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佔中發起人陳健民和戴耀廷教授決定返回校園復教，與南韓世越號沉沒事故中，船長李俊錫在沉船意外發生後，沒有做出任何營救乘客的努力，反而自己先逃生保命的行為相比，似乎不論是事件性質、源起、參加者、爆發原因等等方面，都不大相同。

一來，雖然陳健民和戴耀廷教授在整個佔領運動還未有任何成果前，便選擇回到校園講課，暫離群眾，在某些群眾眼中可有爭議，但是，正如二人所說，兩位教授只是回到大學復教，不是退場，二人還會在非教學時間回到佔領地區，情況與南韓「世越號」沉沒事故有本質上的分野，因為在那個時候，船長李俊錫在船隻發生意外時，未有盡上船長的要求，先營救船上的乘客，反而立刻打開救生筏自行離去，就在離開以後，船長根本沒有意欲且沒有任何可能再次回到船上拯救其他正中水深火熱的學生，這與今天兩位教授還會 /可以留守在群眾中的處理根本不同。

二來，相對而言，在南韓「世越號」發生意外時，除了法律責任，船長也擁有在整條船上，維護所有乘客生命安全的唯一專業技能，因為只有他才懂得控制船隻，所以他的擅自離去，就是置全船所有乘客安全之不顧。可是，在香港的佔領行動中，佔中三子到現階段，大概已不如最初時對大局有全權的主導。現在的佔領活動，已經轉化為群眾自發的「雨傘運動」，因而，與「世越號」時船長李俊錫擁有唯有懂得駕船的專業角色，他有不可推卸責任要把船隻安全駛至目的地的不同，陳健民和戴耀廷教授不會有如船長般的專業角色，能否「安全」地處理事件，正如有人說是「自救運動」，是在每一位運動參與者的手上，責任也在各民眾，與南韓「世越號」沉沒時船長的冷血行為，絕對不能同日而語。

再者，隨便拿來別人國家的「國難」，來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相比，更給別人覺得冷血涼薄之意。南韓「世越號」沉沒事故迄今，在當地社會還是一件極大的民族傷痛，還有9位學生的遺體仍在打撈中，不少人仍在哀悼，也有更多的罹難者家屬在沉痛中向朴槿惠政府申冤，要求政府公開整件意外的真相。當中，南韓海警昨日在珍島附近海域，在意外發生數月後終於尋獲一位罹難女學生的遺體，家人們還在為他死去的女兒在舉辦「已過去」的生日會，被南韓媒體說為「世上最悲傷的生日會」。現在，就在那個「國難」未完結前，在別人的傷口撒鹽，只會顯得香港人不懂體統，就如在「喪禮上比較別人的喪禮的安排」，對別人的「國難」的死難者家屬涼薄，也不尊重仍留守在街頭上爭取民主學生。

兩件事件，唯一可比的是，恰巧兩地的民眾，都是同樣地以「黃絲帶」作運動的號召。

*圖：剛尋獲遺體的女學生「黃智賢」(音譯)，她的家人昨日為她舉辦「已逝去」的生日會

香港人置業困難之大，相信是冠絕全球的瘋狂現象。要應付房貸，單以不吃不穿 20-30 年，也難以儲備足夠資金繳付不斷飆升的樓價和樓宇按揭。因而，現在不少新婚夫婦，因面對嚴峻的置業環境，都改以投入租房市場，希望一邊租房再另一邊留待備用資金，等待樓市一旦再次下跌時，可以獲得一生難求的置金黃金機會。但正因如此，現在連租房市場的價格，也因需要增大而越來越高。因為未能置業而推延甚至放棄結婚或生育下一代的決定，相信香港也是世上鮮有的奇異案例。

看著韓劇，我們常留意到劇中的主角，他們不是住在美輪美奐的精緻房子，就是住在多房多廳，與一整家人相處和洽的獨立屋子。然而，這只是劇集包裝的虛構情境，根據最近韓國最大的租屋網站「不動產 114」的數字顯示，韓國人一直依賴租住房屋的傳貰制度，它們要求的金額越來越高，現在單在首爾區，便需要平均3億3千多萬韓圜（即約港幣 $230 萬），是韓國家庭平均年收入的約 6 倍（一年平均收入為5 千6百萬韓圜，即約港幣 $39萬），可見對一個新婚家庭來說，單要若不吃不喝不花費一分一毫，都要儲約6年的時間，才可以儲足夠的傳貰金，租到房子。

跟別的國家不同，韓國人一直依靠他們自家設計的「傳貰制度」來管理租住房屋。傳貰制度跟其他國家慣性的，每月月供給房東來租住房子的制度不同，它是讓租客可以先一筆繳交房價的3-4成的價錢給業主，其後便跟業主簽下一般是兩年的租約來租住該房子，兩年間不再需要以月供的方式來繳房租。而在兩年租約後，業主會把早前租客預繳的「傳貰金」全數歸還，因而業主可以把握兩年的租約期間，使用「傳貰金」來作個人投資圖利。這種制度在韓國一直行之已久，不少韓國人都是以這種獨有的租住房子的形式來生活。

傳貰制度的一大利處，是可以讓業主與租客二人私下議定金額，把房價控制得不會急升。而且另一最大的好處是讓韓國的樓宇價值不會形成巨大的經濟泡沫，因為傳貰金一般都只是房價的3-4成，租客不需要銀行來作樓宇租住的貸款，他們多是自己掏出金錢來，減省銀行面對與承擔壞帳的風險。正就是這樣，自60年代起，雖然韓國的經濟起飛，政府也把首爾作為首都打造成重點發展城市，吸引大量從韓國各地的農村市民湧進首爾，也因為政府一直都視房子不是可圖利的東西，便把這種「傳貰制度」建立起來，讓貧窮的農民可透過不斷的艱辛努力工作與付出，先以儲來一筆「傳貰」金來首爾租住房屋，再在租約後拿回資金，一併與另外儲起來的金錢，經過數年的時間便可以有足夠的金錢來支付買房子，不需要銀行的房貸也可以置業，是韓國多年來的獨有文化。

就是因為韓國的銀行多年來都鮮會干涉到房屋貸款市場裡，政府也多鼓勵銀行把錢借用於發展經濟上，想置金的韓國人一直都只能依靠「傳貰制度」來實現擁有房子的人生夢想。另一方面，雖然大量的農村的移民乘城市化之便大舉移居至首爾找工作，把首爾的房屋價格推高，但韓國政府於80年代後期眼見人口不斷上升，便推出了新建屋計劃，提供2百多萬個新建房屋，控制市場的價格不會過熱。後來的亞洲金融風暴破壞了韓國的國家經濟，樓市也隨之而下跌。現在的樓市價格不斷上升，實際上是因為自2000年代中期後，不少業主把收租戶得來的傳貰金再投入樓宇市場來炒買其他房子，連帶那時開始的銀行低利息潮，變相間接鼓勵了業主把房屋視為炒作工具，才導致今天韓國人面對的置業危機。

因為自2000年代中後期起，不少業主眼見昔日要求租戶提供的傳貰金的金錢實際價格每況愈下，因而為了保值與增加利潤，便開始大舉推高傳貰金的金額。現在，大部份的業主也會要求租戶繳交房子價值的7至9成，來作為傳貰金，大大加重了租客的壓力。根據「不動產 114」公開的數字，過去10年間首爾區的傳貰金數字，竟然大增了1倍，從2005年的1億5千萬韓圜（即約港幣 $100 萬）升至今年的3億2千萬韓圜 (即約港幣$220萬)，但家庭的平均收入卻只有少於1倍的增長，可見一般新結婚的家庭，根本難以負擔瘋狂升幅的傳貰金，就算是能夠負擔得起，多是依靠銀行的貸款才足夠，在租用房子後每月也要償還銀行貸款，對將來的置業夢想帶來更大的困難。

雖然上年開始朴槿惠政府為協助新婚夫婦置業，推出了低息的國家置業基金，為他們提供低至1至2%的低息貸款，但條件是要家庭平均年收入低於5千5百萬韓圜（即約港幣$38萬），不少家庭收入都難以跌入這優惠政策內，因而他們改到私營銀行申請貸款，但息口卻可高至3至5厘。萬一借貸置業後工作出現問題，卻可能不單只對住屋影響，更可構成家庭財務危機。

單從上年韓國國家統計部的公布的數字便可以感受到現在在韓國置業的困難。據統計，新婚1年的韓國夫婦，當中只有少於26%是住在自己購買的房子，有超過50%都是住在傳貰房屋。縱使是結婚10年的夫婦，能夠有能力住在購買回來的房子也不夠一半，只有48%，他們當中有3成都是仍要住在傳貰屋。數字要到結婚30年以上的老夫妻才有提高，他們6成多都是住在買回來的房子，少於15%是住在傳貰屋，可見對於年輕一代來說，傳貰仍是他們為將來達成置業的唯一方式，縱然傳貰金的要求金額越來越高，他們也沒有別的辦法。

有見銀行的低息口，一來業主深感傳貰金投放在銀行賺取利息的可圖利益越來越低，有不得不提高傳貰金壓力，而且不少業主現在也與昔日不同，多以傳貰金來作投資的槓桿，把錢再投入房屋市場炒買，結果造成了不少業主也開始出現負債纍纍，有些更甚至難以把傳貰金退回租客，把韓國的樓宇市場推至另一次的泡沫爆破危機。

因而近年不少業主也因應環境轉變，把「傳貰制度」轉型，將昔日的以一筆過繳付的傳貰金，改為先只需要預繳約1成的房屋價錢，其後再配以月繳的租金來租住。這種新的月租金方式，從2012年的34%，升至2014年的40%，可見它越來越受業主與租戶的歡迎，也是在轉型後，可以挽救傳貰制度的最後方法。

原文刊於《信報財經月刊》12月號（第453期）

記得韓國著名歌手PSY上年發表的作品《Gentleman》中，在MV裡他與另一名歌手孫佳人一同約會，坐在街邊一處有帳篷的小食店，一邊吃著辣炒年糕與魚肉串，並喝著啤酒和燒酒。那一刻他們二人互相對望，下一個鏡頭就是二人手拖手離開了那路邊小食店。

有來過韓國觀光旅遊的，大概也對韓國人的飲食習慣略知一二。除了一般餐廳吃的「正式餐食」外，韓國人也尤其愛吃一些「路邊小吃」，例如有辣炒年糕、魚糕串、紫菜卷、糯米腸、煎餅、烤雞肉串、魚烤餅、炸蔬菜、糖餅與蠶蛹等等。有的時候時間比較匆忙，他們會在路邊賣一些小吃，邊行邊吃地趕路；有的時候如下班後，一班在職場工作了一整天的同事，拖著疲憊的身軀與工作上的種種不滿，大夥兒走到離公司不遠的路邊帳篷小食店，邊吃東西與喝酒也會大吐職場上的烏氣。這就是韓國路邊小食店映照出日與夜不同的社會生態。

久而久之，這類路邊小食店經過多數十年的歷史演變後，今天已成為韓國社會上不可或缺的東西，甚至吸引遠道而來的旅客，專程來到韓國嘗嘗這些擁有韓國風土特色的路邊小食。然而，隨著經濟起飛與旅客人數大增，關注韓國國家形象的地區政府官員，因著這類被視為「有礙觀瞻」的小食店未領有牌照，而且也有衛生問題，對他們開展了「清場」行動，當中更牽涉到與黑道人士合作，把一架又一架的小食車與帳號店破壞。究竟這類路邊小食店在韓國政經發展上扮演什麼角色，且對社區生態又有何影響？

後韓戰時期 孕育「布帳馬車」

韓國路邊小食店的歷史原來不如那些傳統韓國食物來得早。因為一直以來，韓國都是以農立國的國家，大部份人口都是居住在農村。直至六十年代以前，韓國國內主要的工作，都是圍繞與農業有關，因而一般平民百姓都是把生活與工作結合，絕大部份的用膳地方都是在家裡，所以外出吃飯都不是主流文化。雖然後來日本殖民朝鮮半島時，成功推動朝鮮半島內的城市化發展，但除了一般的小型客棧，食肆與酒館也成不了社會的大氣候。

一切的改變都是起始於50與60年代，特別在韓戰以後發生。韓戰結束以後，大批從北韓逃難來到南邊的韓國難民，為當時剛於戰後復甦階段的韓國推供大量的勞動力與商機。而且，60年代透過軍事政變奪權上台的朴正熙，在國內大舉推行工業現代化工程，正因如此，從農村移居至城市找尋工作的人口大增，城市人需要的飲食習慣也不同了，他們需要簡單、快速與便宜的食物，這也孕育了街邊小食的出現。

這類在韓國城市地帶開始出現的新街頭小食店，被取名為「布帳馬車」，因為當時它們都是置在路邊，看起來像一輪流動馬車，並以布幕覆蓋，特別為冬天在外吃飯的人提供帳篷內的暖氣。最初時，布帳馬車一般只在晚間出現，為顧客提供烤麻雀與燒酒，並無其他選擇。

因「有礙觀瞻」 無奈「被整頓」

布帳馬車於70年代獲得蓬勃發展的機會，因為當時韓國正直經濟剛起飛時期，國民無一不是為著改善生活條件，埋頭苦幹地在工廠工作。每天工作十多小時後，這類街邊小攤便為那些累透了的工人們一個喘息的空間，他們一般會一整晚留在這些路邊小食店，所以從那個時代起，布帳馬車也開始擴充食店的位置，提供更多坐位與枱子。

踏入了80年代，本來預期因韓國社會更進一步城市現代化，且迎來兩次大型國際性運動會，布帳馬車將會有一個樂觀發展的前景。然而，激情卻未有為這些路邊小食店帶來正面空間，反而，自八十年代中期起，因應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將會前來韓國欣賞1986年的漢城亞運會與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當時的韓國政府卻選擇大力打擊布帳馬車，因為當時的政府認為街頭小食是非法且破壞現代化的市容形象。結果， 一時之間，布帳馬車便成了像「過街老鼠」一樣的負面城市破壞者標籤。

可是，如80年代的那一次改變，發生在1997年的韓國IMF經濟危機，也為布帳馬車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當然因為1997年發生的金融危機，把韓國的國家經濟帶來摧毀性的破壞，不少甚有影響力的大財閥抵擋不住國家債務問題而一個接一個地倒閉，因而衍生了一如風暴的大企業員工解僱潮。頃刻之間，整個韓國也陷入巨大的陰霾中，國民對國家的信心直插至最低點，對生活的期盼也一一幻滅。然而，一片傷心之下，卻為布帳馬車帶來了出路。因為有數以十萬計上班族被遣散後，他們需要一個便宜消費與流連的地方來打發時間，並且可以不斷地喝酒來麻醉當下的精神壓力，更可以讓他們懷緬昔日風光的日子，布帳馬車因而是最合適的場所，也諷刺地獲得重生的機會。

而且，由於不少未達退休年紀的中年白領被解僱，他們拿著一筆過的遣散金也不足以應付那提早而來的漫長退休生活。所以自1998年後，不少中年退休人士選擇加入開設低成本的街邊小食店生意，希望為日後的生計找尋出路。但是，2002年在韓國舉辦世界盃的時候，布帳馬車又再面對著政府本著「改善城市景觀」的理由，被再一次打壓，最終卻把政府與布帳馬車又再一次推進了政治的對立面上。

武力清場 官「氓」合作

時至近年，根據韓國政府的統計，全國大概有80多萬至100萬個街邊小食店，絕大部份都沒有合法牌照。當中，單單在首爾裡，便擁有3100個布帳馬車，每一天非法地經營著。應對著政府跟布帳馬車的對立形勢越來越嚴峻，代表著布帳馬車業界的「韓國街頭商販聯盟」，多年來經常與政府部門討價還價，希望迫使政府給予布帳馬車合法牌照繼續經營。然而，一直以來，韓國政府都是以布帳馬車不合乎國家衛生條例的理由，禁止他們在街頭上擺攤檔賣食品。

當然，政府未有整全的監控政策，給予了布帳馬車的些微生存空間，可以在首爾的大學區與旅遊區的街頭上擺賣。但自從2007年以後，顧存旅客形象的韓國政府，開始著手針對無牌布帳馬車的擺賣情況，大舉開始了清拆行動，布帳馬車的數量便開始大減，例如政府把所有無牌經營的布帳馬車，推進特定限制的區域與時段才可以進行買賣。此後，當2010年首爾舉辦G20峰會時，對一切街頭違法行動表示「零容忍」的新任首爾江南地區政府，也借以籌備此國際會議，驅趕了影響該區域的無牌路邊小食店。及後更於2011年時，把留在首爾仁寺洞70多個布帳馬車以武力清拆，引起韓國街頭商販聯盟的不滿。

當中，最大的爭議地方是政府不是以執行法令來處理擺在街上的布帳馬車，而是透過與「地區流氓」合作，招聘了一批「服務人員」，把他們從旅遊巴大批送來，拿著棍子破壞那些路邊小食店，令他們不能再次在街上擺賣。

無納稅、佔旺區 小販成眼中釘

背後主導著政府如此堅決與強行鎮壓布帳馬車，除了市容與衛生考慮以外，另一個更大的因素是出自於經濟。因為自朴槿惠總統上台後，曾向國民承諾會繼續推動韓國經濟起飛，但面對著政府收入減少，朴槿惠因而便擁有很大的誘因處理那些一直未有繳納利得稅與其他相關法定財產稅的布帳馬車營運者。而且，由於大部份布帳馬車的營業地帶都是在首爾的經濟中心區，能夠清除在執政者眼中「有礙觀瞻」的路邊小食店，有助提高當區的樓價，吸引更多的投資。

然而，不少經營布帳馬車都是一些已步入中年的韓國「大媽」，她們本著希望可以繼續自力更生，追求更大的經濟獨力，所以便在丈夫拿到一筆過不算大數額的退休金後，便決定走到街頭上開檔擺賣小食。單人匹馬冒著風險在路邊擺檔固然凸顯了這批「大媽」的勇敢，可是，面對著經濟的衝擊，與政府動員「服務人員」來搗亂的雙重打壓，他們也都是最受破壞的一群。

另一方面，因看到市民與旅客對這類韓國街頭小食尤其鍾情，不少連鎖食店留意到這樣的商機出現，也開始轉型改包裝成經營這些小食的食店，也一一把店名改為「布帳馬車」，以吸引他們，足可見出布帳馬車在韓國的經營生態也越趨困難。

昨日是全球電影界的盛事奧斯卡電影頒獎禮，不少題材出眾的電影角逐最佳電影這個眾矢之的的獎項。在眾多電影當中，由艾力謝路依拿力圖 (Alejandro Inarritu) 執導的《飛鳥俠》(Birdman) 最終能夠突圍成功，在多部同樣具備口碑的電影中取得連同「最佳電影」等四項大獎，成為本年度奧斯卡電影頒獎禮的其中一個大贏家。

有別與另外多部都是以經典歷史人物為背景的入圍電影，《飛鳥俠》講述曾經憑「飛鳥俠」一角在銀色星途上大紅大紫的電影男星Riggan (米高基頓飾演)，雖然抱著這個昔日超級英雄電影主角，但到今天已成歷史，近年更風光不再一沉不起，只淪為四線百老匯舞台劇的小小茄喱啡。為了重拾往昔榮耀，他悉心計劃一次舉世矚目的演出來挽救事業。

電影於全球不同地方公映後大獲好評，有言它的拍攝手法，與訴說出這些曾經飾演超級英雄的演員息影後，不但過著潦倒的生活，心理更難以擺脫被注視的苦況，甚至是多年來荷里活電影圈的鬼才之作。縱然如此，這部電影在取得奧斯卡最佳電影後，在韓國社會卻獲得一大篇幅的不是友好評價，原因原來是來自電影中的一句對白。

電影《飛鳥俠》的開首中，主角Riggan在與女兒透過Skype的視象對話，他叫於劇場中負責場務的女兒Sam，幫他在花店中買一些有香味的花回來，並建議她買羽衣草。然而，女兒Sam卻回應說：「羽衣草？它的味道 x 媽的像泡菜﹗(It all smells like fxxxing kimchi)」。結果，就是這個對白，觸動到韓國國民的民族感情與他們奉為民族食物泡菜的崇高地位。

雖然《飛鳥俠》到下月5號起才在韓國正式公映，但就在此電影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後，部份已經在海外其他地方已看了該電影的韓國國民，與不少透過互聯網看了下載版本的韓國人，都紛紛在網上的討論區大罵《飛鳥俠》有歧視韓國人與韓國泡菜之嫌，予以杯葛這套電影。雖然電影於韓國的發行商已迅速回應地表示，那場景只是用來演繹出作為女兒的Sam的神經質性格，並不存在有意攻擊任何國家與民族食物之意，但卻無阻網上的炒作繼續發酵。

另外有其他評論指出，電影中另一個關於一位日本記者訪問Riggan的場合中，那記者由於不擅說英文，而需要找即時翻譯，有其他網民指這也是在歧視亞洲人不懂英語。

姑勿論《飛鳥俠》是否有其意也不重要，因為我們明白作為一套西方黑色喜劇，以諷刺的手法取笑畢竟也只是嬉笑怒罵，實是無傷大雅，但對於了解這種修飾手法較少，導致包容政治諷刺類笑話較低的韓國社會來說，今天依然輕易把民族情緒提升至國家體面層次，尤其是發生在喜歡炒作的網民圈子裡。

看來這一次《飛鳥俠》要面對的對手不再是什麼魔怪，而是數以萬計的韓國網民攻擊了。

擔任原子力安全委員會委員的著名反核人士、東國大學醫學系教授金益重 (照片提供：陳詩婷)

韓國慶州的月城核電廠延役問題，近來為社會所討論。韓國著名的反核教授─原子力安全委員會的「異議份子」金益重，嘗試以他的力量阻擋委員會表決讓延役案通過。他回顧起自己的「反核人生」曾有過的勝仗，希望這場延役之戰也能告捷，但眼前之路極為艱困險峻。

核電議題近來在韓國社會開始受到關注。位在古都慶州的月城核電廠，自1982年啟動的第一號反應爐，已運作超過30年，韓國原子力安全委員會(原安委)預計在2月12日的會議上，表決是否要讓這座老舊機組延役。

會議前一天晚，風吹得正大，我在首爾的鐘路三街見到了原安委委員金益重，約好到附近一間小餐館吃飯與聽聽他對韓國核電問題的看法。

「看到台灣的例子真令人羨慕，希望韓國也能有這麼多人走上街頭反核。還有我們國家的反核與環保組織還要更加緊密合作與規劃活動才行。」金益重說道。

醫科出身的他，是東國大學醫學系教授，東國大正有一個位在慶州的醫學系校區。金益重組織韓國醫師與教授監督與鼓吹揚棄核電，同時不斷進行巡迴演講，希望激起社會對核電議題的關心，被認為是韓國「反核界」的頭號人物。

我在2013年夏天，因為要規劃採訪，透過臉書認識了金益重。他回應之快與態度之親切，和普通韓國學者傲慢與難以親近的表現截然不同，讓人相當驚訝。不久後，他就被延攬擔任原安委非常任委員。

原本在李明博執政時，原安委委員長是由總理提名、總統任名，委員長再提名委員，由總統任命。「朴槿惠上任，政府組織改編後，新增由朝野各推兩人擔任委員的制度，我就是這樣才進來原安委的，不然之前這裡根本不可能有反核的聲音」金益重說。

但在此同時，原安委層級卻從直屬總統調整為總理管轄。事實上，總理還身兼「原子力振興委員會」委員長，可想而知，原安委的獨立地位難以被保障。

位在韓國古都慶州的月城核電廠，進來一號反應爐延役問題受關注 (截圖自jTBC電視台)

「明天的核電延役表決案，您覺得會通過嗎？」我問道。金益重笑笑回答：「不會有表決這種事情的，我決定明天在會議上不斷提出問題，阻止那些委員們表決。反對意見是絕對少數，我們再怎麼表決，都永遠贏不了的，現在能做的就是讓案子延緩。」

我們都點了韓式豆芽菜拌飯，一會兒他拿起水來灌，又焦慮地拿起手機查看。

「明天會有一場新的戰爭…但思考要如何阻擋實在很困難…」他說。委員會中只有兩位抱持「異見」的成員，其他7人全是由政府或是執政黨任命，傾向支持核電與贊成電廠延役。

熱騰騰的拌飯送了上來，金益重的手機卻響了起來，那時是晚上6點15分。「啊？您說要訪問啊？現在我沒辦法呢…還有明早10點就要開會了，在這之前還得準備，我想應該沒時間了。」他婉拒了一家電視台的新聞節目現場出演。

沒多久，電話又響了起來，他冷冷地直接按掉，拿起湯匙開始盛飯吃。我問：「是其他電視台要約訪嗎？不要緊吧？」「我們總得要吃飯的，對吧？」他回應道。他雖然以笑容免強維持冷靜，卻無法遮蓋離明天越來越近的那份不安情緒。

現在韓國的執政黨新世界黨向來主張不該廢除核電，否則經濟發展可能受影響、電費也可能要調漲，將衝擊民生經濟。

日本福島核災後，核電問題在韓國也逐漸受到重視，朴槿惠總統認為依賴核電仍是韓國該走的路，前提是要確保電廠的營運安全。

但李明博時期的核電弊案與山寨零件問題連續被揭發出來，然後是核電廠一次又一次無預警的跳機，核電真的能安全運作，還是淪為特定既得利益者的圖利工具，讓越來越多人起疑。

金益重指出，在月城之前，1978年啟動、位在釜山的古里核電廠一號機組，在屆滿30年壽命期限後，於2008年決定延役10年，如今10年也逐漸逼近，政府當局現在又考慮讓古里一號機「二次延役」。

「月城核電廠明明就在建新的三、四、五、六號反應爐，卻還要一號機延役，這才是讓人無法理解之處。」金益重不快地批評道。

事實上，韓國國會預算政策處近來所發發表的《電力供需計畫之事前評價》內容中就曾明確指出：「核電設備壽命到期的月城一號機與古里一號機，就算予以廢除，電力供需情形，預計也將保持安定。」

但當局仍汲汲營營地希望透過發表安檢「沒問題」的結果與加強補完措施持續讓一號機運轉，相關資料卻不公開讓大眾檢視。

儘管對金益重而言，形勢相當險峻，擔當我們談及這幾年韓國反核運動規模時，他認為這幾年有明顯成長。金益重還說道：「我這一兩年巡迴演講下來，所觀察到的結果，大多數來聽脫核講座的人都是家庭主婦們，媽媽們對這議題關心越來越大。」

晚餐後，金益重又移動至咖啡店，談起他的「反核」生涯：「慶州除了月城核電廠外，還有一座核廢料處理場，我原本在那裡參與反對核廢場的抗爭，直到2011年看到福島核災後，就直接投入反核運動了。」

他先後組織了「脫核能源教授團會」，之後又領導反核醫師協會，串聯韓國社會的高階知識份子共同參與將「反核」轉化為有規模的社會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醫界出身的他，同時握有許多輻射醫學和輻射生物學的研究資料，以這些立論為基礎，與其他擁核的學者專家辯證與對抗。他手指向公事包說：「這些資料隨時都帶在身上呢!」

金益重說：「在我們國家，很多核子工程學界的人物，一直都主張核電並無問題，他們卻都同時承包政府發下來的案子。」他認為，韓國核電問題一直難以被牽動，是因為既得利益群體龐大所導致。

然後，他想起了在他反核生涯中的重要一役，那是2011年的事了。

「原本政府有委託相關單位對古里核電廠周遭的居民，進行長達20年的病學追蹤調查，但報告資料卻遲遲不公開。我後來掌握到相關部門人員的秘密開會的地點，是在一家飯店內，我就帶著地方居民到飯店去堵他們，要求把資料給交出來。」他回憶道。

「那些官僚看到我們陣仗那麼大在阻擋，當然怕了，於是和我們約定幾天後會給我們，沒想到後來又不給，是我請國會施壓後，才得到那資料。後來我們用那份數據去分析，並發表論文，提出居民居住離核電廠越近與罹癌機率存在關聯。」

之後，以這些資料為依據，一位居住在古里電廠附近的居民李進燮(音譯)，由於自己與妻子以及岳母先後因不明原因罹癌，在2012年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主管核電的韓國水力原子力公司給予損害賠償。

去年10月，法院宣判原告上訴，這結果受到社會關注，也被認為將形塑核電廠附近居民抗爭的有利條件。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獲得勝利的戰爭，就這麼一次。」金益重驕傲地說道。

隔天又會是另一場戰爭，金益重為阻擋原安委當場表決讓月城一號機延長運轉期限，計畫從會議開始的早上10點起，提出月城電廠的設施與安檢相關問題，以疲勞轟炸的方式拖延會議到結束。

之後，他帶著他的燦爛笑容，走出了鐘路三街的小巷弄，告別離去。風依然很大，當然，那個笑容同樣無法掩藏他的緊張。

12日早上，他真的如原先所說的這麼做了。會議舉行前的這兩週期間，他讀了一萬多頁核電安全檢驗的相關資料，準備質詢將出席會議的有關單位人員，當作他的「戰場武器」。

金益重公開了月城二號機內有裝設，卻未存在於一號機的14項核電核安控制設備項目，之後在會議上，持續針對壓力測試結果與核安設備等展開長達12小時馬拉松式的質詢與討論。

由於問題實在過多，會議到晚上10點後，無疾而終。

「這還不算贏，只是推遲兩週而已。」金益重對我說。委員會宣布延後至2月26日再行表決。

對金益重而言，戰爭看來得到理想的結果，但也只是拖延而已。他仍得需要找到其他籌碼，才能真正實現他阻止核電通過延役的期待。

打著「反核」名號的他，在韓國宛若孤鳥，他不只跟民間團體一同抗爭，還試圖在前線的政府單位，透過他單獨且微薄之力想扭轉局面。

金益重就是韓國社會力圖實踐反核的縮影。他想打的這場仗，複雜且艱困。

我們知道作為發達國家的韓國，跟其他經濟富裕的地方一樣，出生率會隨著經濟發展而續步回落。現在的韓國的出生率不單只是下跌，更是低至危機水平。2013 年韓國每位女性平均生育下一代只有 1.19 個，有研究預測，若按照現時的生育率情況，大韓民國的民族將於 2750 年便會完全滅絕。

這一邊韓國社會擔心因成年男女不再有結婚並成家立室之意，而導致韓國失去下一代年輕人作為社會經濟楝樑的支持，且要面對人老急速老化的跡象，另一邊原來韓國社會每年平均都有數百個被父母遺棄的嬰兒。那些無良的父母因為種種原因，選擇放棄自己親生的孩子，他們鮮會把嬰兒直接送至兒童福利院，多是棄置在街頭上。但這些棄嬰的生存率較低，因而韓國「主愛共同體教會」的牧師李鐘落，為了救助棄嬰設計了一個方法，在教堂外放置了「棄嬰收容箱」，上面寫著「Baby Box」。

這些「Baby Box」是二十四小時運作，裡面鋪著毯子，光照和溫度會讓嬰兒覺得舒服。當有人把孩子放進收容箱後，就會有鈴聲響起，接著就有助手將孩子抱進房間，予以餵食、穿衣等照顧。從 2009 年開始至上年年中，一共有 438 個嬰兒從「棄嬰收容箱」被李鐘落牧師的教會拯救了。

有言論指李牧師設計的「棄嬰收容箱」有助更多未婚媽媽可以借它之便來解決照顧嬰兒的責任，被那些根本未有準備當父母的人來濫用，因為從數字上來看，據韓國政府的統計，2010 年全年只有 6 個棄疊在「Baby Box」的嬰孩，到 2014 年便已升至 210 個。所以李牧師的好意，現在反而成了遺棄嬰兒的「好方法」，飽受責難。

但出於一番好意的李牧師當然認同「Baby Box」實在需要拆除，他堅持認為照顧子女從來都是父母的責任，但它的存在並越來越多棄嬰出現，正就是反映出韓國對救助嬰兒不管不顧之故，而且不關心和欠缺針對未婚和單親媽媽懷孕等教育與支援措施所造成。

當中，由於韓國政府於2012年修改了「領養法」，要求所有棄置嬰兒和他們的父母都需要留下紀錄登記，因而不少未婚父母或只意外而生的嬰兒 (被強姦)，都選擇了「Baby Box」，因為既能夠保障他們的子女會得到基本保護，也可以保密他們的身份。所以吸引更多棄置的嬰兒出現在「Baby Box」裡。現在，近 9 成多的棄嬰原來都是被送到李牧師的教會。

而且，不少被送到「Baby Box」的嬰幼兒都有身體或智力上的殘疾，也反映出他們的父母都是為了逃避照顧他們身體有殘障的子女而選擇棄置在教會，另外，也有不少是由於家庭背景，例如經濟能力有限不能負責照顧嬰兒、未能查證誰是父親與犯罪而未能供養子女等等，都是這些無良父親選擇惡意丟棄子女的原因。

但是「Baby box」的設立沒有法律保證，不是合法的兒童保護措施，所以送到這裡的孩子們不能被宗教團體撫養或者被領養，他們只能被送到兒童福利院。所以，李牧師的付出只是權宜之計，為丟棄的嬰兒得到即時救助，但不是解決棄嬰問題的核心，最終還是要看韓國政府如何加強對未婚懷孕的教育與灌輸正確的父母觀念。

然而，李牧師的愛心卻越洋感動了遠在美國的青年導演 Brian Ivie。受到關於「Baby Box」的報導啟發，他於 2012 年前往韓國實地拍攝長達七十二分鐘的紀錄片《棄嬰箱》(The Drop Box)，這套紀錄片剛剛在美國數百間戲院進行公映。

電影《The Drop Box》trailer

經歷過災難的人，大概知道要走出那段曾經令自己留下創傷的歷史從來也不容易。縱使如老土地說，時間是撫平傷口的最佳良藥，也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從烙印中全身而退地從容離開，這或是能夠說出今天活在韓國檀園高中學校的學生心聲。

我們或許還記得上年的4月16日早上，於韓國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一艘載有470多人叫「世越號」的客輪發生了沉船事故，325名前往濟州島修業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和14名教師，他們當中僅有數十人獲救，絕大多數的學生們還困在船艙裡。結果，他們不幸未離逃離船艙，此意外最終一共造成了295條人命死亡，是韓國數十年以來最大的傷亡意外。

意外發生至今差不多將近1年，當中最大爭議的，如如何嚴懲船長李俊錫與其他清海鎮海運船公司的船員，與建立稱為「世越號特別法」的調查意外的法案，最終經過數個月的法庭審訊和國會爭辯，犯罪者除了都獲得了應有的判刑外，還有政府、國會與民間社會後來也通過的新的行政改組工作，把將來可能再次發生同類型的意外降至最低，都是標誌著韓國國民也慢慢地從國家傷痛中恢復過來。

但是，對於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來說，世越號的意外實在是他們不會忘記的一件影響一生的事情，特別是那群生還者和遇難者的同學，更加是他們心憾中不容放下的一件重擔。最近，是韓國全國各大中小學新開年的開學日子，一幅被上載至韓國互聯網的相片，是在全國莘莘學子正在歡天喜地慶祝新學年來臨之際，叫大家不要忘記上年國民一最大的傷痛的事。

該相片的主角群，看起來是一班來自韓國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他們在一起拍一張合照，但其實主角卻是在他們每人手上提著的，於去年世越號沉沒意外中逝去的同學照。相片中，只有屬於那一班的一半學生出席，因為他們班中有一半的同學於意外中罹難。那相片展示出他們並沒有忘記他們的「舊同學」，當中，最令人感到心酸的，是坐在照片中右下角的男生。他手拿著的那一位女生照片，原來是他於事故中失去的女朋友。迄今為止，那位男生依舊在韓國人慣常用的通訊軟件kakao talk中，使用了那位女生的頭像照，更單獨地慶祝了與那女生拍拖的100天紀念日。

除了學生們外，近日韓國京畿道的教育監李在禎也宣佈，為了讓同學們不要忘記那班於世越號意外中離世的同學，他會特意安排讓那班於事故中離開人世的同學，跟幸存者一起於同年畢業，即已離開的同學雖然已走了，但可以與在世的學生同年取得修業資格，並一起進行畢業典禮。另外，李在禎也表示會建立「4.16 檀園獎學基金」，為那些有需要的檀園高中學生提供經濟支援。

對於那班檀園高中的學生，或許傷痛已陸續消退，但看著照片上的他們，定必會把這次意外和他們的同學永久地記在心中，不會忘記。

文：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楊文友

我至今仍慶幸自己孩童年代的居所附近有一條小溪澗，可以給一群小孩經常去嬉戲和學習，在上科學課前，已可觀察到蝌蚪變青蛙，穿梭於溪澗上下游之間是一整天的遊戲。現時，相信除了小部份熱愛自然的父母會在假日帶小朋友到郊外，香港的兒童應該很少機會接觸大自然，或許對父母來說，帶他們上興趣班和會所遊樂場會比較方便和輕鬆。但假如我們的市區有一個河道公園，你會帶小朋友去嬉水嗎？

渠務署早前宣布將會研究全港二百多條河道，挑選合適的河道發展為河道公園，綠化和美化河道：營造蜿蜒水道，加入水生植物，以恢復河流生態；河兩岸種植樹木，讓市民可於公園的草地野餐、散步，於淺水的河道玩水。除了現時已展開的啟德河修復工程以外，觀塘翠屏道旁的明渠亦計劃改造成翠屏河。而其實這概念早於新加坡和首爾而有應用，其中首爾的清溪川更加成為了一個國際知名的例子和旅遊景點。

清溪川在1960年代，因為都市發展而被公路覆蓋成為一條暗渠，其後政府更在其上興建高架橋。2003年，首爾市長李明博推動「讓清溪川重見天日」的計劃，拆除公路和高架天橋，重新挖掘河道，同時種植植物和建設休憩設施，建成全長5.84公里長的河道公園。清溪川令附近區域的環境亦得到很大的改善，為了解決拆除公路和高架天橋所帶來的交通問題，首爾市政府改善了公共交通系統和建造宜人的行人路鼓勵步行。路上車輛數目減少17萬輛，減少了噪音和空氣污染。附近地區的平均氣溫比從前下降了5度，平均風速也快了50％。河流的生態亦大幅改善，魚類數目由4種增加到25種，鳥類由6種增加至36種，昆蟲由15種增加至192種，形成一個都市生態系統。市民除了多了一個休憩和嬉水的地方外，更能重新認識首爾的歷史面貌。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讓我們重新想像將香港發展成一個綠色宜居城市的可能性。希望渠務署的計劃會是第一步，讓香港往後的城市規劃也能朝著改善環境和社區的方向去發展。

一位5歲小朋友應該會比較關心現在可以去那裏玩水和看小動物，多於未來香港還有沒有足夠土地起樓。

圖片來源

早前曾經撰文介紹過，不論是首爾或是其他韓國城市，都有不少地鐵與火車站都以「大學校名」為命名，例如首爾的「弘大入口」、「梨大」、「西江大」、「高麗大」、「外大前」、「漢城大入口」、「誠信女大入口」和「光雲大」等等，都是曾經遊歷韓國的人熟悉的名字。但原來韓國的地鐵與火車站中，它們的名字除了多以「大學」為名，其實也有不少是以車站附近的「佛寺」來建名，例如「佛國寺」、「喜方寺」、「梵魚寺」、「白羊寺」與「望月寺」等等。

近日，在不斷擴展與延伸的首爾地鐵路線中，當中的第9號線將在今個月內迎來另一個新開啟的地鐵站，它是位於首爾江南區三成洞奉恩寺旁的「奉恩寺站」，前一站是三成中央，後一站是綜合運動場。奉恩寺本身建於公元 794 年新羅元聖王時期，是韓國其中一所歷史最久遠的佛教寺廟，當中不少得道名寺都是出自於「奉恩寺」，如西山大師與泗溟大師。

本來是平平無事的一次地鐵線延伸，該是皆大歡喜的事，可是事情卻不是如市民大眾所願，原因是就在該地鐵站的命名公開為「奉恩寺站」後，不少韓國的基督徒卻忽然大發雷霆，反對以此寺廟之名來建造車站，並舉行簽名運動，要求首爾政府把該車站的名字改為當區更受歡迎的「COEX」商場。

但此事一開後，卻引來佛寺的僧侶不滿，指出「COEX」只不過歷史不足 30 年的現代化建築物，遠不及擁有 1200 多年歷史「奉恩寺」的古蹟價值，而且又質疑那群基督教徒為何沒有對同樣都是以佛寺為名的其他車站提出問題，唯獨只是針對「奉恩寺」，是偏頗的立場與雙重標準。結果雙方一直爭持不下，互不相讓。

然而，原來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在韓國近代的歷史社會裡，基督教與佛教徒經常為捍衛他們的宗教而分庭抗禮，並無合作的餘地。除了遠古的爭議外，近年的問題如早年前，有韓國的基督徒惡棍在佛教東國大學校內的大雄寶殿佛像漆上大十字架，並將屎尿潑在寺廟內，且破壞寺門。另外一單如黃佛寺住持海眼法師表示，曾收到慶尚北道東海面區政府辦公室的慈善活動邀請函，但信封上竟然是印有當地教會的十字架標誌及地址，令他感到尷尬。

成為今次衝突的主角「奉恩寺」，其實 5 年前也曾有一批韓國的基督教教徒來到該寺廟中進行祈禱活動，雖然最終有基督教教會表示這些教徒不代表韓國的基督教教會，並已代為道歉，但實際上的破壞已造成了雙方宗教的不滿，難以彌補。

關於韓國內佛教與基督教的最近期一次衝突，是發生於 2014 年時，幾名韓國基督教教會的教徒到了位於印度，2002 年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的摩訶菩提寺內，一邊拿著吉他唱聖詩並進行祈禱活動，更拍片上載至 youtube，引起了國際社會對韓國基督教教會的非議之餘，也影響韓國的區域形象。

至於「奉恩寺站」的命名爭議，有基督教教會指控是出於有親佛教傾向的首爾市市長朴元淳的主意，因為他曾經於 2007 年至 2010 年擔任該寺廟的管理委員會成員。然而，其實要把該地鐵站命名為「奉恩寺」，也要經過多個既定程序才能成事，當然於網上投票中兩個名字都是不相伯仲，但結果是首爾市政府決定把歷史與古蹟的價值看得更重，決定改為「奉恩寺」，實在還是有它的道理。

當然，若是仿傚電影《食神》中的「瀨尿牛丸」邏輯，大可以把該站命名為「奉恩寺 (COEX)」，不就是可以皆大歡喜嗎？

跟別的國家類似，韓國迄今為止依然保留了不少男女分隔的大中小學，當中尤其是女子大學最吸引外界注視，大概是因為到了成年階段後還維持著只有女性的女子大學，經常發生如暗戀男教師或女同性戀的愛情故事，再配以有如韓劇般的童話氛圍，總會讓人聯想到很多既有趣又浪漫的校園事件。

然而近年保衛著這座與時代對抗的象牙塔的最後堡壘，卻因為經濟問題而被迫選擇放棄堅持著女校的傳統，開始收錄男學生，把擁有數十年的女校名稱也慢慢除掉。事源是因為上周位於首爾，創立於 1920 年的德成女子大學，該大學的校長李元馥宣佈因為面臨政府削減該大學經費的壓力，無可奈何地只能將大學改制成男女大學。其實，韓國政府是根據各大學的畢業生求職比率，來決定該大學的年度經費多少。由於德成女子大學跌入了由韓國教育部主理的大學排名最低的 15% 中，所以迫於無奈地只能選擇以開放傳統來續命。

一直以來，這類以專門收錄女生的韓國女子大學，畢業生多以文科為主，例如通識教育、人類學或設計學等等，因為欠缺男生的關係，較在求職市場上吃香的大學科目，如工程學等等，一般都不會在這些女子大學內開設相關課程，結果導致不少女子大學的畢業生在求職過程中比那些從男女混合型大學畢業的學生吃虧，最終影響了那些女子大學於韓國整體大學中的排名。結果，久而久之，越來越少女生特意申請報讀那類女子大學。

事實上，自從 90 年代多間傳統女子大學紛紛因為收生出現緊張後，到今天為止韓國全國裡只剩 7 所只收女生的女子大學，包括是位於首爾的梨花女子大學、淑明女子大學、誠信女子大學、首爾女子大學、德成女子大學、同德女子大學和位於全羅南道光州市的光州女子大學。

於 90 年代的轉校制浪潮中，原本的聖心女子大學校合併了位於首爾的韓國天主教大學，另外本來的曉星女子大學校也於同期被大邱天主教大學合併。此外，祥明女子大學校也於 1996 年轉為男女生大學，其後，釜山女子大學也放棄了不收男生的傳統，改為男女型大學，並於後來易名為新羅大學校。

對於不少韓國女高中生來說，近年開始放棄選擇女子大學，一來的原因是因為已於高中階段接受夠了於女子高中學校的同性壓力，希望可以在升讀大學時到男女型大學舒解當中的心理壓力。另外，由於在那些只收女生的女子大學中，欠缺了於當下社會生存必要的社會連系與人際關係，一旦與社會脫節，她們便會感到與社會隔絕。再者，因為於今天的韓國求職市場裡，擁有人脈與出名校友的「眷顧」是找到一份好工作的關鍵，所以不少女高中生都會因為為此擔心而決定報考較有名氣的男女混合型大學。

在於今天的女性眼中，只收女生的女子大學已是歷史的遺物，昔日於女性還是被由男性主導的社會時，因為升學與工作被傳統與保守的儒家枷鎖所阻礙，女子大學有它存在並受歡迎的原因。但隨著時代的變化，雖然女性於職場生活中依舊存在不少歧視，但不能否認的是現在男女之間可以獲得平等的教育機會已是普遍的事，相信將來會有更多韓國的女子大學會抵擋不下這鼓時代的洪流，把女子大學的名字寫成歷史。

參考： http://bit.ly/18A4HIJ

每年韓國中大小學的新學年開學日，都是定於每年的 3 月，即時每年 3 月第一個星期一，便是韓國上上下下各大小學校的學生跟他們的寒假說告別的日子。因而，對不少從小學升初中，或是從初中升高中，又或是剛剛成為大學生的莘莘學子年輕一代，他們每一不是抱著興奮的心情迎接那一天的到來。

跟其他國家一樣，韓國的中小學都是要求學生穿校服上課。一直以來，學生們都是自己到不同出售校服的剪裁公司去買校服，然而由於收到不少家長投訴有關校服價格越來越貴，因而從今年開始，韓國各初公立初中與高中的校服，都是必須要透過韓國政府的教育部統一出售。可是，因為新政策需時適時，而且訂單太大量，導致雖然韓國公立學校都已經於上星期開學之際，在首爾至少有 40 多間學生迄今還未有收到從教育部送來的校服，結果學生們需要穿上便服回校上課。

該項政策於 2014 年在韓國政府中獲得批准，每間學生可重奪校服製造的主導權，而它們可以於每一間學校裡推出校服投標書，最多可以批出 6 間公司的合約。根據那些製造校服公司的估計，由於每一所學校都需要製造至少 200 套校服，大概需時 8 至 10 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因而因為時間倉卒，不少公司也未能於限期內完成所有訂單。

雖然根據韓國教育部的官員計算，以統營公立校服批發的措施，能夠使校服的價錢減低 34%，學校也可以因應各標書的造價來自行決定批發權，但不少學生卻喜歡昔日可以自己去不同品牌的公司購買合適心水的校服，也有家長批評統一製造的校服質料參差，結果據調查有7成多家長反而喜歡以前可以自己選擇校服的時候。

現在於統一製作的校服裡，韓國教育部規定了校服的造價，冬季校服的價錢不得高於二十萬四千韓圜 (即約港幣 $1400)，而夏季校服則不能高於八萬二千五百韓圜 (即約港幣 $560)。

參考： http://bit.ly/1GLKwTF

近年最喜歡的一套韓國電視劇莫過於是 tvN 的《請回答1994》，因為一直都很享受首爾於 90 年代的無比活力與正於經濟高速發展期的樂觀感，所以就算是手機或是 mp3 內，多是放著那個年代的 K-Pop 音樂。

其實，原來在位於首爾景福宮與西大門附近的「首爾歷史博物館」，從上年開始便有一個關於《請回答 1994》的特別展覽，或許宣傳有限，一直都不多人知道，但當知道要前來首爾工作後，便立即找時間來這裡參觀一下。

該展覽是從劇集《請回答1994》的意念出發，希望讓參觀者可以透過展出不同種類，但都是出自於韓國 1994 年的生活物品，回到 1994 年的首爾時刻。選擇 1994 年為主題，大概因為當年是首爾成為韓國人的首都 600 年周年紀念，從 1394 年的朝鮮時代起至後來的大韓民國，到 1994 年剛好是 600 年。

策展人希望在 20 年後的今日，借《請回答1994》一劇的熱潮，回看那一年的歷史紀錄，而且當年也是展出這個展覽地方「首爾歷史博物館」的動工開始，另有一份歷史意義。

為增添氣氛，展覽館中不斷播著 90 年代的韓國 K-Pop 音樂。另外，當中的展覽品包括有 1994 年那年慶祝首爾成為韓國人首都 600 周年的紀錄貼、郵票、年曆與文具等等，另外，該展覽也道出了在劇集《請回答 1994》中經常提及的一個名詞「X 世代」。那個詞最早於 1993 年在韓國廣為討論，當年的年輕一代多於首爾鐘路的 Piccadilly 劇場、新村的禿鷲茶館、狎鷗亭的羅德奧街和江南的紐約餅店出沒。更也展出了一件件與 1994 年首爾生活有關的實物，如音樂錄音帶（金亨植與徐太志）、手提 CD 機與電視劇和電影的錄影帶。

除了流行文化，展覽館中也有自 1994 年才開始設有，於韓國全國實行的大學入學試（中文稱為「修能」）的應試課題與教材，而這一年的大學入學試考生也因而被稱為「修能的第一代」。可是，1994 年入學的大學生是 90 年代遭遇最差的年，除了是新考試的「白老鼠」外，他們更也是於 1997 年韓國經歷亞洲金融風暴下的同年大學畢業生。韓國於 1997 年面對國家經濟破產，這一班畢業生因而也被稱為「IMF 世代」，也有「不幸的九死」的別號。

雖然 1994 年以後韓國接連面對種種不同的不幸，但為了慶祝 600 年成都的慶典，於 1994 年的 6 月 9 日，首爾的一批藝術家，花了當日的 24 小時，收集了全市 600 種不同類型的生活物品，有電話、CD、內褲、書籍、相機與食用器皿等等，並於同年 11 月 29 日把它們全都放進一個時間錦囊裡，預計擺放至 2394 年，即是首爾成為韓國人首都的 1000 年紀念日中再次公開，這亦被稱為「首爾千年時間囊」，而現時這個時間囊也正放疊在南山的韓國民俗村內。

這個展覽原本只展出數個月，到今年 2 月底完結，但幸好策展人決定把展覽伸延至 2015 年的年底，前來首爾旅遊的旅客，也喜歡《請回答 1994》與迷上首爾於 90 年代的面貌的朋友，便不要錯過來到首爾歷史博物館參觀一下。

2014年重要的運動賽事，莫過於在韓國仁川舉行的亞洲運動會，這場備受關注的賽事，對地主國韓國來說更是不容忽視，是一個展現國力、宣揚韓國文化的機會。舉凡韓國服飾、韓國美食、韓國文創，甚至是「韓國精神」都在這場運動會中，展露無疑。然而，在運動場上，奮力一搏，想盡辦法都想贏的精神，同時也是韓國政府培養出來的「青年精神」。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韓國崛起的關鍵

造就韓國人野心勃勃的人格，與他們成長的歷史背景有關。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韓國經濟蕭條、財政危機、失業率居高不下。當時在韓國留學的政治大學韓語系主任郭秋雯表示，韓國可說是哀鴻遍野，自殺事件頻傳，但也因為打擊，讓人民意識到國家的弱勢，進而激起了他們的鬥志，決定打破長久以來的封閉心態，積極爭取在國際上嶄露頭角的機會，因此在金大中總統上任後，開始引用外資進來，提升企業水準，也促進年輕人與外國人交流的機會，當時韓國政府、企業以及個人都有一個體悟，就是我們要走出去，我們要「國際化」。

推動人才培育政策
積極挑戰世界舞臺

金融風暴慘痛的經驗，韓國民間覺醒，政府也痛定思痛，決定投入大量經費，培育優秀的海外人才。學校開始招收外國學生，企業也積極海外獵才，政府也有計畫地把年輕人送到海外，其中最重要國政議題之一，就是在李明博時期推動的「十萬全球青年領袖養成計畫」，政府動員了七個部門，包括勞動部、教育部、外交部，每年投入1200億韓元(約台幣34.6億元)經費，計劃了海外就業、海外實習、海外志工三大部門，希望藉由這個計畫能夠強化人才競爭力，但整體執行率不到62%，很多人半途而廢，或假借海外就業名義，去國外唸語言學校，讓韓國政府重新檢討整個計畫的可行性。

到了朴槿惠總統上台後，覺得計畫立意很好，重新檢視政策內容，將計畫名稱改成「K Move」，強調國際競爭力跟國際移動能力，除了先前的三大部門外，加入了「海外創業」部門，針對中小企業及個人加以獎勵，但其中增加了許多限制，補助部份，海外就業最多1444名，每人最多補助300萬韓元(約台幣34.6萬元)，海外創業部分，要在韓國準備創業或創業未滿五年，才可提出申請。政府當時推動K Move計畫，除了要解決韓國的就業荒外，更希望增加青年到海外學習的經驗，從中提升青年的國際競爭力。

韓國青年：「韓國多益分數九百分是基本的」

有韓國政府的政策支持，韓國青年有更多機會與資源，勇敢奔向國際舞臺，那麼反觀來看，台灣呢?台灣年輕人又是如何看待韓國青年的競爭力?在韓國留學兩次的政治大學韓文系研究生林于珊表示，在韓國留學期間，韓國青年的野心以及努力躍上國際的態度，讓她深感佩服。

為了進到韓國知名三大企業，三星、現代、LG上班，韓國青年在學時，就積極為未來職場作準備。林于珊第一次留學到了韓國三大名校中的延世大學(註：韓國三大名校為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麗大學Korea University、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簡稱SKY。)剛開學，圖書館裡滿滿的讀書人潮，每個人桌上擺放的書籍不只校內課程，還有考取執照、電腦及外語書籍，大學社團也有專門的為職場所設立的面試社團、寫自傳社團。此外，韓國青年還有利用空閒時間，積極跟外國人交流，她發現每次的語言交流活動中，參與的韓國學生都不一樣，讓她深覺韓國青年國際競爭的企圖心。

政大韓語系主任郭秋雯觀察，韓國青年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悟，他們知道要在國際上有立足之地，第一個基本要件就是「學好外語」。然而，台灣、韓國外語要求標準不同，讓韓國學生很訝異，政治大學留學的南韓學生李榮敬表示，剛來台灣時很意外看到補習班傳單上寫「來這裡補習保證多益八百分」，在韓國九百分是基本的。

台灣青年的優勢
在於「創造力」

在目前全球競爭的時代，台灣跟韓國有七成的產業是雷同的，兩國間一直處在競合的關係。相較於台灣，韓國政府這幾年來，一直努力拉近跟國際間的距離，積極地將韓國青年推向國際，他們知道未來支撐國家的是「年輕人」，政府政策強勢的推進，韓國人從小就習慣聽命行事，優點是國家政策推動容易，缺點則是缺乏文化包容性和創意力，而台灣青年的優勢就是在創意、創新能力，以及對於外來文化的高接受度。政大韓語系主任郭秋雯表示，在未來的創意世代裡，台灣年輕人若能將韓國青年的躍進當成借鏡，學習他們努力向上的企圖心，並發揮創意優勢，相信也能有機會在國際舞臺上，大放異彩。

有曾經來過首爾旅遊的，定必曾遊覽位於首爾市中心世宗大路的市中心地帶。那裡雖然說是首爾的商業區，但也擁有不少名勝古蹟，除了有位於正中心的光化門歷史建築物外，也有兩位韓國享負盛名的歷史人物的巨型銅像，就是創立韓國文字的世宗大王與一代朝鮮民族國家級將領李舜臣。但是，近年這一帶卻出現了另一個國民經常留意的地方，那就是位於教保文庫大樓上的一塊大型廣告展板。

喜歡到首爾看書看雜誌，大概也曾經到訪位於光化門地鐵站旁的韓國最大書店鋪教保文庫，那店位於首爾中心位置的鍾路1街，是全韓國最早的大型書店，而教保文庫書店的樓上，是該母公司「教保生命保險株式會社」的總公司大廈。本來平平無奇的一楝大廈，教保生命卻在大樓外設置了一塊巨型廣告板，寫了不同的字句口號。

這一面廣告板已擁有 24 年歷史，多年來，一直都扮演著商業廣告的角色，例如刊登與工作有關的字句，如「工作如螞蟻，夏天不會太長久」、「一起合力振興經濟﹗」等等。但昔日這些廣告標語多只是於年初的一月份登出，且有字數限制，只能刊登不多於 30 個韓文字的字句，一直都不太吸引行經這一帶的市民的注視。

直至早陣子，當該大廈的總公司教保生命希望可以藉此標示牌為自己的國民帶來心靈慰問與鼓勵人生，最近開始大革新，在這一塊 20 米高與 8 米長的廣告板上，從韓國的詩與文學作品中揀選當中感動人心的字句，以為國民於忙碌的工作中，當行經此一區時可以抬頭一看，提供一定的正能量。

另外，教保生命更也於自己公司的網頁公開，希望廣招國民於網站上留言，再在當中選取優異的字句，刊登在這塊標語板上。

例如之前就曾經登出了韓國著名詩人金龍澤的句詩，是「在慰藍的首爾天空上，於一個平平無奇的日子呼吸著新鮮的空氣，望著一條流經光化門的河道」。在云云眾多曾經刊登在這個展板的詩句之中，詩人都鐘煥的一句「花開時的搖曳」，獲得最多市民的支持。

近日，韓國踏入三月後迎來新一年的春天，最近教保生命也剛剛為廣告板換上新的標語，那是「我想鼓動人們的心，就如漫山的春花一樣」。日後當大家前來光化門一帶遊覽時，除了為世宗大王與李舜臣拍照留念外，也可以走到教保生命大廈的樓下，抬頭一看那一塊展板的字句，洗滌一下心中的煩惱。

韓國工人運動的崛起、現狀與出路
文／吳子峰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本文以《韓國工人》（Korean Workers: The Culture and Politics of Class Formation）為基礎，首先介紹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原因與過程，接著介紹為什麼在當代，韓國傳統工人運動逐漸衰落。但作者認為，韓國工人階級並非消極被動地淪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犧牲品，工運組織者通過不同的應對策略，突破全球化以及歷史文化傳統帶來的障礙。此外，全球化也並非單純的削弱工人運動的強度，跨國NGO發起的勞工權益保護運動，正推動著勞動法規的改革。

一．引言

在《韓國工人：階級的文化與政治》一書中，具海根教授為我們呈現了一部令全球勞工運動組織者和研究人員嚮往的歷史，描述了上世紀70至80年代，在韓國這個新興經濟體裡，勞動群體是如何克服極為不利的文化與政治環境，形成階級意識。正如E.P．湯普森所言，「工人階級形塑了自己，正如同他自己被形塑一樣」。韓國工人透過長期的衝突，透過經驗與實踐，形成具有集體認同、團結一致的工人階級。可惜，階級一旦形成，也還可能瓦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曾經強悍與成熟的韓國工人運動正處於十字路口。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下，韓國勞工階級已經漸漸解體，大大削弱了勞工運動的力量。

二． 解構韓國工人運動的全盛期

2.1. 階級意識概念的內涵
若要瞭解韓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與解體，我們需先厘清何謂「階級意識」。具海根認為，工人群體要從「自在階級」蛻變為「自為階級」，須具備四個階級意識的元素：(1) 對結構不平等的認知；(2)瞭解整個工人階級的共同利益；(3) 發展出超越單一工廠，更大範圍的階級團結（如城市、地區或全國範圍的工人聯合體）；與(4)自我組織的意願。

2.2. 團結一致的韓國工人階級是如何塑造出來的？
在《韓國工人》一書中，具海根認為，與其他東亞四小龍勞工運動相比較，韓國工人于上世紀80年代後期，成功地克服了文化和政治障礙，形成更為強大的勞工運動。韓國工人的集體認同和政治覺悟可表現於兩方面：一．在1989年，約有19%的雇用工人加入了工會組織；二．1987年的工人騷動標誌著工人階級成為推動韓國民主化和社會公義的主要政治力量。在解釋這一重大變化是，具教授(2001/2004: 10)主張，「文化與政治產生了密切的互動作用，有助於韓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形成。」他相信韓國工人階級意識的產生，可從五個因素去解釋：(一) 同質的工人群體高度集中、(二) 資本家的貪婪、(三)威權政府親資本、反勞工的政策立場、(四)儒家文化的傳統以及(五)外部團體與力量，如教會組織與學生的介入與支持。

2.2.1. 同質的勞動力在空間上高度集中
具海根認為，「韓國工業化的主導模式——快速性、壓縮性和高度集中性——與韓國迅速的階級形成過程有著很大關係。」在1970年代，韓國以犧牲農業部門為代價，以加快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成千上萬的農業人口離開農村，進入工廠工作。與其他東亞後發工業國不同，韓國的製造業工廠並非平均地分佈在城市與農村地區，而是位於大城市和少數幾個工業區，譬如仁川。同時，韓國產業工人多受雇於大企業，這種地理上和組織上集中的無產階級化模式有利於工人階級社區的形成。在佈局緊湊的社區裡，工人間頻繁地接觸與交往，為工人階級的鬥爭提供了重要的資源。另外，韓國的勞動群體具有高度同質性，他們多為來自農村，是教育程度相近的年青、半熟練工人。在這一結構條件的説明下，韓國產業工人的內聚力得以提升，工人階級的團結更容易形成。

2.2.2. 無法忍受的剝削與怨恨的生產
另外，資本家的貪婪與高度的經濟剝削是勞工群體怨恨衍生的主要來源。為了在短時間內賺取更大的利潤，70年代的韓國雇主並沒有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與環境。工人在工廠過著非人的生活，變成了機器和耕牛，痛苦得難以忍受。例如，韓國製造業的平均工時不斷加長，從1970年的每週52.5小時，提高到1986年的54.5小時。在很多工廠，正常工時的基本報酬非常低，使工人被迫加班，以增加他們的收入。結果，工人筋疲力盡，時常徹夜完成任務，沒有留下任何閒暇時間，不能與家人或朋友相聚。同時，勞動條件差劣導致事故頻生。此外，韓國工業的管理人員行使著高度專制的家長式權威，對體力勞動極其鄙視，工人經常被上司苛斥。韓國高度壓迫性的工作環境，成為了工人痛苦與憤怒的基礎，為勞工的階級意識提供了基礎。

2.2.3. 重商主義國家與其壓制性的勞工政策
韓國工人運動的特點在於，工人的基層工會運動與由知識份子、教會領袖和民主政治運動緊密相連。具海根認為，國家是促成兩者密切聯繫的主要因素。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威權政府的發展戰略與重商態度鼓勵了資本家的剝削，加劇了工人的怨恨。樸正熙政府為了提高其政權的合法性，採取了加速而不是均衡地發展經濟的戰略，鼓勵韓國資本家採取擴張主義來完成資本的積累。他們抓住投資機會，同時取得由國家控制的資金供應；發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產能力的工作隊伍，並非他們注重的問題。另外，韓國政府以支持資本反對勞工的態度處理產業關係。政府往往對資方違反勞動法視而不見。同時它卻迅速鎮壓任何勞工騷動。結果，工人與國家間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來越高，埋下了階級意識的種子。

2.2.4. 儒家文化的傳統
從文化方面看，強調互惠的儒家傳統有利於韓國勞工運動的萌芽。在儒家父權體制下，韓國工業家並不是按照法律來界定使用勞動者的許可權，而是依照文化傳統行使權威。工人不是被視為有自主權的勞動力賣主，而是被視為孩子或傳統社會的奴役。可是，根據儒家思想，家長的權力並不是無限的，它是建基於互惠文化的基礎上。作為孩子需要尊敬長輩，但同時人們預期傳統的家長要為他們的家庭成員提供保護與照關照。在整個70或80年代，韓國的資本家大多濫用權威以獲榨取更大的經濟利益，比如工廠的管理者毫不尊重女性，性騷擾猖獗，儒家互惠的要素很大程度上並不存在。因此，資本家對工人尊嚴與儒家互惠文化的輕蔑，使勞動群體的怨恨不斷增加，最後導致工人階級的形成。

2.2.5. 外部力量的介入
在《韓國工人》第一章中，具海根提到：「在在支持基層勞工鬥爭方面，社會中的兩個群體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一個是受進步主義神學方針如拉美解放神學影響的教會組織…從80年代初起，學生接過了由教會團體發揮的角色。」換句話說，具教授認為外部力量的介入與支持是韓國工人階級得以形成的關鍵因素。在上世紀70年代，教會組織與年輕的知識份子，特別是大學生，通過傳播革命思想與提高工人的集體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協助他們形成強大的階級意識。

2.2.5.1.教會學校
韓國工人群體得到了進步主義教會的支持，讓勞工激進主義得以在韓國萌芽生根。在日本殖民地時期，基督教會長期協助韓國地下的抗日運動，這使韓國民眾對基督教多採取開放和正面的態度，韓國的威權政府亦因而沒有阻止基督教的發展。基督教會的獨立性，讓他們能為勞工活躍份子提供指導和庇護，同時他們所開辦的工人夜校亦為激進份子提供了運動動員所需要的內生組織 (indigenous organization)。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天主教組織「天主教勞動青年會」(Young Catholic Workers)和新教團體「都市產業宣教會」(the Urban Industrial Mission)便開始面向勞工的佈道工作。他們在產業場所與附近地區，如仁川，開展工作，幫助改善雇傭工人的工作條件。另外，這兩個組織亦為工人提供不同的課程。最初，工人參加夜校是為了取得文聘，向上社會流動。後來，在激進的老師潛移密化下，這些夜校的畢業生終於培育出階級意識來。他們是工人運動的忠誠參與者，明白到個人的行動無法改善壓迫的工作環境，只有聯合起來，成立獨立的工會才能迫使資本家與威權政府作出讓步。另外，在教會學校這一社會空間裡，工人有機會分享自己的經驗與觀點，使工人階級的讓同感與團結意識成為可能。

2.2.5.2. 來自學生與知識份子的支持
具海根認為，全泰壹的自焚標誌著韓國工人運動的開端，這一事件觸發大學生與知識份子協助草根的勞工運動。全泰壹原是服裝廠的年青裁縫。1970年，他引火自焚，希望以自我犧牲的抗議方式去喚醒人們對非人道工作環境的關注。全泰壹在死前說道：「我多麼希望有一位大學生朋友啊！」。他一直期盼認識一名大學生，為他解說當時用中文寫成的勞動法內容。因此，全泰壹之死讓部分學生猛醒並投身于勞工抗爭中。因此，全泰壹的自焚是學生參與勞工運動的重要觸發因素。 另一促進韓國學生支援勞工運動的事件為1980年發生的光州大屠殺。1979年，朴正熙總統被行刺身亡，政治異見者，包括學生激進份子，把它視作政治機遇結構(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的開放。他們發動了全國性的民主運動，希望通過集體行動推翻獨裁政府的統治。為了奪取權力，軍方將領全鬥煥派出軍隊血腥鎮壓光州的市民起義。光州大屠殺對激進學生而言是一轉捩點，他們明白到單憑一己之力是無法打倒威權政府。因此他們改變行動的方針，聯合廣大的工人階級，推動韓國的民主化進程。由於當時的韓國工人群體缺乏階級團結性，不利階級的動員，故此不少知識份子與學生便輟學進入工廠，通過與工人的交流與互動，提升勞動隊伍的階級意識。同時，他們亦通過重新演繹韓國的傳統文化，創造新的話語體系——「民眾(Minjung perspective)」。民眾思想強調群眾（受壓迫者）是韓國傳統文化的載體、歷史的主人。知識份子通過傳播民眾思想大大提升了工人的階級意識以及集體效能感，大大有助與運動的政治動員。總之，外來力量（如知識份子與進步教會組織）的支援是韓國勞工運動得以形成與發展的關鍵因素。

三． 韓國工人階級的「解體」

3.1. 韓國工人運動的現狀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具海根對於韓國工人運動的未來憂心忡忡，在《韓國工人》一書裡，他指出：「韓國工人階級發現自己處於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經濟中的趨勢和相關的政治、意識形態變化將對韓國工人階級產生重大影響；它們也許會導致這個還處於孩提階段的階級解體，或者，可能重新燃起勇敢的勞工反抗和生機勃勃的階級團結，從而形成一個更有內聚力、階級覺悟更高的工人階級。」在2010年於北大舉行的講座中，具教授更以」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South Korean Working Class」為題，明確的指出韓國工人運動正面臨空前的低潮。

具海根認為韓國工人運動日走下坡，內部四分五裂，其重要性與激烈程度已今非昔比。這主要體現於以下方面：一. 自1990年以來，韓國工人的公會參與率便呈持續滑落的趨勢，從1989年的19.8%下降到2000年的12%，2009年更跌至穀底，僅有10.1%(KILAF, 2010)；二. 大部分的工會成員均受聘于大型企業，只有少於3%的中小企工人被組織起來；三．臨時工的人數迅速增加，他們大多被工會組織排除在外。結果，工會成員結構的扭曲大大損害了工人運動的代表性，工會主義並沒有保障最弱勢、最邊緣勞工（如非正規就業）的權益；四．韓國勞總與民主勞總這兩個全國性的工會漸漸失去對地方工會的影響力。財閥工會的力量強大，擁有資源優勢，理應站在勞工抗爭的前線，但現實上，大部分的財閥工會均不願與全國性工會合作，為整體勞工階層謀求福祉。從此可見，韓國工人階級內部不斷分層，破壞工人階級的整體性與團結性。

3.2. 工人階級的團結迅速消逝的原因
對於韓國工人階級解體的原因，具教授主張從結構、制度與文化制約三個因素進行探討。現將他的觀點闡述如下：

3.2.1. 結構因素－新自由主義政策及其對勞資關係的影響
首先，具教授(2010)認為韓國工人的解體可歸因於全球化進程以及金大中總統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制改革。韓國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模式沒法適應經濟全球化的趨勢，這一點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變得更為明顯。韓國因貨幣貶值及舉債過多，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為了擺脫破產的厄運，韓國政府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緊急援助。但是，該筆資金的提供是以韓國政府深入推行新自由主義結構改革為條件的。這些改革措施包括緊縮政府開支以及增加勞動市場的彈性等。面對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壓力，金大中總統組成「勞工－管理方－政府」三方組成的機構，希望透過協商，尋求獲得各界支持的勞工政策。於1998年2月，三方委員會達成了一致意見，簽訂了「三方協議書」。根據該協定，處於財務困境的企業可以提早裁減多餘的雇員。同時，作為補償，協議書落實了公務員與學校教員的集體談判權以及工會參與政治活動的權利。此外，失業工人亦獲准加入工會。為了應對經濟不景氣，韓國雇主積極利用三方協議，解雇員工，外判工序，並使用臨時工或日工，以速進勞動彈性化。結果，韓國工人隊伍出現了分裂，其解體的過程可細分為以下兩種不同的方式：

3.2.1.1. 正式與非正式工人的分野
1997年的金融危機以及其後的經濟體制改革對韓國勞資關係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彈性化」勞動市場的出現。正式、長期性的雇傭工人數目不斷遞減；相反，非經常性就業工人的人數則不斷增加，約占今天就業人口的一半。與正式工人相比，非正式工人在勞動力市場上處於更為不利的位置。他們多被排除在工會組織外。這是因為臨時工的雇傭對正式工的就業前景產生負面的影響，部分正式員工因而敵視臨時工，阻止他們加入工會(Chang and Chae, 2004: 443)。例如，在韓國電信合約員工罷工事件中，正式員工不僅拒參與，他們甚至阻止臨時工組織自己的工會。從此可見，彈性的勞動市場大大削弱了工人階級的團結。

3.2.1.2. 大型企業雇員與中小企員工的分野
具海根(2000:249)認為，近年的自由主義改革使韓國的產業結構向兩極化發展。
市場的開放使中小企遭受到重大的打擊；恰恰相反，大型企業，尤其是傳統的財閥集團，例如三星、LG與現代，卻能在國際競爭中站住腳，分得市場，獲取經濟利益。這一兩極化的商業結構使韓國工人群體分裂為兩亞階級(Sub-class)－以受雇企業規模的大小以及合約的長短來劃分。換言之，韓國工人階級在內部結構上已四分五裂，工人運動不再以保護全體勞動群體利益為目標。

3.2.2. 組織因素－缺乏產業工會 (Industrial-based unions)
韓國的工會組織結構是以企業為基礎的工會(enterprise-based unions)為核心，這一特徵不利於工人階級意識的發展與維持。過去，在威權體制下，韓國政府鼓勵產業工人成立企業工會，而非產業工會，原因在於前者相互獨立的性質可使工會組織免於外部政治力量的介入。即使在上世紀80年代，高漲的工人運動並沒有挑戰這一工會結構。結果，缺乏產業工會的組織結構成為了制度依賴的典型例子。勞工運動的組織者因而難以聯合大型企業與中小企的員工。由於更好的待遇，受雇于財閥集團的工人時常拒絕遵從全國或產業工會的領導，參與反對資方剝削的抗爭。譬如，在韓國金屬工聯(Korean Metal Workers’ Union)發動的反自由貿易協定示威中，其屬會（現代汽車集團的工會）便以事件過於「政治化」為由拒絕參與行動。從此可以，由於過去產業工會發展的不足，韓國工人難以在產業層面進行集體談判，大大損害了韓國工人運動的可持續性。

3.2.3. 文化因素－文化團結(Cultural Solidarity)的闕如
在工人階級形成期間，階級意識是非常脆弱，需利用組織與文化資源加以培育。可惜，具海根認為韓國的傳統文化，除了家庭主義外，缺乏其他價值與習俗把民眾團結起來。在韓國工人運動的全盛期，強大的階級意識是依賴共同敵人（即得到威權政府支持、貪婪的資本家）的存在來維持的。換句話說，分散的工人群體只可視為「面對共同敵人的戰略夥伴」，一旦反對共同階級敵人的壓力消失，工人階級便會解體。在今天新自由主義無遠弗屆的年代，在大企業工作的產業工人享受更好的待遇，他們大多期望向上流動成為中產階層，嚮往中產的消費與生活模式，而不願承認其工人階級的身份。此外，階級話語在韓國政治舞臺上只扮演微不足道的角色。冷戰的遺產與持續的安全威脅使韓國一直沒有代表工人利益的政黨(Koo, 2000:239)。結果，文化團結的闕如是工人的階級意識不斷消退。

四． 韓國工人運動的前景是否暗淡無光？

從具海根的論述裡可見，他對韓國工人運動的前景是不表樂觀的。他認為韓國工人階級的衰落並非由相對輕微的過失（如工會領導的缺失）所致；相反，問題乃源於結構性及制度性的因素，絕對不是一時三刻就能解決。但是，於我而言，現在便宣稱自為的韓國工人階級已經解體未免過於悲觀、草率。事實上，正如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工人階級克服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環境，發展出階級認同一樣，今天韓國工人運動組織者正發展出不同的策略，嘗試突破自由主義全球化與韓國文化傳統所帶來的種種障礙，增加自己與國家及資本家談判的議價能力。這些策略回應包括以下幾方面：

首先，未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意識到工會組織作為勞工權益保護機制的重要性(Kim and Kim, 2003: 363)。在經濟困難時，非工會成員往往成為企業節省成本的犧牲品。因此，未加入工會的工人開始建立基層工會(grass-root organizing)以維護其利益。這可從基層工會的數目略知一二。自1998年以來，愈來愈多的非工會成員在沒有接洽較高層次工會如韓國勞總與民主勞總的情況下，自願結合，組織代表自己的工會。

第二，韓國工人運動的領袖開始組織以產業為基礎的工會，以加強勞工階級的團結(Kim and Kim, 2003: 363)。自亞洲金融風暴以來，勞工工作者開始察覺企業工會未能有效的應對產業與國家層面的勞工議題，譬如由國家發起的產業調整措施。因此，他們開始聯合不同的企業工會組成產業工會，例如來自不同銀行的雇員于1998年成立銀行雇員聯合會(The Banking Employee’s Industrial Union)以回應銀行業的重組。因此，行業工會的成立有助工人的團結。

另一方面，非正式工人嘗試成立自己的工會，以代表自己的利益(Chang and Chae， 2004: 443)。儘管正式工人與非正式工人間存在隔閡，我們仍可找到不少臨時工成功加入工會的例子，尤其是在中小型企業裡，非經常就業工人的聯合並沒有削弱正規工會的團結，反而增加了整體工會組織的議價能力。這是因為雇主難以透過聘用非正式工人，以替代進行罷工的經常工人。此外，跨企業工會組織(Ultra-firm level organization)亦為非正式工人提供支持與保護。現時，韓國共有五個以地區為基礎的工會，包括馬山－昌原總工會、京畿道省工會以及忠清南道省總工會等，他們為從事不同行業的臨時工人提供各種類型的服務，例如法律諮詢。同時，這些地區工會成立了不少支部，把那些受雇於小型企業，無法自行成立企業工會的工人組織起來。從此可見，韓國勞工運動組織者試圖通過不同的管道，比如地區工會，擬合工人階級內部的分野。

最後，全球化並不一定對勞工群體的階級意識帶來負面的影響。Kim與Kim (2003: 366) 便指出全球化能推動勞工運動的發展，原因在於跨國的勞工組織能持續對韓國政府構成重大壓力，迫使他們推出符合國際標準的勞工法令。例如， 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曾七次提出建議，促使韓國政府於1991年容許並合法化教師工會。另外，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曾五次在國際會議上批評韓國的勞工保障的不足。因此，全球化與其帶來的國際壓力或許能推動韓國工人的權益，有助勞工運動的發展與延續。

五． 總結

毫無疑問，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對剛誕生的韓國工人階級帶來了新的挑戰。大量的勞動群體，如受雇於大型企業的員工，失去了戰鬥性與階級意識。但是，我們絕不能因此斷言韓國勞工階級已經解體。事實上，面臨工作無保障的風險，韓國勞工群體已發展出不同的應對策略，從而克服有礙階級團結的組織、文化與制度因素。另外，全球化並沒有單純的敲響了勞工階級的「喪鐘」，它同時帶來了強大的國際壓力，迫使韓國政府改善當地的勞工標準，為勞工運動展開新的契機。

參考文獻：
Chang, Dae-oup. and Chae, Jun-Ho. (20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Korean Labour Relations since 1997.”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4): 427 -448.
KILAF. (2010). “2009 Unionization Rate recorded 10.1%, down 0.4% point from 2008.”Korea International Labour Foundation, July 1. Retrieved 25 November2010.
Kim, Dong-One and Kim, Seongsu. (2003). “Globalization, Financial Crisis and Industrial Relations: The Case of South Korea.”Industrial Relations, 42(3): 341 -367.
Koo, Hagen. (2000). “The Dilemmas of Empowered Labor in Korea: Korean Workers in the Face of Global Capitalism.”Asian Survey, 40(2):227 -250.
Koo, Hagen. (2010, November).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South Korean Working Class. Speech presented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Park, Mi. (2007). “South Korean Trade Union Movement at the Crossroads: A Critique of “Social Movement”Unionism.”Critical Sociology, 33: 311 -344.
梁光豔、張靜(譯) (2004)。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化與政治(原作者：H. Koo）。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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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陣子，一段關於兩位韓國藝人對罵的短片，成為各大韓國娛樂媒體爭相報導的焦點。3 月初時，韓國女星李泰林被指在錄影《同屬相課外輔導》節目時，向拍檔兼女團 Jewelry 的成員金藝媛爆粗，當時藝媛關心問姍姍來遲的李泰林是否感到冷時，李泰林竟然對她破口大罵，結果因為與劇組關係不好，她被踢出劇集《我心閃亮》和綜藝節目《同屬相課外輔導》，本來這是這件發生在娛樂圈的小事而已。

然而，事件卻在近日鬧得越來越熱，原因是關於李泰林和金藝媛的罵人錄影無端於韓國網上流出。根據該錄影片段中，原來引起李泰林忽然發爛大罵金藝媛的之故，是因為作為後輩的金藝媛，在跟長輩的李泰林的對話中並未有因應韓國的語言文化，對長輩使用應有的「敬語」，結果觸怒了李泰林的神經，才向對方辱罵。

在片段中，我們看到的是李泰林先向金藝媛的對話中使用了「非敬語」，後來金藝媛於每一句的回應中同樣以「非敬語」回覆，令較年長的李泰林感到被「冒犯」了。其實，在韓國的生活中，跟不同背景、年齡、資歷與親朋好友說的用字也要非常小心，就是要把傳統的儒家的階層尊敬文化融入了用字與對話之中，否則會招來極大的社會非議。

跟李泰林與金藝媛的「平語」之爭，其實於韓國的社會屢見不鮮。早前韓國 K-Pop 樂團 Winner 成員南太鉉出席「2014 GS & 演唱會」時，在姜勝允與粉絲互動時，南太鉉突然以非敬語喊出「現在不是在講話嗎？」，此舉一出造成許多粉絲的驚嚇，南太鉉非敬語事件隨及在網路上傳開來，結果他要公開各公眾道歉，並表示以後會在說話時小心用語。

除了演藝圈，近年於不少公眾場合中，年輕人與長輩的「衝突」也越來越多，就如數年前在首爾的地鐵車箱內，一位青年女子不但已坐在長者專屬的坐位上，而且跟一位老婦人的對話裡，並無使用到尊敬語，結果被網民大罵她欠缺對長輩應有的尊重。當然，這件事件或許是冰山一角，但卻可以反映出韓國社會對在什麼場合說應該說的話，有一套很嚴謹的文化規範。

一直以來，韓國都是一個比任何一個國家都要重視面子、體統與階級，社會上經歷過數千年歷史後已建立了一套非常堅固的文化結構，當中語言也不例外。韓國社會對於面對不同人物以不同語言溝通，有一定的限制，這大概可以分為「尊敬語」(존댓말) 與「平語」(반말) 而兩大類別，分別可再細分出 6 種不同語言句式。

在跟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對話時，便要使用「敬語類」句式。當中的「社會地位」較自己高，意思可以是家庭關係、年齡、老師與顧主等等。另外一個特定環境下，韓國人也會多會使用尊敬語，是跟一些與自己關係較疏離的人上使用，例如陌生人與新相識的朋友。反之，如果是跟平輩、社會地位比自己低或是與自己關係很熟的人說話時，一般便可以大膽使用「平語」，例如子女、小朋友、學生、同事或是年齡相同的朋友。

這兩種語言處理手法，大概與韓國人的重面子有關。因為一般人如面對著長輩或陌生人時，為了顧存自己面子與對話的人際氣氛，多會偏向小心地選用較尊敬的用語，避免不必要的語言衝突發生。另一方面，若是跟一位老朋友與後輩說話上用上了「尊敬語」，便會給對方覺得不自在，而且也會感到言者有刻意「擺架子」的意思，阻礙關係的深化空間。所以，那時正就是韓文所言的「Ya-Ja 야자시간」時間 (Ya 與 Ja 是韓語的「喂」與「輕鬆」的意思)。

所以，一般於使用「尊敬語」語境下，韓國人也會較難打開心扉，跟對方詳細地放敢地聊天。然而，如果有一天對方忽然把語境放輕了，跟自己的談話中不再使用敬語，你會能明白這是伸出對話之手之好意。

情況就如早年前在 MBC 的綜藝節目《我們結婚了》中，少女時代的徐賢與 C.N.Blue 隊長鄭容和扮演正在談戀愛的戀人，鄭容和為了打破二人的關係隔閡，特意創作了一首叫《平語頌》的歌曲，歌詞是指希望徐賢能用以標誌著關係親暱化的平語來和他對話，可見這樣以「平語」為指標，是韓國人推進關係突破的方式。

當然，回到李泰林和金藝媛的對罵中，情況可以是更複雜。一來是李泰林最初開始時以年紀較大的身份，就先用非敬語跟金藝媛說話。但是金藝媛或許是聽到對方不用了「敬語」，以為是李泰林想推進關係，她也就可以不用「敬語」，而且還可能是金藝媛認為自己跟李泰林的演藝年資不分上下，大可使用「平語」。可是這是錯誤的盤算，李泰林在聽到金藝媛竟然對著自己不用「敬語」說話，挑動了韓國人重視體統與階級的潛意識，對於對方不用敬語抓住不放。

其實，這件事反映出韓國的輩份問題可以是很複雜，難以為一種身份而定下語言規則。但是，或許正如曾經帶領韓國國家足球代表隊於 2002 年的日韓世界盃中歷史性地取得第四名的荷蘭籍教練希丁克，他為了提升球員間不分彼此的傾向，便要求球員間於比賽時間不同年齡與資歷，一同使用「平語」溝通，有言論這是韓國國家足球隊表演突飛猛進的主因。但無論如何，正如韓國早年前因為語言階級導致的溝通問題，引致了多宗空難的發生，印證出時代或許是需要一些喘息的空間。

李泰林和金藝媛的對罵視頻： http://bit.ly/1G8sVqS

早陣子來到首爾，下機後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到最附近的便利店，買下所有與早前於韓國瘋行的「蜂蜜牛油味」的薯片 (見圖片)，結果一試之下，果然立刻明白此種特別味道薯片的吸引之處。

其實在韓國裡這個「蜂蜜牛油味」熱潮原來一直有增無減，直至上周為止，由韓國海陀製菓製造的「蜂蜜牛油薯片」的價錢於網上的拍賣平台 Interpark，依然要大概 $6500 韓圜一包，可見它的威力仍然強勁。

一般而言，於韓國的零食市場中，若能於一個月內取得 $10 億韓圜銷量已經可被視為成功的新產品，現在蜂蜜牛油薯片已經售出超過 $100 億韓圜的銷量。而且，上月韓國的麥當勞更也乘著熱潮之勢，推出了「蜂蜜牛油味」的薯條。總之，在現在的韓國食物市場上，任何東西合併上「蜂蜜牛油味」，都會能夠取得大賣。

「蜂蜜牛油薯片」是韓國廣告學上的一次大突破。有別於傳統一般的商品，韓國海陀製菓原來一直都只是利用網絡媒體與社交網絡作主要的產品宣傳渠道，但已足夠帶來史無前例的瘋狂，近月海陀製菓更也索性取消一切於傳統媒體，如報紙、雜誌與電視的廣告，因為根本不再需要投入金錢於這些傳統的廣告方式，單單運用網絡便已達到超乎意料之外的銷售量了。

整個關於「蜂蜜牛油薯片」的廣告故事是始於，當韓國海陀製菓向韓國時下的年輕女性進行問卷調查時，發現原來她們都偏向喜歡較甜味道的零食。正因如此，海陀製菓便銳意選擇了使用法國的洋槐蜂蜜，再配上薯片，發現了兩者合起來十分配合。其後，它們便主要使用 Facebook 與 Twitter 為主要的廣告宣傳手法，並招聘了一批網絡寫手於一些討論區上留言宣傳。

結果，那些網絡寫手一開始於韓國人最多瀏覽的討論區，如 DC Inside 與 SLR Club 留下他們吃下那些薯片後的食評，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出現了極大的滾雪球效應，在從最初上年的 10 月中開始，Twitter 上只有 68 個關於「蜂蜜牛油薯片」的帖子，一個月間於 11 月中時一共有超過 5700 多個。

這次廣告宣傳上的成功，網絡媒體的滲透是關鍵。原來早前於韓國一個關於 120 間公司與公營機構的調查中，發現了當中接近98%的公司都擁有屬於它們公司的 Facebook 專頁，28% 的公司總裁都有每天使用社交網絡的習慣，當中他們多使用 Instagram 與 Kakao 平台。

除了「蜂蜜牛油薯片」，上年年底另一種零食於韓國也曾牽起過瘋潮的，是意想不到的「果仁」。上年年底，韓國大韓航空副社長趙顯娥因不滿機艙服員並要求飛機忽然掉頭而違反航空法例的「堅果返航」風波，事件發生後韓國的網上購物平台「G-Market」便以其公司的 Twitter 帳戶上發出一個帖子，名為「不需長篇大論，這是果仁」。結果不需一天，這個帖子的截圖便在韓國各大社交網絡中廣傳，大大推動了「果仁」的銷售量。

當然不是每一次以「嘻笑怒駡」的手法來宣傳，都必定會取得應有的廣告效果，例如上年韓國的「Orion 好麗友」食品公司便為了推廣其下的 Poca Chips 薯片，於其網站上邀請參加者為這款式的薯片寫下他們的描述，結果卻引來大量網民留下淫穢的留言，Orion 最終逼不得已地唯有提早宣佈結束活動，可見以「搞笑」來作為廣告招徠，也不是萬試萬靈的。

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人權》雜誌春季號「警政與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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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文章：南韓

二〇〇八年五月，南韓人擔心美國牛肉會傳入瘋牛症，於是在首爾舉辦燭光集會，反對南韓政府恢復美國牛肉入口。示威持續近兩個月，高峰期有十萬人參與，訴求還包括不滿時任總統李明博施政。直至內閣總辭、總統道歉、政府與美國達成協議，不會入口逾三十個月大的牛隻，以減低瘋牛症風險，並引入保障措施，示威才告一段落。截至同年八月，警方拘捕了近一千三百人，包括示威人士、與警員理論的人、旁觀者以至路人。

防暴警由軍人組成
南韓有三萬七千名防暴警，均是強制服兵役的青年。他們僅接受六星期軍事訓練和四星期警察訓練，令人擔憂是否有足以處理示威集會、管制及驅散人群的訓練，尤其使用武力的相稱性、合法性、必要性及問責原則。處理反對美國牛肉的示威行動，便是由防暴警負責前線。

示威總體和平，曾有警民衝突
示威總體和平，初期防暴警及示威人士表現克制，及後有兩次警民衝突。防暴警使用了過分武力，另一方面，有部分示威人士用木棍襲擊防暴警。南韓人權委員會亦觀察到警民互扔鋼管、膠樽及石頭。

警方固然有責任維持秩序，採取合理措施驅散人群，拘捕有合理懷疑犯罪的人，必要時可使用相稱武力，但無論何時，警方必須遵守聯合國《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

警棍扑頭，盾牌攻擊
防暴警濫用警棍及盾牌毆打和平示威人士。譬如六月一日凌晨，示威人士遊行至總統府，但法律禁止總統府方圓一百米內示威集會及禁止未經批准晚間示威，防暴警因而阻止，並爆發警民衝突。一名和平示威的女大學生，遭防暴警拉扯頭髮並推倒地上，繼而拳打腳踢其頭部，傳媒亦拍攝到一名防暴警不斷踢她，幾名防暴警組成人牆，意圖遮擋記者拍攝。影片廣泛流傳，該名防暴警遭軍事拘留八日，其餘涉事警員則紀律懲處，警方向她和所屬大學校長道歉。此外，一名路人質問警方何時重開路障，遭警方包圍並毆打，當發現有預備軍人在場，打人的警員立即四散。由於防暴警並無清晰名牌及編號，示威人士無從追究。

水炮及滅火筒驅散和平集會
可是，二○○八年六月一日凌晨，防暴警多次近距離發射水炮及滅火筒驅散和平集會人士，甚至將水炮直射示威人士的頭部，令其受傷，有些人甚至視力、聽覺永久受損。國家警察廳人權委員會委員憤而集體辭職，抗議警方使用過分武力；侵犯表達自由。

阻礙採訪記者及觀察員
在連串示威之中，防暴警亦曾阻礙記者採訪，譬如用手遮擋鏡頭或推撞攝影記者。清場時，有防暴警大叫「殺死所有記者」；有防暴警用盾牌及揮拳襲擊在場唯一一名手持電視台攝影機的記者，意圖阻止拍攝。由於傳媒廣泛報道，警區總警司向記者道歉，施襲的防暴警及其上司登門道歉，請求他不作追究。此外，防暴警亦襲擊身穿明顯制服的南韓人權委員會觀察員及義務急救員。

國際特赦組織的改善建議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南韓當局應全面檢討警察訓練，確保警方使用武力而同時符合國際人權標準，並確保有效、公正、迅速、獨立及全面調查涉嫌濫用武力的警員，繩之於法。南韓亦應修改法例，讓國民享有較寬鬆和平集會的權利。

資料來源
國際特赦組織二○○八年十月報告： Policing the Candlelight Protests in South Korea.

早陣子，我們還記得韓國近來娛樂圈最轟動的一單新聞，必定是韓國媒體 Dispatch 的「狗仔隊」於英國倫敦拍到韓流男神李敏鎬與女神秀智在約會的畫面，其後相片在全球不同的社交網絡瘋傳，結果不消一天之內，李敏鎬透過經理人公司大方承認跟秀智正處於蜜運之中，並表示二人已交往一個多月，希望大家能給予祝福。

但就在這一單娛樂大新聞公開的當日，原來也有就是有韓國國內傳媒報導前韓國總統李明博涉嫌挪用 $2,800 億韓圜資金，用作其「資源外交」的費用。但結果當然錢就已花了，成效卻未有任何結果，因而被質疑背後那筆資金其實是他與韓國多間大企業結連用作貪汙的費用。所以，有韓國媒體便借用早前一套劇集《皮諾丘》的情節，猜疑引爆秀智與李敏鎬的戀情，實際是要分散韓國國民針對前總統貪污一案的專注。當然孰真孰假，局外人的我們根本無法知道。

但關於李明博的「資源外交貪污案」的消息，卻在過往的數天出現了峰迴路轉的轉變，而且案情也開始直接指控至現任總統朴槿惠的身上。事源 2008 年李明博上任後，為了確保韓國擁有足夠能源維持經濟增長，鼓勵國營和民營企業舉債購買海外能源資產。作為當時一大韓國企業代表，建築公司「京南企業」的總裁成完鐘便大力支持此計劃，但後來卻涉嫌誇大投資俄國石油探勘計畫的預期利潤，取得了 $800 億韓圜 (約港幣 6 億元) 的政府貸款，並將這筆貸款的一部分作為行賄基金。

本來這也只是關於李明博與成完鐘二人的貪污腐敗問題，理應不會牽連到其他的人。可是，正就在此案進入了韓國檢察院的調查後，上星期就在成完鐘接受問話之時，他忽然走到首爾北部北漢山自縊身亡，並在衣服的口袋裡留下一張所謂的「行賄名單」，當中包括了 8 位韓國政壇的重要人物的名字，並在他們的名字旁邊寫上一個金額。這張名單包括有多位現任總統朴槿惠的親信與青瓦台的官員，還有就是現任的韓國國務總理李完九。

關於成完鐘與現任韓國總理李完九的貪污過程，韓國社會今天就踢爆了一單有趣的新聞。就在 2013 年 4 月 4 日，當時正值韓國國會議員補選之時，成完鐘帶著一盒裝滿 $3,000 萬韓圜 (約港幣 $15 萬元) 現金的箱子，在忠清南道扶餘郡，現在「新世界黨」的李完九競選辦總部裡，給他這筆錢，以協助他競選國會議員補選之戰。而有人踢爆當時李完九是以一個韓國著名維他命 C 機能飲料，並以韓流女星秀智為產品代言人的「維他 500」的盒子，來把總共 $3,000 萬韓圜的全數銀紙，一次地把它們放進這個小小的盒子裡。

就在消息於韓國社會廣泛流傳後，不少傳媒人與網民都以嘻笑怒罵的「抽水」方式，抱著實踐為真理的思維，嘗試是如何把 $3000 萬韓圜全部都放在一個「維他 500」的小盒子裡。結果發現，原來一個「維他 500」的飲料盒子，若是放置 $10,000 韓圜，放滿最多可以放置到 $1,700 萬韓圜；但若是放置 $50,000 韓圜的話，原來最多是可以放置到 $8,000 萬韓圜。因而，他們發現，原來如李元九般要把 $3,000 萬韓圜全都放在一個「維他 500」的盒子中，其實盒子還有空間，可以放置到兩支「維他 500」飲料。

當然，此事不會隨著這「3,000 萬韓圜維他 500 盒子」的搞笑枝節出現後便會終結，關於李明博、朴槿惠與她的政府高官貪污醜聞之火只會越燒越烈。然而，看起來從秀智與李敏鎬被公開的戀情，到現在整個韓國政壇巨大的貪污危機，與早前 SBS 的兩套劇集，《皮諾丘》和《3 Day》的部份劇情，不是還是有些少的吻合？

放錢示範視頻

今日整天韓國都籠罩著一團烏雲，全國上上下下都下著雨，感覺份外肅殺。365 天前，韓國發生了國家和平史上最嚴重一次人命傷亡的意外，304 名本來滿心歡喜地乘著「世越號」前往濟州島修業旅行的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和教師，卻因為負責駕船的船長李俊錫罔顧人命安全地超載與超速，導致翻船意外，結果他們全都葬身於全羅南道珍島郡海域。2015 年 4月 16 日的今天，剛好是這次意外的一周年紀念。

雖然不消數小時間，滿載乘客的「世越號」已完全沉沒，並埋葬於海底裡，但過往一年來關於「世越號」沉沒事故的事情卻未有停止過。先是關於自如何嚴懲船長李俊錫與其他清海鎮海運公司的船員，並建立稱為「世越號特別法」的調查意外的法案，在意外發生的半年後終於完成。另外，一直在被通緝與潛逃的客輪「世越號」船主、清海鎮海運公司的會長俞炳彥，亦被發現在潛逃期間死亡。當懲處船長和船員，與船主也自殺身亡後，滿以為事件也算是告一段落，但其實那才是尋找意外真相之戰的開始。

對於京畿道安山市檀園高中的學生與遇難者的家屬來說，成立「世越號法」的調查委員會的主要目的，當然部份原因離不了是追討意外賠償，但其實更重要的是要求國會、政府與公民社會三方面，透過建立公平、公正與公開的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事故發生的原因，並要針對犯上人為疏忽的政府官員承擔應有的道德與法律責任。可是，就在當有執政「新世界黨」的國會議員指控那群追討事故真相的受難者家屬是「偷稅者」，並標籤他們有如撞車意外後為了追求更多金額賠償的貪財之人，更借意脅迫韓國海洋水產部減少對此調查委員會的撥款後，結果觸怒了大批遇難學童的家長。近日，他們決定再次走上街頭，更剃光了頭，顯示出要追求真相的決心。

對於那批痛失親生兒女的家人，過去一年來為了追求事實的真相勞心勞力，一張又一張的相片告訴我們，不少家長為紀念著至親，更把兒女的房間與昔日生活的東西保留著，希望終有一天可以為死去的子女討回共道，並可以沉寃得雪。365 天在這種環境下過活，他們最關心的根本不是政府向他們賠償多少金額，而是可以直接參與該調查委員會的工作，讓整個韓國國家的國民，都可以透過這 305 條人命的犧牲，學懂了要如何避免同類型事故再次發生，才是這批家長的最大心願。

正當 2014 年 11 月 11 日韓國政府宣佈搜救工作正式結束以後，9 名還未曾找到遺體的檀園高中學生的家長，迄今依然抱著最後一分的信念，相信終有一天會等到他們的子女回來。除了這 9 位家長以外，300 多位受難者的家人同樣也擁有一個期盼，可以把已沉沒剛好一年的「世越號」，從深海中打撈上來。終於花了整整半年的討論，前天韓國國會成功通過會盡快打撈「世越號」的議案，但等待的時間越長，對那些家長們的心理陰影便會越重，更何況事故過程與政府處理手法極具爭議，且到今天為止總統朴槿惠還未有完整解釋到從「世越號」沉沒，至她公開露面的「失蹤 7 小時」間的疑團，今天她更只是草草到了珍島出席完悼念活動後便立即離開韓國到外國訪問，都是外界對她的政府不抱有完滿解決「世越號法」信任的原因。

一年前的今天，韓國政府與商界曾經大聲疾呼表示會痛定思痛，透過「世越號」沉沒事故中汲取教訓，並會改革國家體制與整治官商勾結的陋習文化。可惜那全都是空口中的白話，過往的一年間我們看到了韓國依舊不斷發生令國民難以接受的大型人為意外，例如前早首爾地鐵 3 號線的撞車事故、4minute 等韓國偶像團體於韓國城南市盆唐戶外演唱會時發生了通風口的倒塌意外、仁川機場附近跨海大橋公路發生了 106 架車的相撞意外、韓國多個大城市道路相繼出現倒塌和沉洞現象，都是在告訴我們，一切的宣言都只是為了討好國民而說，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國民卻未能感受到國家有能力與決心做好防治工作，避免大型意外事故再次發生，例如最近有一韓國傳媒針對著國家的安全保障進行了民意調查，結果 6 成多的受訪者認為韓國國民的安全意識並無提高，3 成人認為政府未有制定對策，另外還有 2 成多認為大眾會輕易遺忘大型慘劇的傷痛。

一年間，對於韓國國民最有效的心靈安慰，或許就是教宗訪問韓國撫平受難者家屬傷口的時候。一年過去了，家長們的淚當然還未流乾，但過去一年發生的種種事端，卻把他們的感覺從傷痛轉為痛恨政府的盲目不仁，更把不滿提升至針對國家體制中的政商借坐擁無比權力而進行貪污的核心問題，若朴槿惠未能展露出誠意，有效處理「世越號法」的爭議，極會招來引火自焚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