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破土工作室

2015年4月24日，成千上萬的韓國工人與公務員響應第二大總工會——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連盟（民主勞總）——的呼籲，聚集在首爾市廳前的首爾廣場，反對朴槿惠政府所提出的勞動市場改革。這些借「改善勞動力市場僵化」為名的措施包括：非工薪勞動者（non-salaried workers）勞動合約期限由現時的2年延長至4年、逐步將法定最高工時從每週68小時縮減為52小時（工會要求立刻執行）、容許資方與雇員「自願」擬定「薪水封頂制」 （Peak Wage Systems）［1］以及可隨意解僱「表現欠佳」工人等。

全國共有約26萬工人參與了是次總罷工，其中包括萬名公務員、1萬名教師、衛生人員以及工廠雇員。韓國民主勞總發言人表示：「朴槿惠政府為首的韓國保守派政府必須改變現時只服務財閥不服務民眾的傾向」、「同志們，雖然我們的起始較弱，但我確信你與我能最終終結朴槿惠的統治。｣

民主勞總的四大訴求分別為：
一、 停止倒退的「勞動市場改革」
政府的方案只會使雇主更容易解雇員工，壓低工資以及帶來更多的非正式就業崗位。總的來說，政府主導的勞動力市場改革只會惡化工人的生活與工作狀況，故絕不能給予任何形式的支持。

二、 停止削減公共養老保險並改善國家養老金制度
韓國政府正計畫進一步發展私營養老保險，以削減公共養老保險的規模。朴槿惠總統公然違反了競選承諾——增加基本養老金，沒有提出任何政策以改善全國性養老金體系低覆蓋、低收益的缺點。相反，政府以「保持不同養老保險體系間的公平性」為藉口，削減政府公務員享有的養老金。這只會加劇老齡人口的貧富與收入差距。政府應該做的是，通過提高基本養老金與全國性養老金的收益率，以達到公平的原則。

三、 提高法定最低工資至每小時5580韓國圜（每月1，166,220韓國圜，約為8370港元、33180新臺幣）
此一水準甚至低於單一工人（沒有供養父母子女）的實際生活成本（2014年五月為1,506,179韓國圜）。2014年的法定最低工資——每月1,088,890韓國圜——只相等於常規工人（受雇於多於5名工作人員的單位）總工資的32.7%。故此，現有的最低工資制度無法達到收窄工資差距、改善分配體制的目標。

四、 給予所有工人基本的勞工權益！《勞動標準法》必須適用於全體工人！修改《工會與勞動關係調整法》（Trade Union and Labour Relations Adjustment Act）第二條！
少於5名工作人員的單位共雇用了三百四十八萬名工人，佔韓國整體勞動人口的19.15%。但現時的《勞動標準法》並沒有覆蓋這些工人。另外，非正規工人——包括勞資關係不明確與非直接雇用者——並沒有組織與集體談判的權利。

想了解是次罷工的最新動態，可關注民主勞總的Facebook專頁。

韓國工運的發展歷史，可細閱破土的另一文章《韓國工人運動的崛起、現狀與出路》。

[1] 「薪水封頂制」，即依據不同年齡段考慮其生活費和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在進入一定年齡段後，停止上漲反而下調工資的薪金制度

歡迎關注「破土工作者」Facebook專頁。

* 文章部份內容有電影的內容劇透，敬請留意

2013 年，在韓國有線電視頻道 tvN 的電視劇《請回答 1994》中，我們看到了幾位劇中主角們，他們從 1994 年的大學生階段初相識，到後來於新世紀之始相戀，及至最終有情人終成眷屬並共諧連理，是童話故事式的橋段。現實中，被稱為享受 20 世紀最後 10 年經濟起飛而生活得無憂無慮的「X 世代」，有幸可以享受韓國經濟貴為亞洲四小龍的 90 年代最後時光，當時的青年人，正如劇集中的允眞沉迷徐太志的 Rap 音樂、娜靜則是延世大學籃球隊球員李相旼的熱血球迷，他們一家人在一起時，都是看著 SBS 熱播的，由崔民秀和高賢廷主演的劇集《沙漏》與各種各類的音樂節目，外出時都是拿著走在當時科技尖端的「BB 機」。總言之，隨著 90 年代韓國經濟加快與全球化步伐接軌，每一位韓國人都是沉醉在紙醉金迷的璀璨生活中。
我們還記得於劇集中，踏入 1995 年 6 月時，看到了曾經象徵著韓國 90 年代經濟黃金年代的「三豐百貨公司」忽然倒塌的意外，造成了韓國國家和平史上最嚴重的人命傷亡。跟劇中主角親眼目睹時驚愕的反應一樣，我們相信那個時候韓國的經濟，都只是建築在一堆虛幻、炒賣與政商勾結的腐敗之上，待泡沫一爆的那一刻的 1997 年IMF金融危機，正如劇中的女主角娜靜所言：「曾是燦爛 X 世代的我們，一夜之間變成了被詛咒的一代」。但是，擁有娜靜類似想法的韓國青年人，早於 1994 年便出了，已經他們更造成了韓國史上首單「童黨連環殺人」事件。

2014 年於韓國上映的獨立紀錄片《非小說日記》(Non Fiction Diary 논픽션 다이어리)，導演便是以發生於 1994 年，這一單每一位韓國國民迄今仍然記憶猶新的，曾經轟動整個韓國的童黨連環殺人的駭人聽聞事件為主題，探討 20 年後今天的韓國，究竟這個曾經病態的社會有否改變過。1994 年 9 月 21 日，韓國警方於位於全羅南道靈光市近郊的一處，逮捕了 7 名被稱為「至尊派」的童黨，他們涉嫌非法禁錮與殺害 5 名不同背景的韓國人，由於犯案時「至尊派」所有成員，包括其頭目金基煥，全都是 20 出頭的年輕人，而韓國數十年歷史以來從未發生過童黨式連環殺人案件，因而此案當時震動了整個社會。

「至尊派」與反新自由主義

當然，若只是一般的連環殺人事件，縱使背後是歷史性地有韓國年青人主使，也用不著導演鄭倫碩花兩多個小時來引入至當下社會的討論。「至尊派」的一行 7 位韓國青年人，於 1993 年 7 月起至 1994 年 9 月期間，透過綁架勒索兼毀屍滅跡，連環殺害了多人。就在他們於靈光市的「殺人工場」被捕後，當時大批記者前來拍攝，當時，頭目金基煥向著數十部鏡頭說：「我的目的是要殺死所有錢人，並把他們殺死後吃他們的肉，因為我要使自己變成不是人類」。本來「至尊派」是以富豪為殺人目標，可惜的是，他們在追尋的過程中殺錯人，殺的全都是一般的平民，不是如他們所想。

最初當「至尊派」成立初時，曾經定立了 4 大中心思想：一是痛恨有錢人、二是他們會繼續開展殺人計劃，直至每一個成員獲得 10 億韓圜、三是叛逆者會被處決、四是不會相信任何女性，甚至是自己母親。從 1993 年夏天開始他們慢慢實踐殺人計劃，直至殺至第 5 人時，「至尊派」6 人之間因為討論如何處置那被殺害的男死者的女友時，就在各執一詞之際那位女子成功逃脫並報警，結果把這件駭人聽聞的案件公開了。

照他們 7 人被捕後向警察的告白中，整個「至尊派」人士的背景，都是成長於經濟和教育水平較低的家庭環境，主使人金基煥更坦白出他為何那麼痛恨富人，是因為他就讀小學的時候，有一天在上藝術課時，老師要他們回家買一些畫具回來上課，但由於家境貧困，根本負擔不起這些家課費用，結果翌日他回到學校卻被老師責罵。後來他選擇偷同學的錢，再買畫具上課，想不到老師卻稱讚他能夠帶畫具回校上課。從那刻開始，他便知道生活該如何地過，就是從富人身上劫走他們口袋裡的錢，再分給窮人。

就在他們被捕以後，一年後的 11 月，6 位「至尊派」成員被判以死刑，並於同月立即執行，是韓國歷史上從逮捕至判決死刑到執行最快的一件案件。但正如電影所記錄，「至尊派」的童黨連環殺人案震驚了整個韓國社會，一般國民都判定，此案反映出當時的韓國青年人一代道德淪亡，為了重振國家的年輕一代對孝道與家庭價值的尊重，時任韓國總統的金泳三大舉於韓國推動了「忠孝教育」與「道德教育」運動，滿以為這是解決社會道德問題的方法，但或許他是捉錯用神了。

另一種的公平原則

電影到了那一刻，不要以為導演鄭倫碩是在為「至尊派」多判一次死刑，他卻是有意識地把焦點轉投射到兩件與「至尊派」事件差不多時間發生的巨大國家事故：首爾聖水大橋崩塌、首爾瑞草區三豐百貨店倒塌意外。這兩件導致多人死亡的意外，背後其實都是與當時韓國政府縱容官商勾結有關。

聖水大橋的崩塌，是因為當時首爾地方政府官員與外判建築公司貪污，使用不合規格的材料建造大橋的柱子所導致；另外，三豐百貨店的倒塌，同樣都是因為有首爾市地方官員接受了三豐百貨店總裁李鐏的賄賂，非法地更改建築圖則，把原來的辦公室大樓非法改建成更可圖利的百貨公司，而且也為了建造更多升降機，把大樓應有的柱子減少，造成了大樓的建築致命傷，結果一下子突然倒塌了。

雖然造成人命意外的責任是如此明顯，但結果法院的判刑卻未有如外界所想的嚴重，三豐百貨店的總裁李鐏因業務過失致死罪的罪名判處有期徒刑 10 年 6 個月，但後來上訴得直，獲減刑至 7 年。導演鄭倫碩就在那時，向觀眾大膽地拋出一個問題：固然「至尊派」的 6 位殺人青年死有餘辜，但導致 32 人死亡，17 人受重傷的聖水大橋的崩塌意外，還有造成 502 人死亡，937 人受傷的三豐百貨店倒塌意外，受賄的地方官員與視人命如草芥的財閥領袖，不就是應該同樣犯下跟「至尊派」一樣的集體殺人罪，都是應該被判死刑，但為何他們可以輕判，至今依然可以消遙法外？

極具挑釁性的導演鄭倫碩更不止批評至那一處，他更把對韓國國家公義標準的質疑，提升至兩位滿手鮮血的韓國前總統全斗煥與盧泰愚身上。花了數十年間的血與汗民主運動的付出，韓國於 1988 年成功建立了民主政治體制，更於 1993 年選舉出首位文人出身的總統金泳三。金泳三上台以後，便開始著手調查兩位前總統於軍事獨裁期間，針對著民主運動進行的鎮壓民眾責任，特別是發生於 1980 年的光州屠城事件。

結果，經過多輪的聽證會後，首爾地方法院於 1996 年，以主動參與軍事叛亂和內亂罪、謀殺上司未遂罪及受賄罪，判處全斗煥死刑和盧泰愚有期徒刑 22 年 6 個月。然而，二人後來上訴得直，全斗煥改判為無期徒刑，盧泰愚則減刑期為監禁 17 年。但不到一年後，他們二人都獲得了候任總統金大中的特赦，離開監獄。可是，二人至今手上仍沾上了數千名無辜被殺的光州民主鬥士的鮮血，還有成千上萬於 80 年代被全斗煥使用國家暴力的方式非法禁錮、毒打與殺害的學運份子，導演就是在質疑為何同樣都是被控以殺人罪，「至尊派」的 6 人便要草草結案執行死刑而不留手，但同一時間卻對兩位如魔鬼般的前軍人獨裁者如此寬厚，那麼韓國的公義又在那裡？

金泳三的死刑爭議

根據當年負責向「至尊派」等人問話的警察記憶所言，他們幾位犯人在被捕後一直都跟警方極為合作，把所有的計劃都和盤托出，更在最後行刑之前信教並受洗。反之，就在獲得候任總統金大中特赦的全斗煥，釋放後在監獄外接受媒體訪問時，第一句的回應竟然是嘻皮笑臉地說：「我不會建議任何人到監獄裡住！」，後來，更表示他當年計劃的不法軍事政變，因為是成功了，所以不應受懲處。而且，於 2003 年，他更指出光州民主運動是一次暴動。導演就是要把二人反應的分野，要觀眾自己下一個判斷，為何韓國公義會變成這樣？

70 年代以前，正如電影中訪問一位韓國維權律師所講，大部份被判死刑的多是從北韓潛入韓國國內從事間諜活動的北韓間諜，但自 70 年代中期兩韓關係在開展第一次協商之後，北韓間碟的數字也大為減少。到了 80 年代全斗煥軍事獨裁執政以後，為了向大眾形造恐懼氣氛，便把那些日韓混血種視為間碟，判以死刑。但到了 90 年代，當韓國踏入後民主化以後，便出現了資本主義的強化，與民主運動轉型的新形角力，不論是工人運動還是爭取更多自由的社會連動，示威於 90 年代以後繼續不斷發生，韓國政府於金泳三年代，要維持著一定程度的權威來恐嚇示威者，一方面繼續運用大批防暴警察以武力鎮壓示範人士，另外也透過以死刑作手段，震懾反對派以至整體國民服從政府。因而處決「至尊派」便成為金泳三一件必要的政治化行動。

當時，從政府至社會，都需要以輿論把「至尊派」成員描繪成是魔鬼的化身，是國家走向墜落與惡貫滿盈的主因，更有人建議不用審判，直接把他們一黨人掛在首爾市廣場上，以拋石頭公開處決。金泳三便借此事件，順民意而行，以處決「至尊派」為一發國民不滿之任。但是，諷刺的時，就在宣佈 1995 年韓國政府執行的死刑名單當日，全斗煥就得到總統的最後特赦，不在名單上，只留下「至尊派」與其他 10 名死刑犯的名字。因而，就在「至尊派」行刑當日，那天亦是韓國自朴正熙時代以來，單日內執行最多死刑次數的一次。終歸來說，在金泳三執政的 5 年間，他分於 3 次場合中，一共處決了 57 名犯人。

雖然法院根據死刑並沒有抵觸國家憲法之下，繼續有判決嚴重刑事罪犯死刑，但實際上是自 1997 年金大中政府以後都沒有再執行過死刑，而不少宗教界人士也一直努力遊說政府盡快取消死刑，但迄今為上還未有定案。

「至尊派」事件的反思

有份負責向「至尊派」成員問話的警員與執行職務的官員，事過境遷 20 年以後，今天他們多繼續支持要向那群童黨成員執行死刑，但同時也多了一份反思，希望韓國政府與社會，除了要對犯上殺人罪行的違法者嚴厲執行死刑外，也要反思韓國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會孕育出「至尊派」這種極度仇富的思想，才能夠避免社會再次發生類似悲劇。

正如紀錄片中訪問一名曾經跟「至尊派」成員接觸的修女所說：「罪惡可怕，但犯罪的人卻不是。犯罪是從習慣開始，再注入心靈裡去」。我們看到，20 年前韓國社會已經步入社會心靈病態化的情況。民主建設雖然於 1988 年已完成，但單看 1988 年至 1997 年間的韓國經濟與社會發展，隨著金泳三所推動的所謂「全球化」政策，把自由經濟視為韓國社會的黃金法則後，金融房地產投資價值每日攀升，錢來錢去的日子根本算不上是什麼，每一位國民都視有錢為生活的原動力，一切都要以利行先，金錢才是絕對。結果，政治雖然開放了，但經濟結構仍然牢牢地掌握在一群懂財技投資的財閥手上。他們不怕政治開放，因為 90 年代更容易透過炒賣積累資本，可以以源源不絕的賄賂延續了富人對政治的影響力，確保商界的利益不受民主化的政府阻礙，政黨更會主動邀請財閥合作。社會的道德價值因而被扭曲，認為富人才是社會的主角，行政、立法與司法與為財閥服務也不是問題。從那刻開始，韓國便走上了錯誤的不歸路。

結果，我們看到韓國最高法院竟然宣判，雙龍汽車不按照法律無理解雇合約員工是沒有違反韓國法律、三星半導體企業竟然可以明目張膽地賄賂檢察官，要求他們不要起訴三星企業有關旗下員工因接觸致癌物資而死亡的工業意外案件。這都是反映當下的韓國，20 年後的今天，依然是誰能夠提供金錢，就能夠擁有更多的權力，可以阻礙真正的公義彰顯在人民之中。

1995 年當年大聲疾呼要求處決「至尊派」的檢察官金弘一，後來於 2007 年因協助李明博撤銷所有有關他的 BBK 公司涉嫌操控股價的案件，就在李明博當選成為韓國總統以後，他的仕途便從始平步青雲，現在更成為釜山市的高等檢察總長。或許這就是說明了，財閥的圈子才是真正管理韓國國家的主人。

當年「至尊派」成員於靈光市對綁架人士施以毒手的場所，今天已改建成一個旅客觀光的公園。還有，導致數百條人命死亡的「三豐百貨店」現場，現在也已改建成一座豪華的高級住宅大樓。從 1994 年至 2014 年的 20 年間，正如導演鄭倫碩所隱喻，韓國社會不但一直都沒有汲取過任何教訓，反而變本加厲地加快發展步伐，讓資本成為萬事萬物的主宰，把旅遊沖淡了那個殺人案件的痕跡，把悼念死難者的都要遷至另一地帶，不要阻礙原本「三豐百貨店」那處價值不菲的地皮發展空間。那麼，或許對於韓國的執政者與財閥來說，什麼都可以忘記，除了金錢。

電影 Trailer :

韓國人無酒不歡當然是不爭的事實，但也不代表嗜酒如命的韓國人不需要任何關於酒精類飲料的廣告。根據早年前韓國政府的統計，於韓國的印刷媒體、電台與電視中，平均每一天便有 574 個關於酒精類飲料的廣告，而當中的 22 個的採用模特兒作產品代言人的酒類飲品，17 個都是以韓流明星為廣告賣點，可見在酒精飲料的廣告中，明星是最主要的營銷因素。

在眾多酒精類飲品選擇中，韓國燒酒位居於最受韓國人喜歡的首位，而且它更是全球銷量最高的烈酒類飲料，比俄羅斯的伏特加、白蘭地與威士忌更要多受人愛戴。而每一次想到韓國燒酒時，我們都不其然地聯想一位又一位打扮性感並吸引眼球的韓國女明星，皆因近年各家出產韓國燒酒的公司品牌，都是劃一地選用了以賣弄性感為主調的韓流女星為廣告代言人，來吸引銷路。例如早年前韓國第二大燒酒品牌 Cheoeum Cheoreom，便聘請三大韓國性感女歌手金泫雅、具荷拉與金孝靜為代言人，廣告中她們三人跳著挑逗性的舞蹈，最終收到韓國政府的勸諭，被要求把該廣告於電視平台中除下，只能於網上發放並標明 19 歲以上才能收看。

近年圍繞著韓國燒酒廣告的爭議不斷，繼早前有 30 多位酗酒人士向首爾地方法院入稟申訴兩間韓國燒酒品牌生產商，包括是 Hite-Jinro 與舞鶴，因為它們未有把飲酒的危險性貼在燒酒玻璃瓶的當眼位置，導致他們出現酗酒的問題。近日，於韓國國會保健福利委員會有一條由執政新世界黨議員 Ailesa Lee (前韓國國家乒乓球代表) 提出的議案，因為她眼見當下藝人與運動選手代言酒類飲品對青年人酗酒的問題有助長作用，因而她提出修改了早前的國民健康促進法。新修定的「國民健康促進法」內容是所有人，包括藝人與運動選手，24 歲 (實歲，非韓國年齡) 或以下的青少年不能參與電視、平面、網路、海報等宣傳酒類的廣告活動。若有違規者，最高刑罰是監禁一年，並罰款 1000 萬韓圜。

修正案將會在國會會議上討論，若獲得推過，早前剛為 Hite-Jinro 旗下的燒酒品牌 Chamisul 當代言人拍廣告的歌手 IU，因為她現在只有 22 歲 (國際計算方法)，很有可能她的廣告將會被政府除下。

剛看到該法案於韓國媒體上廣泛報導之時，不少媒體都集中討論一個問題：「為何是 24 歲？」。因為韓國法律一直都只是規定禁止 19 歲以下人士飲酒，以阻止青少年接觸酒精的可能性。但根據一般對青少年的定義，大體多是指 9 歲以上，19 歲以下都是所謂的青少年年齡層，所以，若按照該議案所指，24 歲於韓國社會已被認定為成年人，那又為何要阻止 19 歲至 24 歲，已被視為成年人的歲數，不准於這個年紀的藝人與運動員擔當燒酒廣告的代言人呢？

根據提出該修正案的議員 Ailesa Lee 解釋，因為她留意到近年不少燒酒公司都喜歡選用一些未滿 20 歲的韓流女星為廣告模特兒，所以希望透過修改法律禁止這一類行為。另外，她表示都是參照韓國政府針對一些對青少人有害物品的監控原則，例如藥品，因而認識青少年較容易受大眾媒體的廣告影響，所以希望以修改法律禁止一些對他們有影響性的燒酒廣告於媒體上播放，從而解決青年人酗酒的社會問題。

除此之外，她又引用韓國青少年基本法第 3 條第 1 項說到，韓國的青年人是指 9 歲以上 24 歲以下的韓國人，因此他斷定 19 歲至 24 歲之間的，還是青少年。所以，據她說解釋的，今年 22 歲的 IU 也是青少年，因而不准擔當任何酒精類飲料的廣告代言人。還有，她還指出英國、美國等其他西方先進國家都有類似法案，禁止 25 歲以下人士為酒類飲品的模特兒，指出韓國的政策也應走向類似方向，以保護青少年。

對上一次韓國曾經進行過一次廣泛研究青少年飲酒與廣告問題的調查，已經是 4 年多前的 2010 年了。當時韓國國民健康促進法向首爾地區的 2000 名高中生進行了收看有關酒精類飲品廣告的調查，發現 56% 的高中生都有接觸過此類廣告，因而於 2011 年進行了對上一次的韓國國民健康促進法的修正，容讓某些低酒精類的飲品只可以於晚上 10 時至翌日早上 7 時於電視台賣廣告，減少對青年人的影響。因而，有言應該先再進行另一次關於青少年飲酒問題與廣告影響的調查，才決定是否把禁止廣告代言人，從 19 歲延伸至 24 歲。

況且，根據大韓保健協會於 2014 年的調查發現，它們曾經針對 3 個免費電視台中的 72 套韓國電視劇進行了關於飲酒場面的研究。當中的 2431 劇集中，它們發現一共擁有 2564 個飲酒的場面出現。情景卻沒有分是喜劇、悲劇，抑或是愛情劇，總之開心時飲、不開心時飲、家族紛爭時飲、爸爸飲、媽媽飲、我飲你飲，總之每一集兩集中總會有一至兩個飲酒場面。

所以，實際上是現在任何情況下也可以看到不同環境的飲酒情景，單單只是針對 24 歲以下的藝人或是運動員當酒精飲品代言人只是捉錯用神。24 歲的「青年人」，相信社會也要有信心，他們擁有足夠的能力判斷自己的思考。而且，我們若只是阻止一位 23 歲的青年藝人當酒類廣告模特兒，不代表他不可以在劇集場景中大喝燒酒，所以這個「禁酒令」只是有限度，結果 IU 雖然不能於廣告中飲燒酒，但或許她在即將播出的劇集《製作人》中有飲酒場面的話，只會惹來啼笑皆非的效果。

民以食為天是人之常情，不分國籍膚色與種族的人都是一樣，都希望可以找到自己的食物心頭好，韓國人也不例外。來到韓國，或許有人對他們於每一樣食物都放進相同的味道調味不是味兒，但隨著近十數年國民生活質素明顯改善，還有來自西方的飲食文化才大舉入侵韓國，現在於韓國找到各種各類具質素的混合類食物，再也不如昔日般困難。

因應著前年於韓國一大有線電視頻道 tvN 的一套關於韓國人飲食文化的劇集《一起吃飯吧﹗》的收視大捷，該頻道於今個月初起，製作了這套劇集的延續篇《一起吃飯吧 2》。雖然除了男主角「具大英」此角色外，其他演員都是全新加入，但圍繞著「食」這個韓國文化也得以延續。

在昨晚播出的第 8 集中，男主角「具大英」與女主角「白秀芝」一同吃飯時，製作了一樣新派的韓國食物，稱為「김피탕」。顧名思義，這是把三種不同的食物 (김치，피자，탕수육) 混合在一起，那就是「泡菜」、「Pizza」與「糖醋肉」。看到二人吃得津津有味時，不其然也很想試試這種於韓國最近流行的食物。

最初有韓國電視台介紹這個「泡菜、Pizza、糖醋肉」食物，是來自 2014 年 4 月於 KBS 2 電視台的節目《生生情報筒》內。該節目介紹了一間食店，有一樣特別吸引顧客的食物，他們先把泡菜炒熱，再用油炸好肉塊，然後在它們上面鋪上一堆芝士，再放入焗爐中。待完成後，先用泡菜鋪在油炸好肉塊上，再在上面淋上一層糖醋肉的酸甜汁，那就是「泡菜、Pizza、糖醋肉」了。

有媒體報導這種「泡菜、Pizza、糖醋肉」食物最初發源於韓國江原道的原州市一帶，一間於春川市名叫「大發混合糖醋肉」興起，其後於忠清南道的大田與天安等地再發揚光大。但也有言最早出現的，是在忠清南道公州市錦興洞一帶的一間食肆發明。價錢方面，一般二人點餐的「泡菜、Pizza、糖醋肉」約 14,000 韓圜，但份量上足夠 4 人共同分食。

就在劇集於昨晚播出以後，今天韓國各大社交網絡上都是瘋傳這個引人垂涎三尺的食物圖片。未知這樣在韓國廣受歡迎的「Kimpitang」(泡菜、Pizza、糖醋肉)，何時會沖出韓國，來到亞洲其他地方呢？

劇集視頻：

描寫韓國記者工作生活的韓劇《皮諾丘》，新穎的題材與呈現出對媒體的反思，吸引台灣許多觀眾的關注

去年年底，描寫記者工作與媒體生態的韓劇《皮諾丘》上映，吸引台灣閱聽眾的熱烈討論。

劇中，身處YGN與MSC電視台男女主角為傳遞事實而赴湯蹈火，卻也出現國會議員與大企業相勾結，聯合電視台新聞部主管操縱輿論走向，不惜栽贓他人來掩蓋弊案真相的場面。

最近，自由之家與無國界記者組織紛紛發布年度新聞自由排名與報告，其中韓國的情況讓社會各界開始感到警覺。

歷年台韓新聞自由度排名比較（製表／楊虔豪）

自由之家的調查報告中，韓國的排名在十多年來，一直在60至70位間游移，但值得關注的是，韓國的新聞自由程度已從「自由」滑落到「部分自由」的區塊。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資料顯示，韓國新聞自由排名已連續四年往下掉，跌落15個名次；盧武鉉總統就任時曾一度升至31位，卻在政黨輪替後出現惡化趨勢，並在OECD國家中「墊底」。

熟悉韓國的人都知道，《皮諾丘》中出現願意看待事實真相並冷靜報導的電視台YGN，就是以老字號的有線新聞頻道YTN為雛型，而以高煽動性報導聞名的MSC，講的則是第二大無線公共電視台MBC。

在現實世界中的兩家電視台，都曾在新聞界風光一時。作為第一家全天候的新聞頻道，YTN曾一直是韓國民眾接收即時消息的首選；擁有全韓第一個媒體工會的MBC，如同《皮諾丘》中有著強烈煽動性，卻以勇於批判當權者與揭發弊案的風格著稱。

但兩家電視台都在前總統李明博就任後變調，主管在政黨輪替後被安插入「空降」的親政府人事。和前朝產生的最大變化，不只是對批判政府聲音與揭弊報導的極盡封殺與刻意美化執政者，新班人馬不再願意與工會協商並接納意見。迫使兩家電視台都先後捍衛報導公正與自由的罷工。

而公權力在此同時也極為魯莽，在YTN記者群於2009年罷工前，資方以「妨礙業務」為由控告當時的工會委員長盧宗勉，當時警方大仗陣緊急前往住處將盧逮捕，他的妻子與年幼的子女目睹一切，心中留下陰影。同樣的逮捕與強制搜索戲碼也發生在MBC調查報導節目《PD手冊》的幾位製作人身上。

MBC記者群在2012年的170天罷工後，遭公司大規模整肅，有6名工會幹部遭解雇，38人遭停職處分。另外，和《皮諾丘》情節如出一轍的是，多名優秀記者與製作人被強制調離至與自身業務毫無相關的部門，連帶影響新聞競爭力。自由之家也曾在報告中提及到，MBC問題正是影響韓國新聞自由的指標因素。

有位MBC資深記者曾垂頭喪氣地對我說：「現在氣氛糟成這樣，讓很多人員工都失去熱情，我現在也沒甚麼幹勁，想說就在這裡繼續帶著領退休金就好。」

干預報導的問題也發生在其他媒體上，並在去年世越號船難發生時赤裸地顯現出來。

政府在反應怠惰與救援不力造成許多高中生葬身海窟的過程中，在電視台與網上所能見到的，卻是諸如「海警成功進入船內」、「當局全力救援」的標題。

一位船難生還者母親曾向我表示：「我們孩子父母在出事後，接受聯合通信社的採訪，想反映政府救援出了問題，最後卻一句也沒報出來。」

​ KBS電視台在世越號船難期間，傳出青瓦台施壓淡化批判政府報導的風波，引發記者群罷工，最後迫使社長下台（攝影／楊虔豪）

最大的公共電視台KBS，也在世越號船難發生後，爆發罷工。當時的報導局長金時坤自爆稱，總統府青瓦台直接向KBS聯繫，要求電視台報導「當局正耗時持續救援」，並且「不要批判海洋警察廳」。如此醜態被公開後，引發記者群憤怒，KBS事件瞬時躍上國際版面，迫使社長吉桓英不得已黯然下台。

由李明博時期遭解雇的電視台記者群所組成的獨立媒體《打破新聞》，在船難發生後製播了大型紀錄片，公開青瓦台和海警在船難發生後，還狀況外地在要求傳送事發現場影像呈報致使救援時間遭拖延的通話紀錄，在我翻譯好字幕並由公視首次在海外播放後，許多閱聽眾看了紛感震驚。

我向製作團隊詢問，到底是如何取得這些檔案的，《打破新聞》新媒體部組長朴大用回應我道：「事實上，這些錄音都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公開，但媒體都不敢報出來，怕廣告會被抽掉或被關切而受影響，所以獨立媒體的存在就變得越來越重要。」

企業主與政府以抽離或不發包廣告的方式干預媒體，在韓國已時有所聞。有線綜合頻道JTBC，在MBC出身的王牌主播孫石熙入主，力打勇於批判政權的報導路線後，政府廣告開始被大幅抽離，落後其他綜合頻道四成至四倍之多。

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報紙上。民主勞總金屬工會國際局長鄭蕙沅曾私下對我表示：「從2008年起，特別是現在紙媒銷量減少造成營收下跌後，許多財閥也開始透過抽廣告的方式對媒體施壓，撤除對公司的批判或抗爭報導，包括《韓民族新聞》在內都受影響。」《韓民族》是韓國左翼最有影響力的報紙，經常批判保守派政權，並為勞工與弱勢者發聲。

而日前因身陷收賄疑雲而下台的前總理李完九，與記者餐敘時的「狂言錄音」也在就任前被公開出來：「只要聽我一聲：『先把那個名嘴給擋掉，快點，沒時間了！』媒體人我都可以讓他成為大學校長，」

「跟你們長官...不用我說，這些人都跟我有關係的。我只要一下令『喂，李局長，這記者不行』搓不搓掉啊？『喂，金部長，這記者不行』這樣一來，下面人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唷！」儘管李完九為了事公開道歉，澄清只是「玩笑話」，卻讓許多記者聽了甚感憤怒。

法院判決MBC罷工屬正當，資方解雇處分無效，因主導罷工而丟掉工作的MBC記者聞訊後相擁慶祝（攝影／楊虔豪）

韓國法院日前判決，2012年MBC要求公正報導的大罷工具有正當性，並做出「公正報導為勞資關係與工作條件之基礎」的突破性解釋，裁定電視台解雇與懲處工會幹部的行為無效。

「公正報導」作為新聞自由的先決條件，應獲公司承認與保障，才有可能避開政治與經濟權力對媒體的干預。但在國家與財閥力量強勢擴展伸張的韓國，朴槿惠政府至今仍刻意迴避，這樣的理想要被真正實踐，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永豐餘集團旗下所有的元太科技決定關閉韓國Hydis，並在沒有根據《勞動基準法》知會工會的情況下，單方面通知韓國勞動部全面解僱員工。工人裴宰炯同志領導勞動者進行反關廠鬥爭。資方以韓國反工會的慣常手段，針對工人領袖進行民事、刑事起訴相威脅。結果裴宰炯同志在5月12日被發現在雪嶽山上吊身亡。

我們認為裴宰炯同志是被資方謀殺的！是永豐餘惡意關廠奪去工人的工作和尊嚴，繼而威脅採取法律手段逼死裴宰炯同志的。因此，我們到經綸全訊（香港）有限公司抗議，誓要為韓國工人討回公道）

韓港人民連帶
—香港支持者聲援大韓民國關廠工人鬥爭聲明

永豐餘無恥關廠

永豐餘集團旗下元太科技所有的Hydis在未知會工會的情況下，單方面通知韓國勞動部要全面解僱工廠職工。生產線一旦關閉，包含外判職工在內將約有八百名工人失業。

永豐餘明顯是瞄著Hydis所有的廣視角專利技術（FFS）而來，並刻意讓生產線自然老化以達成惡性關廠。當初Hydis併購案投標價為2,600億韓圜（時值約22億港元，元太科技出資78%，約17億港元），但廣視角專利技術的授權各面板工廠的合約到2024為止估值為5,000億韓圜（約36億元港元），幾乎是投標價兩倍，另外尚有每年2到3億韓圜（約二百萬港元）按產量徵收的專利授權收入。元太科技2012到2013年的專利授權收入就有774億韓圜（約5.6億港幣），但同期的設備投資卻僅有28億韓圜（約二千萬港幣），投資和收益比例僅為約0.4%。投資還佔不上收益的1%，很可能比折舊率還要低。

元太科技入主僅兩年，從2009年起員工被逼以有薪年假強制休假。直到2014年為止，公司僅給予工人強迫休假60%工資。從2012年起要求工人自願離職，並於今年初全面解僱職工。

我們要反抗 反抗要國際連帶

資本主義是勞動人民的血、汗和生命力為食，用以謀求資本增殖，令利潤最大化。對資本家來說，工人僅僅是從屬於利潤的生產要素，可以用完即棄。在景氣時它要工人拼命加班，透過延長工時和增加工作量提升生產力；不景氣時卻把工人當成代罪羔羊，以裁員減薪、零散及或外判等手段將虧損轉嫁到工人身上。像永豐餘發現把專利授權出去比起營運生產線更有利可圖，便裁員關廠，轉型成專業的食利者，工人則無從置喙甚至沒被通知。只有工人組織起來反抗，才有辦法擺脫兔死狗烹、即用即棄的命運。

為了無止境地累積資本，大財團不滿足於僅壓榨本國的勞動群眾，更會把資本向外輸出到利潤率更高的地方進行投資。事實上，收購Hydis的資金中就有22%是由來自兩家香港公司—愛高集團及精電國際。因為資本主義有跨國性質，勞動者反對資本剝削的鬥爭就必需要國際連帶。

正因如此，雖然我們身在香港，但對於發生在本地、中國、台灣、韓國以至世界各地工人被欺壓的事情，我們都不能坐視不理。我們與全世界每一位正在鬥爭的工人一樣同仇敵慨，並且聲討所有一切不公義的事。願裴宰炯同志安息。其抵抗無良資本家的精神永垂不朽。工人的鬥爭定必取得最後勝利！

昨天的《星期日檔案》，以「年輕人，你快樂嗎？——南韓篇」為題，探討了當地年輕人的搵工、就業狀況。在片中，我們看到南韓的年輕人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很多人都會積極考取Spec來進行自我增值（Spec是Specification的縮寫，指在求職時需要的學歷、學分、資格證等的統稱），這些「Spec世代」的最大問題是，他們因為要應付各式各樣的考試，令其容易被引導到所謂的「標準」之中，也導致他們的思維容易被固化；而類似的單一模式化，亦「貫穿」在整個南韓社會，例如韓式的整容，或K-POP乏味、機械的節奏，和他們高度雷同的組合形象，都可以從中反映出來。

南韓大學生喜歡到大企業工作，他們中的大多數認為能在大企業工作，才算是獲得了人生的成功（又是標準化）。因此，很多人畢業後為了通過大集團的面試，他們會投入很多精力和時間成本去準備。這樣的結果，會造成人才資源分配的極度不均，南韓最大的企業不但壟斷了整個市場，也壟斷了人才的資源，而我們知道壟斷的危害影響非常深遠，一家南韓大企業（好比Samsung）出現危機（Samsung自蘋果推出大屏手機，和小米、紅米崛起之後，現在正處於「高不成低不就」的狀態），整個南韓經濟都會受到拖累；另外，資源的過分聚集，也加深了產業的單一化程度，嚴重影響了中小企業的發展，使到社會不能出現一種「百花齊放」的局面（這從南韓的音樂產業被單一的舞曲組合壟斷可以看到）；而且「Spec世代」由於嚮往去大企業工作，自然降低了他們的創業意欲，可正正是創業，更容易發揮到年輕人的創新思維，但南韓的狀況是，很多正值「黃金創意年華」的青年人，都被傳統的「成功」觀念約束了起來，他們即使能夠走入大企業工作，也可能只會被企業固定、原有的一套工作方法，「蠶食」了他們本身所俱有的創意思維。

南韓是一個比中國更傳統、更儒家的地方，他們對長輩、上司的尊敬，或他們滲到入骨髓的等級觀念，使到南韓大企業老闆都有種皇帝般的「高高在上」感。這不同歐美公司的相對平等之關係，當一班剛入職的「Spec世代」有新的意見（即使此意見是真的對公司有好處），也不一定被某些自以為是的上級「聽得進去」，況且，這些等級森嚴的大企業，又籠絡了本國這麼多的年輕人才，從而會造成一種人才資源的浪費。儘管南韓表面是一個民主社會，但被帶著封建專制色彩的大企業，壟斷了全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絕大比例份額，這個現象，不能說不是一個潛在的危機。

南韓經濟的高速發展，是靠著本國國民的齊心協力、靠著他們拼了命奮鬥的一股衝勁而達成，可在科技時代、在網絡時代，「食腦」、「創新」才是下一步向前發展的關鍵。然而，當「Spec世代」很多都變成了「書呆子」，當大企業依然壓迫中小企的生存空間，當連「要進大企業才算是成功」的思維定勢都未能突破得到，韓國的創新產業又怎能勃起？

工人、工會組織者對這套電影，一定感同身受，充滿共鳴感。

故事講述一班於大型超市任職收銀員或清潔員的零散工「師奶」，突然因公司引入外判制而遭無理解僱。她們繼而成立工會，部署策略進行抗爭。罷工、佔領、宣傳街站、談判樣樣做齊，長時間的堅持抗爭雖然只帶來輕微勝利，但在重重困難下對抗爭仍抱有希望，充分表現出工人的尊嚴及力量。

雖然電影開宗明義，已經透露各個角色被戲劇化，但故事「真實得可怕」，工人憤怒無奈的氣氛、管理層視工人如即食麵的「人性」、姊妹間分享辛酸故事時的苦笑、加上家庭成員對工人出來抗爭的不理解，就是這樣活生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電影沒有一個多餘鏡頭，節奏明快，電影開始後不久，已經立即讓觀眾進入思考勞工問題，開始感受到一班女工的鬥志，開始聽到她們的怒吼。

作為一名自主工會組織者，當然十分高興，世界上有片商願意投放資源，去訴說工人辛酸；但同時也令我思考三個問題，巧合地也與「不團結」有關。

還記得一班女工是從管理層發放給她們的電話短訊，才得悉全部人已經被無理解僱。後來，卻只有部份人收到訊息，指公司接納部份女工復職。這種間接的分化手段，其實在香港情況常見，僱主不願意面對面接觸「群眾」；自行想辦法解決，自己挑選「聽話」的工友。這裡說中了工會組織的一大挑戰，如何做到孫子兵法中的「上下同欲者勝」，連結工友的利益與命運，共同進退，就是破解分化手段的最有效方法。所以，一般人經常提「團結就是力量」，知易行難，如何展視真正的「團結」，就是工會存在世上的重要性。

另外，工人背負著家庭壓力，所以努力去賺錢養家，一般人比較容易理解。但去到罷工，一連幾十日的抗爭，雖然漂亮地說「先苦後甜」，今日痛苦換來明日幸福的理想狀態；不過手停口停，現實地小朋友日日吃即食麵、電力中斷，這種情況或許真的只有罷工工人自己最清楚。她們堅持抗爭的理由，或者相反退出罷工的理由，都可以同樣是「為了家人」。原來當我們思考「工人為何要出來抗爭」，不能單一從工人權益、她們往後命運出發、片面地處理問題。工人背後的家庭因素，無論家人是否支持，都絕對是影響一場工業行動的關鍵要素。

女主角的兒子，後來因自己的「經歷」，反過來支持母親，說了「你是為我們而抗爭」，筆者非常感動，但又無限感慨。感動不是在於母子重聚、「浪子回頭」，而是最終他看到母親的舉動而充權，知道這世界沒有無緣無故的恨，這種充權過程，相較他最終能拿回欠薪，寶貴得多。另一方面，無限感慨在於，為何只有在工人遇到老闆欺負、被玩、甚至即將「保唔住份工」的情況下才得已覺醒。我們懂得為自己及家人將來可能有的，但未發生的意外、危疾，走去買保險，積穀防飢；但很少人會認為加入工會也是一種「積穀防飢」。若發生事情，就去勞工處吧。但觀眾看完電影後，應該會很清楚明白，勞工法例充滿漏洞；最後能保障工人權益，除了工會，就是工人出來抗爭的力量。

我推介這部電影予香港所有勞動階層，看了她們的故事，就是看了自己的故事。而故事言猶在耳，怒火近在眼前。

職工盟25週年呈獻：《逆權師奶》電影放映暨研討會

《逆權師奶》2014年韓國本土開畫NO.1, 罕有為弱勢勞工發聲的電影。
講述2007年E-land 近千名零散女工突然被遣散，她們團結起來罷工的故事。即使被警方鎮壓、黑社會襲擊仍堅持罷工一年，並最終取得復職。

日期：2015年6月19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理工大學蔣震劇院 (理工大學正門入口樓梯旁)
工盟屬會會員價：$40 (不設劃位，準時開場)
嘉賓：$150
映後研討會：嘉賓講者區龍宇先生(資深工運研究者，《為何我們需要工會》一書翻譯者)。
查詢：2770 8668 林英卿(烏英) 吳智健(Alan)

預告片： https://youtu.be/GkI-FSYjvW4

影外資料：2008年她們約10名代表來香港阻止母公司上市，職工盟支援他們在港交所外露宿絕食抗議。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矛盾　工人國際委員會（台灣）

跨國連結　跨界鬥爭

就在今年二月，5名首爾京畿道Hydis勞工赴台抗爭，訴求元太董事會撤回關閉生產線與解僱勞工的決議，並與勞工代表進行對話協商。二月來台期間獲得台灣部分團體的支持協助，在二月十二日遊行抗爭，一行有上百名聲援群眾支持，當中有工會團體、學生團體及至支持抗爭的運動者。

實質上跨國資本對基層工人的剝削其實不分國界，勞動者們之間必須努力團結避免分化。此次韓國勞工來台行動，得到台灣學生及勞工的聲援，正是亞洲的無產者實踐跨國連結。

工人被剝了三層皮

原屬韓國現代集團的Hydis，在1998開發廣視角(FFS)技術，取得專利權，是一個營業額約為新台幣288億元，擁有1,719名勞工的企業。在02年的企業倒閉潮之下現代集團拋售Hydis給中國京東方(BOE)，京東方在06年賺飽後宣布Hydis破產然後落跑，營業額暴跌到僅剩約52億台幣，並使得600名勞工因此失去工作。

緊接著在07年台灣永豐餘集團旗下元太科技（E ink）併購Hydis，持有95%股權，入主後向工會立下「絕不會賣掉廣視角專利」及「即使賣掉股票都要好好經營公司」的承諾。

但是，就在今年，永豐餘集團的元太科技突然在台灣的董事會片面通過關閉韓國Hydis生產線的決議，但卻要繼續占有廣視角專利技術。工會指出，元太科技併購Hydis後，依靠Hydis的專利授權獲取利潤，卻不願將所得投資於提升生產設備與勞工身上。從2008到2014年，Hydis在生產線的支出僅佔銷售額的2%，只堪作汰換維修，無法更新設備。工會指控資方是計劃性的惡意關廠。元太科技只要專利權，罔顧工人的工作權、生存權，全面關閉生產線將會衝擊Hydis的400名受雇者和400名Hydis外包勞動者。工人被剝了三層皮──被剝奪專利技術、工作權，還有勞動者家庭的生存權！

第二波升級行動

在二月的第一波抗爭結束後，隨即三月底擴大動員規模，有30多名韓國工會代表來台抗爭，聲言若行動沒有具體成果，不願輕易離開台灣。此次有連續數波的行動，其中又以26日的遊行抗爭規模最大。沿路更經過永豐餘董事長何壽川住家，因遭警方阻擋，群眾將印有何壽川臉孔的標語貼滿了豪宅的圍牆。當天夜宿在永豐餘總行前，並於隔日突襲位在台北市信義路上的永豐銀行東門分行，以佔領行動大喊口號：「撤回關廠」、「撤回解雇」，並搭配韻律舞蹈，維持二小時，試圖讓永富餘無法再對勞工的訴求視而不見，並讓台灣方面的勞工認知到資方本質，要逼永豐餘總裁何壽川出面面對問題。在行動尾聲，韓國工人們一同合唱中文版《勞動者戰歌》後宣佈結束此次的佔領行動。在台抗爭期間，在韓的Hydis工人也同步進行抗爭中，Hydis位於利川的生產線將於3月31日關閉，來台韓國工人27日下午也將返韓回歸抗爭主場的隊伍中。

資本剝削無國界　工人團結鬥爭無邊界！

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今日，跨國資本對於各地勞動者的剝削隨著資本流動四處肆虐，不分國家民族。以台灣資本為例，在中國，東南亞都為著追求利潤的最大化，而將資本大量輸入其中，壓榨當地勞動者，破壞當地的自然環境，再將這些暴利輸送回台炒作房地產，炒作各類投機事業，並掌控台灣政治發展，造就了台灣今日高房價、低薪資。

如此脈絡發展，豈能說與我們無關？跨國資本透過剝削廉價勞動力，將其利潤再輸送回本國炒作本國投機事業，受害的都是無產階級。

資本的剝削是跨國性的，因此我們必須在世界各地建立工運及工人群眾政黨，以社會主義綱領武裝國際的工人鬥爭，結束這個壓榨世界絕大多數群眾的制度。

工人國際委員會（CWI）的訴求：

• 反對關閉Hydis公司，反對解雇Hydis工人

• 國有化Hydis公司，收歸工人民主管控

• 國際團結聲援韓國Hydis工人

撰文：蒙兆達、陳昭偉

去年12月，金鐘佔領區清場前夕，最多人掛的標語及喊的口號是「We will be back」（我們會歸來），高牆比我們想像中牢固，形勢不比人強，我們只好承認「同志仍須努力」。

有些人認為現實如此，面對北京專制政權及「人大831決定」，我們只好接受害處較少的優化方案。這些人不單輸了一場戰役，連自己的志氣和信念也輸掉，真的會「輸足一世」。

民主運動從來是一場曲折和艱辛的歷程，1979年台灣美麗島事件眾多民運及人權分子遭迫害，1980年南韓光州民主運動被鎮壓，如果當年南韓及台灣的民眾就此向專制政府低頭，從此放棄自己追求民主的理想，兩地人民還可享有今天的民主權利嗎？

與其繼續在「人大框架」底下作無意義的討價還價，為「袋住先」糾纏不休，我們認為更應該回到當初大家曾許下的承諾──「We will be back」。我們要開始思考如何重整旗鼓，在未來形成更廣泛更紮實，足以把強權推倒的力量？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台灣的社會運動抗共但不排外，「本土」其實有更進步的面向可供選擇；經歷光州事件之後，南韓的民主運動未有一蹶不振，相反學運活躍分子積極連結勞工，為民運注入紮實的基層力量；要擴大團結戰線，除了香港以外，我們又應如何看待在國內同樣受壓迫的民眾？

We will be back，我們相信這不只是一句口號，而是我們須認真履行的承諾，讓我們一起思考香港民主如何走下去。

台灣的進步本土運動
輸了不能散伙，合作應對中共

在香港人的印象中，台灣在解嚴及進行民主選舉後，本土意識日漸濃厚，成為對抗中共以武力統一兩岸的最強「軟實力」。自學生時代已積極投入野百合學運，畢業後又一直參與工人、環保及人權運動的屏東大學社會發展系助理教授邱毓斌認為，「本土」的意義在於確立民主原則的實踐、讓一個社會的美好得以發揚、讓社會成員的生活可以變得更好。所以，「本土」不是「排外」，更無關「仇外」，更不能是法西斯。許多台灣的本土運動者或社運份子，發揮了許多力氣來強調社會公平、正義價值，確保這些美好的人類價值可以在台灣主體的確立過程中獲得實踐，比如說：近年許多獨派青年團體都站上各種反拆遷運動、勞工抗爭、或者環保運動的第一線，這樣的發展相對能抑制右翼狹隘本土主義的滋長。

進步的本土 VS 義和團式排外
邱毓斌認為，進步的工運與社會運動必須與右翼、排外的力量競逐「本土」的定義。甚麼是香港的「本土主義」，甚麼是「香港精神」？不同的關懷視野，會有不同的答案。社會運動必須強調香港本土主義裡的進步元素，例如包容、互助、團結、公平、人權等等，這些不是義和團式的本土運動所關心的。社會運動應該讓基層民眾理解：缺少了這些元素的本土主義，並無法區辨香港社會裡的矛盾與壓迫關係，也無助於社會生活的改善。

對話合作 VS 拆散運動

作為野百合運動的積極份子，邱毓斌分享當年的經驗時指出，1980年代台灣學生團體之間的日常討論與辯論十分密集，無論是校內或者校際之間的。日積月累下來，相對來說在運動上的準備比較充足，遇到挫折或者失敗比較有能力找到新的調整方向。「大家有個共識，在政治轉型的鬥爭中，面對強大的敵人，大家建立心理準備輸多贏少；然而，重點在於，輸了不能大家散伙，我們必須保持能力不斷地發起一波波的運動。」

邱毓斌的博士論文就是研究香港與台灣的獨立工會運動，對香港情況十分熟悉。他認為，香港社運界過去「平時吵架辯論，戰時團結合作」的傳統必須要維持。如果大軍壓境還搞成四分五裂，這樣的鬥爭不是健康的，也對於運動沒有幫助；「必須透過平時的組織運作，使民眾街坊來揚棄這種副作用大於療效的惡質鬥爭。」台灣的許多社運團體，在面對中共壓迫或者財團獨大的時候，會透過對話來促進合作，例如2008年北京特使陳雲林來台所引起的野草莓運動，以及去年的太陽花反服貿運動。因此，能不能「對話」是運動持續的關鍵。

面對的中共專權體制，邱毓斌認為唯有更多的社會對話及社會教育才能夠對抗特區政府以及北京的反民主意志。不只政黨要落區，社會運動與學生運動都要落區，但不是去跟他們拼「蛇齋餅糭」，而是在社區層次建立起各種進步運動的陣地，除政治民主外，亦同時推動社會民主化的道路，才有可能反抗霸權。

南韓工學結盟
把握政治時機 結束軍事獨裁

兩韓於1953年簽訂韓戰停戰協訂後，南邊的韓國一直受軍事獨裁統治。爭取民主的學生運動此後一直鬥爭了數十載，一浪連接一浪；其戰鬥性與堅韌性令全世界驚訝。

到了80年代，面對軍事政權更替，光州民主運動被鎮壓，民主運動歷盡挫折，卻同時令學運分子開始意識到，在與國家機器的鬥爭中需要與其他力量結合，並將工人視為最重要的結盟者，是改變社會最強大的潛在力量。

學運推動工運

七、八十年代的學運圈子，流行一種「臥底式」的組織手法，就是畢業後隱瞞自己大學生的身份，跑到工廠當一名普通基層工人，目的就是要透過日常接觸與工友建立關係，鼓勵及協助工人組織當時仍被視為非法組織的自主工會。

這個策略上的轉變，反映學運分子意識到只靠上街衝擊防暴警察，短期內難有突破，必須擴大戰線獲取更廣泛的社會支持。這些地下工人組織慢慢催生了大大小小的工業行動，最後與整個社會的民主運動匯流，促成了軍政府倒台。

1987年的民主奮進

1987年，全斗煥軍政府急於令韓國融入國際社會，全力籌辦1988年舉行的漢城奧運會，這亦同時逼使軍政府面對是否在政治上作出開放的抉擇。當時執政黨對民主化的反覆態度，激發了民眾的憤怒，以學生為中堅力量的街頭抗爭引發大規模的民眾參與。

這場民主運動最初不是太多工人參與，像以往韓國發生的大多數其他政治動盪一樣，主要的行動者是學生。可是，隨着學生抗議的蔓延，越來越多藍領及白領工人參加到學生組織的街頭抗議，形成了革命的幽靈，令統治集團不敢低估具有潛在威脅性的勞工運動力量。結果，全斗煥於6月29日急急發表民主化宣言，開始進行政權民主過渡。

把握政治開放時機的勞工抗爭

在韓國政府宣佈了進行民主化後，一直受盡資本家剝削的工人，也趁此機會起來鬥爭。在接着的短短三個月內，便發生了3311次勞動糾紛，超過了快速工業化前20年發生的勞動衝突的總和。

在很多較大的公司中，工人都能獲得20%-30％的工資增長。這些抗爭行動同時亦提出了勞資關係更加民主的要求。更加重要的是，組織獨立工會是他們優先考慮的頭等大事。韓國工運的堅韌不屈、永不言敗的傳統，亦自此慢慢發展出來。由南韓民主化的經驗可見，學生與工人結盟，為民主運動建立了更堅實的社會基礎，成為日後結束軍事獨裁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港勞工命運相連
推動經濟民主 慎防極右抬頭

浸大學生會公開表示，「建設民主中國」不是香港人的責任，因此不會出席以此為綱領的六四燭光晚會。雨傘運動後本土主義更加熾熱，由霸床位、搶奶粉、以至扼殺真普選，都是來自這隻巨大魔爪 ── 中國。在不少人心目中，中國已成為壓迫的代名詞。要與壓迫自己的人談合作，談共同抗爭，這是不切實際，隨時被譏笑為「左膠」。

我們受中共壓迫 不是受全中國壓迫

但是，來自團體「全球化監察」，及多年來從事勞工運動研究的民間知識分子區龍宇認為，有些矛盾是客觀存在的，例如勞資之間的利益衝突，但有些矛盾卻是「杜撰」出來的，「香港人受中共壓迫，不等如受全中國人民壓迫」。我們將同樣受壓迫的中國人民推向中共專制政權一方，結果只會更加鞏固敵人的力量。

不過，很多香港人對自由行、水貨客確有切膚之痛，難道這些都不真實嗎？區龍宇指出，回顧以往歷史，極右主義興起與失業、貧窮有極大關係，右翼分子就是利用了低下階層害怕失去的恐懼心理。「但我們不可只看到自己捱肚餓，大陸人就有餅食，而忘記藏身廚房的人正在大魚大肉」我們生活在一個焦慮的時代，工作不穩定、貧富懸殊加劇，社會不平等帶給我們的種種不安，卻被投射轉移至身邊的代罪羔羊。

發展陣地 不失全局

極右分子努力散播一種形象：中國人都是反民主的。但區龍宇認為，習近平第一個就不相信這說法，否則他就不用天天提心吊膽抓捕異見分子、工運人士及女權分子，無非就是怕了人民會作反，就是擔心八九民運重演。

但區龍宇是否認同「中國沒有民主，香港民主便沒出路」呢？他指出，認為香港民主要跟中國民主連結，不等如「中國民主未搞好，香港民主就搞都無謂」，但我們要認識香港是一個局部的陣地，「香港當然可以率先爭取民主，如果沒有其他地方支援，抗爭亦很難持續，一定會輸」。當年中共長征到延安建立根據地，如果不向其他地方推進，中共就不可能戰勝國民黨；波蘭爭取獨立時，也是聯合了俄國境內的勞工階層，以工人無國界為團結綱領，共同推翻了沙俄政權才爭取到獨立。

中港工人連結 發展共同綱領

有些人以為只要在深圳河阻截中共的干預不要跨越邊境，香港就可以自保。但區龍宇提醒我們，目前中資公司已佔有60%的香港股市市值，香港經濟已逐步落入中共的黑洞。中港資本融合已無分國界，中港工人團結何時又可超越疆界呢？

中國勞工階級已由90年代1億增加至3億，伴隨著的是勞資衝突的大規模激化，特別是中共仍然箝制著工人組織自主工會的自由，令工人階級不能以集體力量扭轉自身弱勢。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並未消減階級矛盾，勞動法的各項保障欠缺落實及監管，問題就是源於政治上的一黨專政。

至於香港工人，面對的卻是連標準工時、集體談判權等基本權利也不保障的勞工法例。區龍宇認為，民主就是要改善生活，以往主流泛民傾向將民主與民生保障割裂，難以形成更廣泛的群眾運動。他提出，香港和中國工人其實可以發展共同綱領，就是要透過爭取「民主監督勞工市場」，將民主與民生保障結連，歸根到底，「民主就是要勞動得到免受剝削的自由」。

「基本法23條立法與國家安全」—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夏季號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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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八年，南韓政府多次使用《國家安全法》，以維護國家安全之名拘捕和控告異見人士及被視為支持北韓的韓國國民，損害其表達自由、和平集會及結社自由。涉及國家安全的調查個案數字逐年上升，由二○○八年四十六宗上升至二○一三年一百二十九宗。

國安法定義廣泛

《國家安全法》定義廣泛，當中第七條涵蓋「讚揚、煽動或宣傳反政府組織的活動」，但並無清晰定義，因此當局經常輕易使用第七條對付批評政府或對政府的北韓政策持異見的人。

打壓異見

譬如民間團體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只是和平表達意見，呼籲成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及廢除軍隊，又一直批判北韓剝削工人，八名成員卻於二○一一年被判違反《國家安全法》第七條，上訴失敗後分別加刑十八個月至兩年監禁，三年緩刑。又如有南韓民間團體於二○一○年致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質疑南韓政府在調查中指北韓擊沉天安號護衛艦的理據，其成員遭南韓當局基於「有利敵人行為」罪拘捕。雖然當局最終並無起訴團體成員，但已達殺一儆百之效。又如Kim Myeong-soo因售賣一百四十本及擁有一百七十本有關北韓研究或文學書籍，被指意圖危害國家存在及安全，於二○一二年被判罪成，監禁六個月，兩年緩刑，然而那些書籍在政府圖書館、國會圖書館及大型書店也能找到。

解散政黨

去年十二月，南韓憲法法院更裁定親北韓的統合進步黨違反南韓的基本民主秩序，並撤銷該黨議員資格。這是自一九五八年以來法院首次解散政黨，對表達及結社自由造成寒蟬效應。

國際關注

南韓《國家安全法》早於一九四八年制定，曾用作打壓異見，製造敵人以維持「團結」。逾千名作家、藝術家、學者、記者、學生、出版人及反對派曾遭拘留或檢控，包括後來成為總統的金泳三及金大中。一九九八年至二○○八年，政府鮮用《國家安全法》控告市民。一般批評除了定義廣泛，酷刑逼供亦一直為人詬病。聯合國亦多次批評該法第七條違反《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保障的言論自由，並促請當局確保法例符合公約。

延伸閱讀
Amnesty International.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Curtail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Association in the Name of Security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2012. Press Statement. "South Korea: Ban on political party another sign of shrinking space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19 December 2014.

早前有新聞報導，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因成功對抗新殖民主義及帝國主義，榮獲印尼「蘇卡諾教育基金會」頒發年度和平獎項；不少朋友看後此報導後都大為嘩然。因為北韓的人權侵犯行為被聯合國北韓人權調查委員會形容為「廣泛、嚴重且有系統性」。現時，北韓境內仍然有數十萬人，在未經公平審判的情況下，被拘禁於集中營或其他拘禁處所。他們受到法外處決、酷刑，以及其他包括毆打、強迫進行長時間勞動且不予休息及食物等虐待。即使政府已承認部分綁架事件牽涉官方特務，強迫失蹤受害者的下落依然成謎。

在生活困苦、缺乏自由、甚至生存受到威脅的狀態下，由朝鮮戰爭結束至今，已有大約25000位北韓人逃離家鄉，以難民身份在南韓生活。脫北之路殊不容易，不但走過漫長的路，途中更要面對不少的危險 – 但奇怪的是，這些脫北者之中，有少數會選擇重返北韓， – 到底脫北者作為難民，是過著怎樣的生活，才會有此選擇呢？

孫先生是土生土長的北韓人，12年前逃到南韓；原本希望展開新生活，豈料他的生活艱難更甚從前：「我體驗了南韓低下階層的困苦；這跟我原本在北韓的想像不同。」事實上，根據北韓人權資料庫的數字，脫北者在南韓的失業率是20%，是南韓平均失業率的6倍。脫北者抵達北韓後會得到大約13萬港元的援助，之後5年每月都會收到港幣大約2000元。這筆錢看起來也夠勉強維生，然而，因為脫北者往往欠下協助他們逃難的中間人一大筆債款，南韓政府的這些資助往往不足夠他們還債兼維持生活。於是，脫北者之中，很多女性選擇從事色情行業，而男性很多都選擇販毒為生。

經濟困難以外，文化差異亦令很多脫北者難以適應。因為南北韓長期以來缺乏文化交流，脫北者在南韓雖然能夠以韓語交談，但是他們的韓語總是帶著明顯的北方口音。兩地的人都可以看懂對方的文字內容，但未必可以明白對方意思。孫先生表示，脫北者經常受到南韓人的排擠：「在南韓傳媒的眼中，我們是利用自己受害者的身份得到特權的人。他們不會明白和諒解我們適應資本主義制度的難處。」

不過孫先生在脫北者之中算是一個特例。大部分的脫北者都很珍惜自己在南韓享有的政治和經濟自由。事實上，因為孫先生逃離北韓，他的兄弟、舅父和大伯早已受到政治檢控；假如孫先生再回到北韓，相信他將會面對很大的危險。但無論如何，孫先生的故事反映出脫北者夾在兩個政治經濟制度縫隙之間的辛酸。

難民往往在逃離自己國家時已冒著極大的危險，在新的定居地又要適應新文化新生活，殊不容易；而脫北者在南韓社會的邊緣生活，就好像今時今日在香港寄居的少數族裔難民，被遺忘在都市的角落；有幸能於自己家鄉活得安穩的我們，除了對難民多份包容，亦可加入我們的緊急行動網絡。國際特赦組織每年都會有數宗聲援脫北者以及其他地區難民的緊急行動，我們需要你的支持，帶給他們一個人權受到尊重的生存環境。

如欲了解更多不同人權議題，可參考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網頁。

延伸閱讀：
 國際特赦組織：2014/15年度人權報告：北韓 （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 BBC: The North Korean defectors who want to return home

紅氣球編按：2015年11月14日，13萬工人參與了民主勞總（Korean 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KCTU) 等組織發起的遊行，反對政府的勞工改革措施，以及強制統一修訂歷史教科書。據報這是2008年反政府恢復入口美國牛肉以來，規模最大的抗議活動。最後，遊行被警方的發射水炮驅趕。民主勞總委員長韓尚均早前接受採訪，介紹他因工潮入獄三年的經驗，競選委員長的理念，和與警方鬥爭的經歷。

國家及資本聯手強推的自由貿易惡夢，使工人成為任由跨國資本擺佈的棋子。近年來，更多國家瘋狂地追隨著這些教條，容許工廠搬移至生產成本更低的地方。曾經是世界工廠的珠三角地區，不少工廠因為無法與新開發的工業地區競爭而倒閉。各國政府為求吸引外資，進一步開放市場及減少監管，讓資本為所欲為，視工人如無物。中國正在推動的自由貿易、一帶一路、市場化改革難道不是同樣的道理嗎？國家的「強大」並沒有為工人帶來安穩的生活。南韓工人的奮起反抗，對我們有甚麼啟示？

工人與政府及資本的戰鬥

南韓總統朴槿惠打算強推一系列具爭議性的勞工市場改革。政府的方案包括提高勞工彈性，幅度之大是自南韓90年代後期接納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緊縮政策後所未見的。朴槿惠領導的保守黨打算以彈性、按表現計算的薪酬制度，取代按年資計算的制度，並把這些改革包裝為解決青年失業率的方案。首當其衝的是公務員及公營事業，準備引入薪酬頂點制度（wage peak system），不但把年老工人 的退休年齡推遲了，還會把原本遞增的長俸變成固定的薪金。這個改革方案也放鬆了辭退工人的限制，鼓勵各行業聘用零散工或合約工人，又減少工作的保障措施，更容許僱主單方面更改聘用守則。

這一輪的改革來自南韓的自由貿易協議。協議讓南韓的食物安全及政策自主性再次受國際市場所限。特別是實行了三年的南韓－美國自由貿易協議，讓跨國企業透過投資者－國家調解系統（investor-state dispute system），以影響企業盈利之名挑戰當地法律，好讓開放國家資源讓外資賺錢。政府也快要與中國達成協議，當中包括南韓農民最為擔憂的一條 — 容許更便宜的中國農產品向南韓傾倒。南韓政府近日亦表明意欲參與秘密籌備中的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A)），當中涉及多國的貿易協議。民主勞總稱此協議為以人民來謀利（Trading Profits over People)。

民主勞總正與農夫及城市基層大眾緊密聯繁，成立聯合陣線反對冒進、向資本傾斜、盲目推行自由貿易的政府。他們不怕風險，在11月14日舉行大集會，為接下來的罷工行動儲儲氣。

民主勞總新選出來的委員長韓尚均（Han Sang-gyun）是運動的核心成員。他長年在街頭抗爭，曾在2009年因雙龍汽車工廠佔領被判入獄三年。持續77天的抗議佔領有近900人參與，目的是反對工廠突然大量解僱工人，佔領最後以警方暴力鎮壓告終。被釋放後，他爬上164呎的電力輸送大樓抗議，在寒冬中持續171日，最終逼使2012年總統候選人表明他們對雙龍汽車工廠佔領的立場。在 2014年，民主勞總的第一次直接選舉中，在800,000成員的見證下，韓尚均承諾當選後要作出讓「朴槿惠政權懼怕民主勞總」的大罷工。他最近也發言譴責自由貿易協議。

訪問民主勞總委員長
（問：Hyun Lee，答：Han Sang-gyun）

問：可以介紹自己嗎？
答：「被辭退是跟謀殺一樣」，這是我們2009年77天佔領雙龍汽車工廠的口號，當時我是工會代表。每當回想起那段和工人兄弟們冒險生命危險戰鬥的日子，我還是感到戰慄。政府視工人為敵，不惜動用所有權力和武力鎮壓，28個工人因政府的打壓而死亡。當消息傳到獄中，我不禁傷痛欲絕。

三載的牢中生活，反令我堅持反對散零工及臨時工制度，於是我和其他戰友爬上有124,000伏特的電塔抗議。事實上，南韓被辭退工人的聲音、對不公的怒哮沒有因此被聽見，反而是變本加厲。工人反而會怪責自己無能。這也是我想參選的原因，我要改變這個情況，挑戰資本及當權者的現代奴隸的制度。我希望可以為國內一千萬的非正式工人、以及那些每月工資低於$2000的工人而戰，讓工人能過上有尊嚴的生活。

問：為什麼參選時提出大罷工？
答：南韓民主勞總代表著二千萬的工人。工人在對抗政府及資本的高牆時，除了罷工沒有更好的方法。民主勞總在2014年第一次進行會員直選，由全部800,000會員投票產生委員長。我想他們對我的期望就是我不會滿足於現狀，而是積極尋找機會去面對現狀。我們要搞大罷工，不只是為滿足會員的期望，更是要去阻止朴槿惠的勞動惡法，那個令所有工人隨時被解僱、繼而變成臨時工、零散工的醜惡方案。

問：你之前曾被政府軟禁、也被通緝。為什麼？你的日子如何？

當我當上民主勞總的委員長以後，我們召集了4月24日的大集會，反對政府向資本傾斜的勞工法例。緊接著的五一勞動節，工人上街參與合法集會。很多人上街就必然會違反部份的交通法例及集會法例，所以檢控官就要求我協助他們調查，而我跟他們說我答應。不過我們不能就調查的日子達成協議，他們總說他們不方便，所以他們就發出拘捕令。6月23日至今，我沒有踏出過民主勞總的總部外，過百的警察在總部外監視我準備把我拘捕。

雖然我在總部內，我還是同樣忙碌。很多工人會議都在辦公室內發生，一天幾個。不同地區的人又給我煮家常小菜，而我又沒法到處走，結果胖了不少。我沒有回家長達5個月，不過家人都來探望我，他們沒有離棄我！

延伸閱讀
原文

近年，韓風來襲，流行文化的韓風，氣勢不可檔；但在流行文化之外，不少朋友對南韓民間團體的抗爭，相信都有一定的印象 – 十年前反世貿的韓農，還有近年電影《逆權大狀》、《逆權師奶》中所勾勒的種種南韓人民的抗爭，還有，他們抗爭時所要面對的高牆。

南韓人民從獨裁政府一路走來，面對社會的不公義，往往會不平則鳴；剛過去的週末，53個勞工團體及公民組織發起遊行，反對政府提出有利商界的勞工改革，以及新的國教政策 - 強制統一修訂歷史教科書而有粉飾過往獨裁統治之嫌；主辦方表示，約有13萬人參與示威；這是繼2008年以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動 – 當年南韓人擔心美國牛肉會傳入瘋牛症，於是在首爾舉辦燭光集會，反對南韓政府恢復美國牛肉入口。示威持續近兩個月，高峰期有十萬人參與。直至內閣總辭、總統道歉、政府與美國達成協議，拒絕入口逾三十個月大的牛隻，以減低瘋牛症風險，示威才告一段落。

其實南韓人的不平則鳴一點也不容易，他們也面對著重重的高牆；2008年的示威，南韓警方出動警棍毆打示威者，亦多次近距離發射水炮及滅火筒驅散和平集會人士，甚至將水炮直射示威人士的頭部，令其受傷，有些人甚至視力、聽覺永久受損。而上週末的示威，亦有報導指南韓警方向和平集會人士發射化學水炮，示威者需以以雨傘抵擋，部份更是身穿校服的中學生；而水炮更導致一名69歲參加者昏迷，需要進行腦部手術。

執法人員的國際標準

國際社會對執法人員有嚴格的規範，譬如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基本原則) 訂明，警方驅散被視為非法的非暴力集會時，應避免使用武力，或在實際無法避免時應將使用武力限制到必要的最低程度。據悉，上週末的集會大致和平，但警方卻向示威者近距離發射水炮，而事實上亦有示威者因此腦部受損，國際特赦組織東亞地區總幹事Nicolas Bequelin亦指出，負責相關命令的人應受到獨立而全面的調查。

警方使用警棍以及水炮等武器作為武器驅散示威者，一直備受爭議；香港早前亦曾經就購入水炮車進行討論，當時有議員曾指出水炮只會令示威者「濕下身之嘛」，但事實證明，當手握武器者魯莽使用，就算看似無威力的武器也可造成重傷。而事實上，南韓防暴警是否有足夠處理示威集會的訓練，一直備受質疑；南韓有三萬七千名防暴警，均是強制服兵役的青年。他們僅接受六星期軍事訓練和四星期警察訓練，他們是否有足夠處理示威集會的訓練，特別是有關使用武力的相稱性、合法性、必要性等的問責原則及國際標準等，一直備受質疑。2008年的示威，便是由防暴警負責前線，當年亦出現不少濫用武力的情況。

加強執法人員人權培訓

執法人員面對衝突場面能否處理得宜並付合國際標準，不是光憑經驗和判斷，還需要相當的人權培訓。《基本原則》第十九條亦有訂明各國政府及執法機關應確保所有執法人員熟悉使用武力的原則；但各國執法機關有否做到呢？下次面對執法人員時，不妨考考他們對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的認知。

參考資料／延伸閱讀：

• BBC: S Korea protesters clash with police in Seoul (英文)
• 國際特赦組織對首爾警方使用化學水砲，對付參加韓國「反國教」集會人士表示遺憾 (韓文)
• A farmer was knocked unconscious by a police water cannon in Seoul, S. Korea
• 南韓—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警政與人權」專題
•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春季號「警政與示威」
• 國際特赦組織2008年10月報告： Policing the Candlelight Protests in South Korea

圖：AP

南韓上月發生大型示威，不少人都關注警方出動武力鎮壓示威者，而我們早前亦曾和大家探討過有關執方人員處理示威的國際人權標準。除此之外，示威者上街的原因，亦值得我們深思。

根據主辦方資料，今次示威約有13萬人參加。是甚麼引發這麼多人上街？原因主要有兩個，除了反對政府提出有利商界的勞工改革外，南韓政府最新推出的國教政策，也觸發了民眾的怒火。

南韓政府首先於上月中提出修訂其教育政策，將中學歷史科教科書統一，學校只能選用政府出版的唯一版本。此政策改變被視為倒退 － 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前總統朴正熙獨裁統治時期，當時政府就是於1973年推行統一歷史教科書政策；但隨著南韓政權變更，引入民主制度後，這個統一教科書的政策才「鬆綁」，於2003年開始引入民營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而至2010年正式落實普及，至今中學至少有8本不同出版社的教科書可供選擇。

從開放多元走回單一路

然而，政府卻在這個己經開放的政策運作順暢之際提出一個走回頭路的方案，自然引起民眾不滿，自10月中方案提出後，不滿之聲及示威已此起彼落。南韓國務總理黃教安辯稱，現行制度施行了四年，但發現私營出版的歷史教科書根本不能中立持平；他指出現時歷史科目學術圈子由左翼學者主導，以致私營出版的歷史教科書都會傾左並傾向支持北韓，因此有需要由政府劃一作出版。

但反對此項政策的民眾則發現，政府口講希望讓歷史教科書更中立，但新教科書卻似乎則傾向粉飾南韓獨裁時期的統治；反對者亦認為，民眾期望南韓向多元、民主及尊重言論自由的方向發展，但突然將教科書統一，管制之嚴厲堪比北韓，與民眾期望背道而馳。而南韓研究機構Gallup Korea於十月底發表的民調亦指出，此改革方案有36％受訪者支持，不過反對者更多，佔49％。

雖然民眾大多不支持方案，但經過20天的必然諮詢期後，南韓政府於11月初宣佈，此政策將於2017年中正式推行。此舉進一步加深民眾的不滿，促成上週末的大規模示威，示威者中有不少是學生。

《世界人權宣言》第26(2)條訂明教育目的是「充分發展人的個性，並加強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然南韓政府由多元選擇的教科書變成政府出版的單一版本，變相將學生充份發展個性的空間收窄，學校和學生的自由度亦滅少。宣言第26(3)條訂明「父母對其子女所應受的教育種類有優先選擇權」，但政府不理大多數反對意見而一意孤行有關政策，亦有違國際人權標準。

亞洲的國民與歷史教育

教育從來都是當權者必爭之地，特別是歷史以及和國民教育 － 如何敍述國家的歷史，將影響學生如何看待國家和政權；不同政權都有一套對自己有利的論述，而都希望將論述根植於民眾以鞏固自己政權；從學生開始入手，往往最容易；但當論述過於偏頗欠全面，或推行時妄顧學生、教師和家長的選擇權，就與多元與自由的國際人權標準相悖，亦不利學生的發展，長遠來說，對發展一個文明的公民社會亦無裨益。

亞洲文化過往被視為比較順從和保守，然近年亦有不少學生不滿政府對其歷史或國民教育網領作出調整，而引發大型的抗爭。除了南韓，還有香港、台灣等地，親身向當權者示範，年輕人不是可以任其洗腦，反之，會挺身而出向不恰當的教育說不，為不公義發聲；他們此舉往往被當權者視為「反叛」、「攪事」、「被煽動」等等。但我們作為社會一份子，面對政權的論述機器，我們能否保持眼光澄明，去察看抗爭者背後的因由，而非輕易地為他們扣上不同的帽子？

後記，抗爭尚未完結....

據悉，南韓勞工及民間團體將於本週六 (12月5日)再次上街示威抗議南韓政府的教育、勞工和貿易政策。但他們的示威申請於剛過去的週六遭當局禁止；總統朴槿惠更以反恐之名，聲稱「要不惜代價，根除非法和暴力抗議行動。」，更將蒙面的示威者比擬為ISIS - 然而，面罩往往只是示威者面對警方胡椒噴霧等的防禦裝備而已。而南韓警方更於11月30日表示將會向本週六的示威者噴射油漆，以方便辨認及進行即場拘捕。

南韓政府如此高調的妨礙民眾行使自己表達自由，並用不同的藉口將之合理化，實在不能接受。當我們面對南韓輸出的「軟實力」 - 流行文化、時裝、食品之時，作為世界公民的一份子，也應當留意其政府對人民所進行的侵害人權行為。

參考資料／延伸閱讀

 ABC: South Korea to replace all school history books with single state-approved textbook
 The Korea Herald: Korea confirms state textbook plan
 The Guardian: South Korea accused of rewriting history in new school textbooks
 Financial Times: South Korea fights old battles with new history textbooks
 莊耀洸，徐嘉穎：家長有權為子女拒絕國民教育
 The Nation: In South Korea, a Dictator’s Daughter Cracks Down on Labor

圖：岩寺阿里水濾水廠每年發電量足以供應100戶家庭一年的用電

文：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楊凱珊

太陽能除了可以提供清潔低碳的電力，原來還可以為弱勢群體帶來新希望！在南韓，環保團體能源與和平基金會（Energy and Peace）創辦人朴成文不忍見到有人因「能源貧窮」而無辜喪命，逐經營太陽能發電項目，利用賣電收益補貼貧窮家庭的能源開支，惠澤社群！

圖說：朴成文（左下）與數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創辦環保團體能源與和平基金會，致力協助「能源貧窮」家庭。

無錢開暖氣凍死 公民社會推動立法定「能源貧窮線」

南韓「能源貧窮」問題愈趨嚴重，多人因此喪命， 「在南韓，2004-05年有很多窮人因負擔不起暖氣費而凍死，亦有貧困家庭點蠟燭照明引發火災，家園盡毀。在文明社會，取得能源是人的基本權利，我很想幫助他們遠離能源貧窮。」朴成文以前在另一個環保團體任職時，已開始關注能源貧窮問題，她和同事的努力沒有白費，南韓終在2006年《能源法》釐定「能源貧窮線」。

根據南韓法例，月入低於210萬韓圜（13650港元）的4人家庭，如能源開支（如暖氣、照明）佔家庭入息1成或以上，便屬「能源貧窮」。雖然政府其後制定政策應對問題，但朴成文有感和當時任職機構的目標不盡相同，於是辭職並成立新組織，繼續追尋理想。

能源交易所及認證制度 助發展可再生能源

朴成文與數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在2006年創辦環保團體能源與和平基金會，她擔任總監一職，以對抗氣候變化、反對核電和共享能源為宗旨。「共享發電廠」是基金會的旗艦計劃，一共營運16個太陽能發電項目，總裝機容量達4976千瓦。基金會用賣電收入資助「能源貧窮」戶，在2009至2015年間，計畫累計收入9.9億韓圜（約629萬港元），共2400個家庭受惠。

圖說：能源與和平基金會「共享發電廠計劃」目前營運16個太陽能發電項目。

在香港，只有兩家電力公司可以發電賺錢，南韓則容許民間賣電。能源與和平基金會透過電力交易所（Power Exchange ），及可再生能源認證制度（Renewable Energy Certificate）賣電籌款。韓國電力市場基本上由韓國電力集團（Korea Electric Corporation，下稱KEPCO）壟斷，中央政府持逾半股權。但除了KEPCO旗下6間發電企業，個別可再生能源生產者仍有機會輸電入電網，透過能源交易所賣電給唯一收購者KEPCO。

此外，中央政府規定大型發電公司，必須有指定比例的電力來自可再生能源，該等公司可以選擇透過可再生能源認證制度，向其他可再生能源生產商收購，以符合政府要求。

岩寺阿里水濾水廠是能源與和平基金會在首爾內最大的太陽能發電項目。

太陽能售價持續下跌　首爾市政府推上網電價救亡

朴成文指出，近年太陽能在電力交易所，和可再生能源認證制度兩個市場的售價，均持續下跌，本來會嚴重拖慢其太陽能項目的回本期，及打擊賣電收入，但她笑言「好運」，首爾市政府在2012年起推行「少一座核電廠」政策，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以減少依賴核電，成為他們的及時雨。

2012年太陽能在能源交易所的平均售價，約每度電150韓圜（96仙港元），每張太陽能可再生能源認證約售22萬韓圜（約1,410港元），近年已分別跌價三成和七成，但首爾市政府自掏腰包，為市內裝機容量100千瓦或以下的較小型太陽能發電項目，額外提供每度電100韓圜（64仙港元）的上網電價（feed-in tariff），為期5年。目前，基金會八成太陽能項目位於首爾，大部分裝機容量不超過100千瓦。

圖說：朴成文指，南韓「能源貧窮」問題一直無改善，公民社會不能坐以待斃。

朴成文的目標是發展更多項目幫助「能源貧窮」家庭，她說：「雖然南韓政府定立『2030年全國能源貧窮戶數目降至零』的目標，但情況一直無改善，現時全國仍有148萬個『能源貧窮』家庭，我們不能單靠政府出手。」

其他「少一座核電廠」專題報道

圖說：金少英是能源自主社區的推手，以爭取能源平權為己任。

文：綠色和平媒體與推廣主任楊日輝

五年前，福島核災爆發，全球核反應堆密度最高的南韓舉國震驚，居住在首爾盛大谷的「平權師奶」金少英，驚覺核電對環境及後代的禍害，在政府未及反應之際「挺身而出」——倡議節能自救，帶領社區連年減少用電，首爾政府在翌年推行「少一座核電廠」計劃，指定其為全市首個「能源自主社區」。五年間，逾3000戶家庭主動參與節能，她不驕不餒，深信「人人生而平等，我們都有權追求能源自主」的想法，終有遍地開花的一日。

爭建兒童圖書館 成反核基地

這個民間水滴石穿的故事，由銅雀區盛大谷的兒童圖書館說起。47歲的「平權師奶」金少英自2002年搬到銅雀區盛大谷，一直為社區抱打不平。社區附近小學雖多，卻難求兒童圖書館。2009年，她與社區的媽媽集資，終在2011年建成兒童圖書館，由金少英擔當館長，豈料福島核災同年爆發，「反核」竟成兒童圖書館的首要任務。

圖說：兒童圖書館剛落成，即成為盛大谷「反核」的基地。

「核電對下一代禍害極大，對環境有害，而且核電技術再頂尖，都是由其他人壟斷技術的知識，我們只能依賴。」她言詞鋒利似領袖演說，直言「能源絕不能假手於人，即使核災降臨，我們仍可自立。」她形容日本是南韓的鄰居，所以核災就像在他們眼前發生一樣，結果兒童圖書館吸引一眾媽媽聚首一堂，探求社區可持續發展的可能。

社區節能以身作則 與首爾市長一拍即合

「國家政府是否做，如何做，並非我們優先考慮的事，我們必須思考如何以身作則，並有通盤計劃應對核災。」金少英不怕「蝕底」，翻查新聞、聯絡環保團體找應對方法，奈何毫無頭緒。與居民幾番討論後，發現與其依賴外部能源，不如自主發電，「節能是每個人觸手可及的事情」，她與其他媽媽倡議節能，在兒童圖書館樹立節能牆，監察社區用電量，結果盛大谷的人均用電量連年下跌，比銅雀區少20%。

金少英居住的盛大谷位於銅雀區第3-4洞，共23000戶家庭，「師奶」們如何在短時間內吸引近10%家庭參與節能？「人厭惡一對一的宣傳，所以我們沒有洗樓說服居民，反而印刷社區周報、開創節能超市賣節能產品、營運太陽能咖啡車等，讓居民主動關心自己的社區。」她們沒有「蛇齋餅糉」，沒有「金主」，事事親力親為，用行動帶來社區的改變。

圖說：節能超市售賣各種節能產品。

太陽能咖啡車由太陽能供應電力予咖啡機，市民亦可踏單車發電製棉花糖。

念念不忘，必有迴響。2011年，人權律師出身的朴元淳以黑馬姿態，在市長補選中擊敗執政黨候選人，與金少英理念一致，一拍即合。兒童圖書館的節能牆得到首爾市環境獎，盛大谷更獲市政府嘉許為「能源自主社區」，成為「少一座核電廠」政策的模楷，金少英順理成章成為政策的執行委員，於2012年與市政府一同掀起「反核」韓流。自此，她和同伴每年拜訪800多戶家庭，至今已為逾3000個家庭評估能耗，逾80間商店參加節能。

80家參加節能的商店在門外貼上友善能源標誌。

人人生而平等 以爭取能源平權為己任

「思考的轉向比金錢重要，當人們覺醒，認為有需要自主發電時，就會買太陽能板。沒有信念，再多的資源也是浪費。」節能不能只着眼於電費、金錢，金少英用學者的口吻呼籲人類改變經濟活動的模式，「節能是共享經濟的一種，不鼓勵消費，而是透過發明、分享新技術、創造更多工作機會」。

圖說：盛大谷獲市政府嘉許為「能源自主社區」，成為「少一座核電廠」政策的模楷。

現為村委會的副代表的她，將目光放得更遠，期望銅雀區第3-4洞的家庭（約23000戶）參與節能運動，「能源自主是我們應對危機應有的能力及權利，絕不只坐北向南的房屋及富翁，才能節能及使用可再生能源。」

金少英帶我們參觀盛大谷享負盛名的「景點」——兒童圖書館、能源超市、太陽能咖啡車，走畢只是五分鐘的路程，社區雖小，但有「平權師奶」爆發小宇宙，撐起半邊蔚藍天。

其他其他「少一座核電廠」專題報道

圖說：河秉權表示，隔熱窗令室內和暖舒適，省下能耗的費用。

文：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楊凱珊

香港夏天愈來愈熱，開冷氣產生的用電量有增無減，如果有夏天不用開冷氣，冬天不用開暖氣，而且具備節能及慳錢效益的設備，你願意安裝嗎？在首爾，市政府與企業合作，由企業以折扣價提供節能設備，政府提供低息貸款，協助業主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益。　

南韓冬天嚴寒，零下負十度是等閒事，所以家家戶戶都需要用暖氣，相關的能源費成為家庭的重要開支。住在首爾市鐘路區的河秉權一家，參加了市政府的「樓宇改造計劃」（Building retrofit Program），將家裏的窗戶換成隔熱窗，節省不少暖氣費，他說：「換窗之後，每月平均的暖氣費，由13萬圜（約830港元），減少至7萬至8萬圜（448至512港元）。」

圖說：河秉權一家，參加了市政府的「樓宇改造計劃」（Building retrofit Program），將家裏的窗戶換成隔熱窗。

除了省錢，隔熱窗令室內和暖舒適，過冬再也不是苦事，他笑稱：「以前差不多每小時都要開暖氣，但走近窗邊，仍然感覺到寒氣從外面滲進來，現在我只要早、晚各開一小時暖氣，整間屋便很溫暖，隔熱窗亦可以阻擋街上的噪音。」

河秉權選用南韓著名企業生產的一級能源效益隔熱窗，節能效果比一般玻璃窗高四成。企業給予河秉權八折優惠，窗戶連施工費共1100萬韓圜（70,513港元），他付100萬韓圜（6,410港元），其餘金額由市政府借出。企業負責人朴元泰指出，大部分計劃參與者，選用節能效率比普通玻璃高17%至26%的二級隔熱窗，以冬天省下的暖氣費和夏天省下的冷氣費計算，二級隔熱窗的回本期只需五年。

圖說：朴元泰指大部分計劃參與者，選用節能效率比普通玻璃高17%至26%的二級隔熱窗。

首爾市政府在2011年福島核事故爆發後，推出「少一座核電廠」政策，透過發展可再能源和節約能源，減少依賴核電。建築物佔首爾市近六成能耗，為了鼓勵業主提升能源效益，市政府推出「樓宇改造計劃」，提供低息貸款，並與企業簽定合約，以優惠價提供LED燈、隔熱窗等設備；個別住戶貸款上限1500萬韓圜（96,154港元），建築物貸款上限20億（1282萬）韓圜，分八年償還，年利率1.45%。在2012至2015年，這項計劃每年為首爾市節省近13萬噸油當量（tones of oil equivalent ）能耗，相當於一座核電廠一年約6.5%的發電量。

圖說：以冬天省下的暖氣費和夏天省下的冷氣費計算，二級隔熱窗的回本期只需五年。

在香港，建築物佔總用電量近九成，所以改善現有建築物能源效益是重中之重的任務。政府曾經撥款4.5億元，在2009年至2012年推行「建築物能源效益資計劃」，全港七分之一、超過6,400幢樓宇受惠，估計每年可以節省約1.8億度電，成效不俗。可惜，計劃完結之後，政府再無投放新資金，改善現有建築物效能。

提高建築物效能資金並不高昂，綠色和平與城大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總監鍾兆偉教授，提出電力公司「1%節能目標暨節能基金方案」的建議，由政府每年承擔節能基金一半款額，其餘向商業用電大戶每度電收取附加費，基金申請者可獲五成資助，實施節能項目。

基金由政府和電力公司共同管理，電力公司須嚴格審批申請，確保節能項目有效。由於節能有助減省燃料成本，假如獲批計畫的總成效，達到1%節能目標，電力公司可從基金獲得相等於0.5%燃料成本的金額作為獎賞，否則需向基金繳交等同1%燃料 成本的罰金。

此外，根據政府資料，香港每年節省1度電的平均成本約為5.2元，我們以中電為例作出估算，中電節能1%即3.3億度電，約需資金17億元。基金以五成配對形式批款，即每年 需預備8.5億元供公眾申請，加上預備中電達標的獎金，基金每年共需9.6億元；一半由政府注資，另一半來自向商業大用戶每度電收取約2.4仙附加費（估 計中電大用戶每年用200億度電）。

從首爾的經驗看來，官商合作改善建築物能效，最終達到官、商、民三贏的局面。香港政府過往既有經驗，推出提高建築效能的新措施，推動全民節能，並非癡人說夢。

其他「少一座核電廠」專題報道：http://bit.ly/1XK2PS1

圖說：朴元淳出任市長不足一年，即推出「反核」政策。

文：綠色和平媒體與推廣主任楊日輝

人權律師出身的朴元淳，在2011年十月舉行的首爾市長補選，以「政治素人」的姿態爆冷擊敗在野黨，舉國嘩然。上任不足一年，他就與擁核的南韓中央政府唱反調，推出「少一座核電廠」政策，推動節能及發展可再生能源。結果三年間首爾就省下一座核電廠的發電量，吸引國內其他地方、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仿效其政策。這位直言「市民才是首爾主人」的市長，會否令擁核的南韓變天？

受核災衝擊力倡能源自主 與中央政府各有各做

日本福島核災，引起國際社會對核電的反響，南韓亦不例外。南韓是全球核反應堆密度最高的國家，中央政府以全國用電量需求增加為由，計劃在未來二十年增建十四座核反應堆。不過，朴元淳大唱反調，他說：「首爾有一千萬人口，如果一直依東南部海岸城市的核電廠，或者其他地區的發電廠的能源，是不可持續的。」

圖說：福島核災引起國際社會對核電的強烈反響。

核電的技術有風險，有發生事故的可能，而且處理核廢料的代價高昂，令朴元淳下定決心以能源自主為目標， 「雖然市政府沒有權決定營運核電站的政策，但我們要在權限範圍內竭盡全力，鼓勵市民參與節能及生產能源，阻止核電站增加。」

事實上，「少一座核電廠」政策的第一階段，即2012-2014年間，全國用電量增加5%，首爾反而減少4%，證明中央政府增建核電廠的理由是偽命題，政策現更已進入第二階段。「如果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政策完全一致的話，可以有協同效應。」朴元淳早前帶領首爾，跟京畿道等四個地方一起發表共同宣言，通過地方政府合作，推動反核的浪潮。台灣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更以此為藍本，推行「2025非核家園」。

市民才是城市的主人 官民合作推動可再生能源

香港政府及電力公司唱淡可再生能源，指其成本效益低，最終或要政府及市民「埋單」，朴元淳卻不以為然，「這不僅僅是金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生產能源。市民才是首爾的主人，生產能源對現在和將來的首爾市民，都有很大的幫助。」

事實上，市政府運用不同方法，令「少一座核電廠」政策的財政穩健。例如為了改善建築物能源效益，市政府與企業簽訂合作協議，由企業以折扣價向業主出售節能設備，政府提供低息貸款，減低政府的財政負擔。另外，政府亦以低廉金額，出租公共設施上的閒置空間予企業和團體，投資建設太陽能發電站。這些空間本來無用途，現在卻為市政府帶來額外收入。　

圖說：首爾市政府以低廉租金借出政府設施予可再生能源機構。

「首爾有一千多萬人口，人口密度非常高，在市內興建大規模太陽能發電廠，或是風力發電廠都非常困難，所以對我們來說，每位市民的參與都彌足珍貴。」朴元淳鼓勵家庭在露台等地方使用太陽能板設備，或是利用地下水道進行小規模的水力發電，規模雖然不大，卻是期望市民用「行動帶來改變」。

放眼世界 立足本土 迎頭趕上的機遇

去年的巴黎聯合國氣候峰會，國際已紛紛訂立2030年減排目標應對氣候變化，香港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出席氣候峰會後，政府在年初成立一個由政務司司長主持的跨部門委員會，直至上月才召開第一次會議，商議在年底提出2030年減排目標的具體方案。

圖說：綠色和平在巴黎氣候峰會期間，「染黃」凱旋門促請各國發展可再生能源減排。

反觀首爾作為倡導地區可持續發展國際理事會（ICLEI）的主席城市，以「放眼全球，立足本土」為目標，與1000多個會員城市分享少一座核電廠政策，更承諾2030年溫室氣體總量比1990年減少40%。

首爾已向世界證明城市「反核」減排大有作為，向來自詡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在能源政策的自主程度既然不比首爾低，再沒有藉口倒行逆施，畢竟香港沒有多少個十年可以浪費。

我反核專題網站

去年四月，警方申請撥款2700萬，計劃購置水炮車。當時時任警務署署長曾偉雄稱：「水炮車在歐美國家是警察的常設裝備，水炮車正常情況下，不會造成嚴重傷害，亦會配置用作向人群廣播的屏幕和音響設備。」

而於爭議期間，港區人大代表、前保安局局長李少光於接受電台訪問時亦表示：「他又說，水炮車只是不讓示威者埋身衝擊防線，用水炮車比起用警棍傷害較小，示威者最多只會衣服濕了或滑倒。」

血的教訓

但水炮車真的如曾偉雄和李少光等所言，「不會造成嚴重傷害」？早在2008年，南韓反美國牛肉入口的示威中，已有示威者被水炮射擊後視力永久受損，以及被刺穿耳膜的報導；去年年中，英國內政部已公開英國防衛科技建議委員會 (SACMILL)的醫學聲明，明確提到水炮能造成嚴重人身傷害，水柱直接擊中身體部位，包括耳朵，嘴巴和眼睛，能導致軟組織受傷，構成永久性傷害，群眾被水柱擊中後，身體激烈撞向其他物件，例如商店櫥窗或鐵馬，也會導致嚴重受傷。今年1月，聯合國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權利問題特別報告員Maina Kiai亦指出，水炮會造成嚴重的創傷。

而不幸地，近日出現了一宗水炮車致命個案：南韓農民白南基（Baek Nam-gi），在2015年11月14日到首爾參加抗議政府修改勞工政策及統一使用官方歷史課本的集會時，被操作有誤的水砲打中腦部受創，導致創傷性硬腦膜下出血。他在醫院昏迷約250多日後，於9月25日宣佈腎衰竭不治，終年69歲。

水炮車潛藏危機一：低估殺傷力

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訂明，執法人員應避免使用武力。即使無可避免使用武力，也必須出於必要、合理及符合比例原則。當中的第13條亦指出，「在驅散非法而非暴力的集會時，執法人員應避免使用武力，或在實際無法避免時應將使用武力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

此一基本原則，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執法機關，固然必需遵守；但問題是，如果一件武器的殺傷力被嚴重低估，明明是足以致命都被說成「不會造成嚴重傷害」、「示威者最多只會衣服濕了或滑倒」，此時行使有關武器以對乎示威者，執法部門的「使用武力限制最低限度」極可能與現實有差距，行使和平集會權利的市民的人身安全，又能否有效得到保障？

水炮車潛藏危機二：不透明的使用武力指引

南韓警方有明確並公開使用水砲的指引，可是在事發當日，在場警員並沒有嚴格跟隨，最終造成人命傷亡。根據南韓當局的指引，警方如要對10米以內範圍的人士施放水砲，只能向他們的胸部或以下身軀射出每分鐘1000轉（rpm）功率的水砲。可是，從當地的律師公會及由公民媒體所拍攝的紀錄，白南基當時只是距離水砲車約7至8米；而當時水砲以每分鐘2500-2800轉（rpm）的功率射向白南基頭部。

顯而易見，南韓警方的行為完全達反自行訂立的使用水炮車指引。不過時至今日，仍然未有任何人士因此受到問責。

而這邊廂的香港，一直以來，不少民間團體均要求執法機關公開有關使用武力的指引，但不獲理會；及至警方申請撥款購入水炮車後，多個關注警權的香港組織，曾經與警方及監警會成員會面，要求當局仿照英國及南韓警方，公開使用水砲車的指引。但當局以「有關守則及操作指引涉及警方行動部署細節」為由，拒絕公開。

既然公開指引的南韓，都發生使用過度武力而致命；更遑論有閾使用武力守則未有公開的香港 - 這些守則一日不公開，市民、公民社會、民間團體、以及輿論均難以監察有關執法是否符合指引，更難去防止一些警員違規的行為，亦更難去防止一些執法不符合規定的情況。

因此，我們希望政府能夠重新評估水炮車的威力，並將有關評估及操作指引公開，讓公眾更有效監察，從而對市民的人身安全有更全面的保障。

參考資料：

• 立場新聞 (2015年4月11日) 曾偉雄：為增武力選擇　購水炮車
• 立場新聞 (2015年7月16日) 【英國有關使用水炮報告】英政府委獨立機構研究　報告結論：水炮能造成嚴重人身傷害
• 星島日報 (2015年4月29日) 李少光贊成警購水炮車
• UN: Statement by the United Nations Special Rapporteur on the rights to 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of association at the conclusion of his visit to the Republic of Ko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