油管公社的儲油庫，於10月7日發生火災，連續燃燒17小時才能將火救熄。事發後經閉路電視調查，發現一名移民工在儲油庫附近放孔明燈，落在儲油庫旁邊的草地上後，因火種還未熄滅的關係，在火勢蔓延下，令儲油庫隨即發生爆炸。一個公共的設備，竟缺乏完善的偵測儀器、警報及滅火的設施配套，這無疑是政府對應高度戒備的易燃設施的疏忽。

韓國的考試院，猶如香港的劏房，大部份均位於舊式的大廈中，以平租方式讓不同為參加公務員考試或高考的考生租住。考試院的衛生環境固然遜於普通公寓，空間亦非常狹小。11月9日於首爾鐘路區一座樓高3層的考試院發生大火，導致7死11傷，根據消防人員調查後，發現該考試院建於1983年，同時沒有設置自動灑水系統，因為法例未能對2009年7月前開始運營的考試院強制要求設置防火設備。而現今根據非正式估計，仍有數以千計的考試院仍存消防安全配套不足等問題。同時，考試院內的格局猶如迷宮，逃生範圍狹窄，有不少均因逃生失敗而成死傷者。

韓國政府現今的消防對策，應更針對所有考試院等不同陳舊設施作出適當檢查，並發出指引要求所有業主在建築物安裝足夠的防火設備，如自動灑水系統、滅火器等，從而將《消防設施法》進行修正，以擴大其適用範圍。同時，政府更應確保警察及消防員的崗位足以應付大型災難，以及時進行危機的管理。

近年於韓國出現的火災，均反映了建築物內疏忽管理，以至社會間對防火意識仍存不足，政府應採取主動以更完善的法例及標準，讓大眾能夠有更高的防範意識，減少再次發生大型火災的機會。

早前發佈了一篇文章，談論最近韓國火災頻生的現象背後，存在什麼安全的隱憂。豈料在發佈文章的前一天早上，就發生一場更嚴重的大火災，導致首爾區內有網絡中斷及通訊癱瘓狀況。究竟從中導致了什麼社會亂況？這亦反映了作為IT強國的韓國，其資訊料技發展上仍存在什麼問題？

事源於11月24日韓國時間早上11點20分左右，位於首爾西大門區阿峴的KT通訊大廈發生火災，火源源自於大廈的地下室，火勢迅速蔓延至地上層數中。而發生嚴重火災後，消防員持續滅火達3小時才能控制火勢，長達10小時後才能將火完全救熄。而火災令大廈內部的光纖電纜等設備受到嚴重破壞，導致出現線路癱瘓的狀況。民眾的不滿聲音不斷增加，不斷在鼓譟何時才能重新擁有正常的網絡。

要談到社會亂況前，率先需要了解的，是為何KT一場大火，會令半個首爾網絡上「跪低」，陷入癱瘓狀態。KT作為韓國主要的電話通訊、網絡供應商。1981年成立的KT於翌年由450萬個電話線路，擴展到1993年的時2000萬個，成為韓國最基礎的線路供應商之一。1997年後互聯網普及化後，KT亦隨即透過事業轉型，發展以無線及互聯網為主要的業務，2000年代起就在這市場獨佔鰲頭。可想而知，現今韓國的網絡寬頻事業上，KT的地位有多麼明顯。

而事件發生之後，由於內部的線路及電纜受到嚴重破壞，由該大廈所連接的首爾西大門區、恩平區、麻浦區、中區及京畿道高陽市都成線路癱瘓的重災區，不少內部地區的家用電話，無線網絡等均無法連接，而且不少民生設備都受到影響，例如電子儲物櫃、自動櫃員機等，甚至在韓國己非常普遍的智能電子支付及信用卡付款都出現故障，不少民眾需作出特別措施以減低不便。而因網絡癱瘓而發生的經濟損失如企業活動、商店的交易情況等，亦是無法準確計算的程度。

一場大災造成的骨牌效應，除了反映在電訊發達的大廈裡亦存在消防隱憂之外，還有揭示不少國土根本的安全意識非常缺乏。事故發生後經警方調查後發現，災場內的電纜隧道只有滅火器卻沒有自動灑水系統，KT不但沒有妥善處理在鋪設電纜及線路的地下隧道的安全問題，而且只安排少量員工值班，保安問題完全受到忽視。同時，假若通訊網絡受到不法分子的攻擊時，將會如同這次般讓國民的生活陷入癱瘓狀態，網絡、通訊等毫無方法使用，猶如回到「石器時代」般落後。

早於這場事故發生前，韓國已發生過多宗因通訊大廈地下室火災而導致網絡癱瘓的問題，在1994年、2000年、2003年等均有發生同類型事故，發生的地點亦大多為人煙稠密的首爾都市。而網絡供應商及政府在事故頻生後仍未汲取教訓，而且還未適當提高安全意識，對於災難的應變亦仍未好好掌握。

而韓國政府與供應商應做的，是加緊巡查現今電纜及線路設施有否出現漏洞，而且要確保有足夠的消防設備，以防止嚴重火災的發生。同時，KT亦應考慮就事件作出補償，以解決民間生活不便的不滿。假若韓國想保持IT強國的地位，發展更高科技，在安全、危機管理上更應進步，以免一切成空話。

文在寅在2016年燭光集會，及上任後主導韓半島和平中獲得的人氣及威望，在這年間可謂即將耗盡。近日民調更顯示，青年對文在寅的支持率更不足一半。在每次民調後，不少對他持負面態度的受訪者均表示，他在經濟民生方面令人失望，只顧與北韓維持外交，卻忽略百姓需要。究竟現時文在寅政府的經濟政策如何展現多重矛盾及弊端，導致現今韓國經濟狀況陷入危機？

文在寅上任後，致力希望擺脫昔日保守派政府的經濟思維——以大企業為主導經濟增長。所以近年一直推進經濟模式的改革，由「大企業」主導轉變為「收入」主導型增長經濟。最主要的方針包括建構社會保障、政府救濟及提供就業崗位形式穩定的生活基礎，其後透過勞資雙方與政府的合作，共同改善各方的處境，並推動勞動市場的改革。故最基本的經濟改革，就是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同時擴大最低工資及僱用獎金以改善收入分配，強調以人為經濟主導地位，非大企業精英主導。

收入主導式經濟增長固然比昔日更具前瞻性，皆因大企業主導下的韓國經濟，已迅速令貧富懸殊問題惡化，導致低下階層的生活負擔不斷增加。不過，上述的經濟改革，均因為與其出現衝突的政策，而出現多重的經濟矛盾，造成反效果。

首先，韓國政府最近實行大幅上調最低工資及訂立標準工時，無疑是勞工福祉的進步，不過，若要站在客觀立場上，保障勞工權益的政策固然必要，但如若能同時保障僱主的權益，這才能真正達致改善收入分配，令勞動市場更為平衡。例如中小企業面對勞工政策時，政府應作出適當的調整以切合不同公司的需要，從而令勞動市場的結構改動出現更少負面影響。而現今因政策上未能取得平衡，導致影響基層的現象不斷浮現。大幅上調最低工資，導致不少行業的工作崗位大幅減少，如飲食、批發、零售業等，同時兩大勞工政策下均令不少公司減少招聘兼職，導致青年失業率更為嚴峻。

根據最近數據顯示，雖然青年及整體失業率出現微跌，但就業率已連續9個月出現跌勢，跌至61.2%。而政府在經濟改革及預算案上不斷提及會創造更多工作崗位，只可惜這方法如同「以遠水救近火」，皆因青年人「高不成，低不就」，不願意在中小企業內發展事業，同時，不少創新產業眼見國內的發展出現萎縮，還有政府的嚴謹保護勞工政策後，紛紛改為向海外投資，令不少就業機會均流出國弦。這些均造成勞動市場嚴重萎縮。不但青年人的崗位比率出現矛盾，連中年人員的工作崗位亦因此而減少，造成各方均未能得益於經濟改革之中。

現在韓國政府除了不能在干預市場經濟的同時令勞動市場更具靈活性之外，還有政策本身出現的矛盾，導致勞資雙方的關係只有交惡沒有改進，造成更不穩的社會狀態。改革勞動市場上，只有強調安全及保障勞工權益，卻沒有靈活解決各方需求，當基本的生活基礎都未能穩定建立時，談何創新增長及公平經濟？政策內出現的矛盾，最低工資是一個頗佳的例子，修訂案中提及最低工資範圍將包括所有獎金、福利津貼、花紅等，支付薪金的比例相對減少，令僱主間接受惠。本身最低工資的提出，是為了保護基層利益及改善他們的處境，偏偏這些修訂令政策變得毫無作用，造成的矛盾亦將變得複雜及無法解決。

韓國現時的經濟瓶頸期，絕對是本屆政府及日後進步派政黨的一個大考驗，假若韓國經濟陷入低潮，將會掀起新一輪的政治鬥爭。除了勞工政策欠缺靈活性外，下集將討論及分析其他經濟政策如何失敗。

在上篇中談到，文在寅希望以「收入主導成長」的經濟方針改善民生，發展經濟。出發點固然更符合社會期望，還能改善一直以來扭曲顛倒的經濟模式。但是，多個政策出現的副作用，導致韓國的經濟開始漸現危機。除了最低工資、創造崗位等導致勞動市場問題惡化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政策，導致韓國民眾的生活負擔反而增加，造成經濟負荷問題。

近年韓國政府備受爭議的，是國民年金制度改革問題。韓國的國民年金猶如香港的強積金，為韓國國民必須作出供款，以作日後退休時享用的年金。基於韓國近十年人口急劇老化，出生率持續低迷的關係，導致需要供款的國民人數將不斷減少，文在寅政府於近期推出改革方案，以舒緩年金基金庫開始出現短缺的問題，當中包括提高年金的保險供款費用、延長合法提取年金年齡、延長供款年限等方式，以求開源節流保存年金基金庫。

不過，這些政策的推出隨即引起反彈。有不少人批評政府做法短視，「斬腳趾避沙蟲」。不但由此加重國民的生活負擔，而且更造成反效果，國民在不支持政府的改革方案下，年金的改革自然更不順利。容易遭到反彈的其一原因，就是因為改革方案中提到，以往年金的供款者不再是「積累形式」讓領取者取得款項，而是改為「當年供、當年取」的形式，從而為取得年金庫內所得的平衡，就需要上調達三倍的保險費用。而當前600多萬18-34歲國民之中，已有三成為獲豁免供款或欠交者。以上的改革面對這個情況，無疑造成更多世代及官民的矛盾。

而根據估計，到了2042年，領取年金的人數將被供款人多；2057年更會完全耗盡，不再有人可以領取年金。2005年國民年金及特殊職業年金的支出總額佔韓國GDP的3%，到2025年將超過10.2%。不過政府未能認清的問題，隨著韓國人口老化問題變得嚴重，是基金枯即將到枯竭的一大挑戰，國民供養老人的負擔亦隨之而增加。適當地上調保費需要達成社會共識才能有效實行，在增加供款費用的同時，如何令他們免受更殘酷、更多的負擔是一個問題。

回顧整個政策，圍繞的社會議題，就是退休保障。韓國作為OECD（經濟合作組織）的成員國之一，成立國民年金的目的正是符合保障退休福利的標準。本身韓國最初期的年金方案為公務員年金，於1959年通過並在翌年首日實施，當時主要針對軍人、公務員及公立學校的教師，其後在1973年除了實施私立學校教師年金方案。經過一輪民主化改革波折後，終在1988年正式實施「國民福利年金法」。其後在2007年作出第二輪改革，建立基礎老年年金制度，以國家稅收為主要財源，提供老年保障。而國民年金與老年年金、公務員年金不一樣的，就是前者需要透過供款作主要財源，後兩者則有國家保障支付佔一定比例。

文在寅政府一直堅持以「收入主導成長」的經濟方針，只可惜國民年金的改革方針有違原則，皆因增加供款額、延長退休年齡等改革均令國民的生活負擔增加，而且政府尚未有明顯承諾透過政府救濟及社會保障的方式，去達成一個穩定的經濟基礎。政府在建構社會安全網上仍未達標，再加上國民年金與老年年金、公務員年金的差別，無疑會遭到國民的非議。政府現時應考慮的，除了利用國家保障支付部份年金，以即時補救即將出現危機的年金基金庫問題，而且更應重新考慮如何在退休保障與國家收入之間，作出更優良的平衡，從而更符合新的經濟方針，令國民信服國家的經濟改革。

韓國的飲酒文化可謂聞名亞洲，男女老幼均會接觸酒精飲品，根據2017年的數據指出，2016年全韓國人總共消費了34億瓶燒酒。而因酗酒衍生的犯罪行為亦隨之變得泛濫，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醉酒駕駛。醉酒駕駛一直是嚴重罪行，遲來了多年，韓國國會上終通過修緊法例加重罰則。究竟什麼事情導致政府再次正視這問題？背後與酒精消費存在什麼關係？

韓國國會在11月29日舉行的會議中通過了被稱為「尹昌浩法」的《特殊犯罪加重處罰法》修訂案，內容針對涉及醉酒駕駛導致他人死亡的量刑起點，當中由現行的1年有期徒刑，提升至3年，最高可被判無期徒刑。在罰款方面，最低由500萬韓圜罰款起，上調至1000萬韓圜。

而命名為「尹昌浩法」的原因，事源於在釜山一名正在服兵役的22歲青年尹昌浩於9月中秋假期時外出，在路邊遭酒後駕駛的嚴重車禍，昏迷至11月初離世。在這宗案件引起社會公憤的同時，尹昌浩的朋友在他昏迷後隨即在青瓦台官方網站上留言請願，同時在青瓦台門口舉行小型示威，要求嚴懲酒後駕駛的肇事者，同時推動修改法例加強阻嚇作用。而該請願隨即得到數以萬計的國民共同參與聯署，其後十月時議員提出修訂案後，於11月尾正式以248人贊成、0人反對、2人棄權下通過。

由醉駕衍生出來的「代理駕駛」文化，有看過韓劇及電影的人不會陌生，這就是韓國人代替已喝酒的人駕車的兼職工作。當「代理駕駛」變得普遍的同時，醉駕問題曾出現顯著的改善，不過至今仍存的問題，就是法例阻嚇性不足，再加上有人不願意為電召代駕而花上金錢，導致仍有不少人以身犯險。同時，因不少韓國的停車場不是通宵營業，故到一定的時間均需把車輛泊走，不能通宵泊車的情況下，只能把車駛走，這亦提供了喝酒者冒險的機會。

回顧整個關於醉駕的法例，在2011年亦曾作出修訂，警察廳於當時表示，在通過新的《道路交通法》後，將會加重刑罰，最高可被判3年有期徒刑及1000萬韓圜，《尹昌浩法》通過後就成為了最低量刑起點而不是最高。而假若醉酒駕駛沒有引致他人死亡的話，違法者最高只需要罰款300萬韓圜。以上的刑罰實施也好，阻嚇性亦未及《尹昌浩法》。不過，唯一不同的是，是次《尹昌浩法》中未包括醉酒駕駛不引致他傷或他死的刑法改善，意思是《道路交通法》至今仍未修正，皆因現時國會上執政黨與在野黨等仍未能就《道路交通法》修訂案達成共識，故需要在下次醒議上才能重新審議議案。

不過，若要將此變得嚴重的現象歸根結底，仍是韓國的飲酒文化。在韓國晚上的街道上，喝得酩酊大醉發酒瘋的人一直不罕見，飲酒幾乎成了韓國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在市場策略上，不少酒精品牌均花費不少資源推廣酒類產品，如尋找韓流明星代言，還有在主流傳媒上賣廣告等。各種傳媒的渲染下，灌輸了一種「韓國人不能沒有酒」等類似的意識。基於以上情況，韓國政府亦就此作出了回應，在2020年起，廣告上將禁止出現飲酒的鏡頭，同時禁止在兒童收看電視的時間播放與酒類有關的情節及聲音，所有飲酒的鏡頭、姿勢將消失了電視中。

固然，禁止廣告的方法未必能得取得社會間的認同，皆因飲酒在韓國早已成為根深蒂固的文化及風氣。能否改變長久以來的社會習慣，這仍須政府及社會間的共同努力才能成事，從而減少更多因飲酒而發生的命案。

韓國的經濟靠財閥大企業扶持，早不是新鮮事。縱使他們如三星、LG等為國家的經濟貢獻不少，但背後他們如何操控國家的管治體，甚至在政府的運作上如何干預，都已是公開的秘密，例如韓國的花名，正是「三星共和國」。三星最近的政治醜聞暫告一段落後，事隔11年的一個道歉，令工人的抗爭畫上成功的句號。究竟當中發生了什麼抗爭事件？這背後如何反映三星「血汗工廠」的運作？

事源於三星電子設備解決方案部門代表理事金奇南，在11月23日在首爾新聞中心舉行的簽字儀式上，宣讀了一篇道歉聲明並公開向「半導體廠工人健康與人權守護紅織」鞠躬致歉。他承認三星公司在管控半導體等工廠環境風險方面有失誤及疏忽，造成不少工人患上癌症，同時為處理問題時三星未能及時採取適當設施而道歉。道歉文中更表明將公佈對受害者家屬賠償的方案，在2028年前將完成所有賠償，並會撥出500億韓圜以成立預防重大工傷的基金。

這場三星的「血汗工廠」及工人抗爭血淚史，始於2007年。一名在三星半導體工廠工作的23歲黃姓工人因突然患上白血病而去世，其父親當時拒絕接受三星的金錢和解，並深入調查女兒的死因，其後發現三星企業在使用化學及晶片等工業方面對工人毫無安全保障，廠房的安全標準亦嚴重不合格。同時，在同一生產線同樣有員工死於白血病。而且三星半導體及LCD工廠員工有不少均罹患嚴重疾病，如癌症、狼瘡等，有女員工更因工作而流產或生出畸胎。

而現在的賠償方案指出，三星將賠償自1984年以來各半導體及LCD工廠員工的各類疾病費用，單單每位患上白血病的員工就需要賠償1.5億韓圜左右。而工人維權組織Banolim及半導體廠工人組織亦表示，在與三星調解委員會達成協議後，將結束抗爭行動。

工人們要求三星賠償及道歉的聲音，在事件發生後一直此起彼落，他們有在三星大樓外面長期露宿抗議長達三年，同時工人維權組織一直有向法院申請訴訟，並透過國家勞工福利單位與調解委員會作出賠償的請願及追蹤。而十多年間，三星一直否認責任，而且曾試圖向黃姓工人的父親提出十億韓圜的和解費。同時，法院亦就賠償訴訟作出駁回，直到2014年翻拍成電影遭社會狠批後，法院就承認三星應負上責任。三星於同年有作道歉及賠償1.5萬美元，但對其他未曝光的受害者，三星一直迴避責任。

有名我們叫，「三星共和國」，即是三星在治國，不是青瓦台。時任政府與三星的醜聞，除了親信崔順實干政門之外，在這場工廠安全標準不合格的事件中，政府與三星固然有朋比為奸，共同隱暪事件，導致工人的生命及福利遭到嚴重剝削，釀成「血汗工廠」事件。三星工人抗爭運動開始後，時任兩屆政府一直有受到三星的委託，以保護「商業機密」為理由，對任何工人組織索取相關報告的請求一概拒絕，甚至隱暪有該報告的存在。政府甚至為配合三星的行動，放生管理層不向員工公佈報告，皆因政府走法律罅隙，法律雖禁止政府以商業機密為理由隱暪公共衛生及安全的訊息，但一違法，政府不需要受任何懲罰。

不少韓國的大企業都有工會保障工人權利，無論在轉職、轉用化學品作主要工作道具時，都需要得到工會與管理層之間的共識，才能成事。但往往三星的工人沒有工會保障，所以不少因被剝削而組織的抗爭運動都被打壓，同時法律及政府亦無計可施。所以這次三星正式的道歉，可謂給受害者的家屬一個交代，當然他們的傷口是無法磨滅的。三星作為韓國的大企業，更應以身作則，不但要杜絕任何剝削行為，而且應將社會責任實踐到底。

韓國多場的社會或工人運動，一直聞名於亞洲，遠有光州事件，近有「反朴」燭光集會，尤其透過多部電影後，令大眾都了解韓國爭取民主及自由的崎嶇道路。同樣在社運出身的文在寅，年輕時參與反朴正熙維新憲法被捕留案底，2016年燭光集會更成為眾望所歸的未來總統。同樣為左翼民主派的政治人物，面對為勞工發聲的「民主勞總（韓國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聯盟）」的訴求，有積極及妥善回應嗎？

從最近韓國民主勞總的一次事件中，就能知道文在寅政府現時未能好好處理勞工問題，還有關於勞總的爭議。民主勞總於11月10日舉行大型集會，並決定在11月21日舉行大罷工。「清算積弊、改革社會、停止《勞動法》不良改革」。他們在11月21日罷工中呼喊的口號，圍繞著批評文在寅政府未能有貼近勞工需要的勞動政策，並認為當前的社經局勢延續昔日政府的管治作風——向財閥及企業傾斜。他們對政府主要提出的勞工政策改革如「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作出嚴正抗議，要求政府能夠改善箇中弊端。

「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本是保障勞工生活及工作條件的政策，卻與文在寅一直堅持「收入主導成長」經濟改革方針相違背。《勞動基準法》列明每星期僱員的基本工作時間為40小時，最長只能加班12小時，並須向僱員支付加班費用。不過，與其相沖的「彈性工時制度」仍未能得到妥善的保障，因為此制度容許工作時間因工作量而延長，雖然能因工作量少而縮短工作時間，但變相此制度未必能與「標準52小時工時制度」相互結合，此情況下導致技術勞工等行業需延長工作時間，同時有工資減少的危機，最終讓「最低工資」及「標準工時」政策失效。

現時更令民主勞總憤怒的，是國會上意圖將《勞動基準法》修訂得更偏向商家及企業利益。除了最低工資修訂為包括津貼及獎金，節省了僱主的生產成本之外，國會還在推動將「彈性工時制度」的最長期限由3個月修訂為6個月。在未能與新勞動政策磨合的情況下，還將箇中矛盾擴大，固然引起勞動界的強烈反對。所以現時政府與勞工界的關係不斷呈膠著狀態。縱使文在寅總統於今年初有邀請民主勞總代表進行對話，至今仍未能解決矛盾。

還有現今文在寅政府還未正面回應的問題，就是前任政府起訴民主勞總前主席及前秘書長，令他們於2016年被判入獄5年，但至今仍未平反他們的冤名。事關2015年11月民主勞總發動集會，反對政府單方面修改《勞動基準法》，而同年12月朴槿惠政府起訴他們「妨礙公共秩序」、「刑事毁壞」、「非法集會」等罪名。當年保守派政府打壓工會及箝制集會自由，但至今作為社運出身曾承受相似罪名的文在寅，不但沒有正面回應工會重審事件及釋放被囚禁的工人的訴求，而且更於2017年12月拘捕一直在勞總總部工作的前秘書長李英珠，並以同樣罪名將其囚禁。可見，文在寅至今仍未妥善回應代表工人聲音的民主勞總的訴求。

若要談到韓國民主勞總的由來，就可以數到1970年代。朴正熙執政期間為加強扶植經濟發展，不惜打壓工會等異見聲音，同時扶植大企業成為支撐國家經濟的財閥。而1970年11月13日的一場紡織工人工運中，工人全泰一因自焚而成為話題。而韓國正式有民主改革前後，大大小小的工運均受到嚴重打壓，1987-1997年間就有接近三千名工會骨幹成員遭判囚。1993年6月，各地的工會自發組成大統合團體「全國勞動組合代表會議」，成為「民主勞總」的前身。1994年11月成立民主勞總的籌委會後，在1995年11月正式成立。所以韓國大大小小企業的工會均由「民主勞總」率領發聲。

從這事件可見，縱使這兩年出現了政黨更替，但工會的聲音仍未能得到文在寅政府的重視。即使文在寅能夠為勞工作出修訂，始終仍未能改變昔日保障僱主、企業家多於勞工的政治作風。現時文在寅與執政黨已在面對管治的困境，支持率不斷下跌的情況，假若再度惡化下去，保守派便有機可乘，再次令韓國處於水深火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