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在野黨國會粗暴抗爭惹非議的背後，政府想推行什麼權力改革方案？》
近日韓國的國會上演一場雖不見血，但粗暴程度堪比動作片的狗血連續劇，自政府推出三大權力改革方案後，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為首的朝野四黨均合力推進法案能快速表決及通過改革，但保守派自由韓國黨一直堅持進行鬥爭，拉布的同時更與執政黨議員大打出手，甚至組成「人床」阻止會議進行。究竟韓國政府想推行什麼改革方案？是否真的值得像自由韓國黨以暴力方式反對？

4月25日韓國國會內，自由韓國黨議員為了阻礙朝野四黨議員進行會議室提交三大法案指定快速處理，不惜與議員發生肢體衝突，築起人牆阻擋門口的同時，還將中間派正確未來黨的議員禁錮近7小時進行所謂的協商。韓國國會議長文喜相更首次啟動了警衛權維持秩序。組成「人床」、連續三個週末舉行譴責集會，是至今為止自由韓國黨作出的抗爭行為。他們一直批評指，文在寅政府推出的三大法案是「延續左派長期執政的獨裁手段」，而且有違韓國自由民主主義精神，而根據數據機構Realmeter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有52%受訪者認為國會應快速處理改革，有37%反對快速處理改革，至今這個政治議題仍成為新聞爭議點之一。

雖然自由韓國黨的粗暴行為值得社會譴責，而且讓人見識到保守派的無恥是無下限的。不過，在分析整個改革法案的背景及事件時，不但需要了解何謂國會「快速處理理通道」（Fast Track）制度，而且需要評估一下政府推出的改革法案是否真的讓韓國的各個機關權力，以及選舉方面能夠達致更完善的民主制度。

「快速處理通道」制度的條文可在《國會法》第85條第二項追溯，此制度成立的目的，是為了防止主要法案在國會中長期等候審議而實行，同時防止政黨的鬥爭而長期未能審理。根據修訂案，自第19屆國會(2012年5月30日起)開始，朝野政黨有分歧的法案若獲得3/5以上的議員同意，就可被指定為「快速處理法案」，國會必須在規定的時限內完成審議及表決程序，這次最長的期限最少維持180天，最多330天，由於自由韓國黨表明會維持鬥爭，所以有機會在2020年國會大選前都未能完成最終表決程序。

第一被指是「左派意圖獨大」的方案，就是《選舉法》的修訂案，當中包括「連動型比例代表制」的選舉制度，還有將選舉年齡下調至18歲等方案。「連動型比例代表制」主要為減少地區席位，增加比例代表席位，國會議員席位仍保持300席的情況下，地區席位由253減至225席，比例代表則由47增至75席。「比例代表」意指以全國政黨得票率為標準，分配給各政黨的總席位數量。例如若A黨在全國的得票率為40%，在地區當選了110名議員，A黨則在國會議席中就能得到40%的議席（即120席），而地區出現了10席的差異下，就會將當中5席作為比例代表。根據這制度，而政黨得票率越高，在地區方面的影響力亦會更高，而且在地方選舉及國會總選上佔的議席比例將會比昔日更擴大。

第二法案則是成立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其主要內容跟第三法案「檢警搜查權調整」法案大致上相同，主要內容為分散及牽制檢察廳的權力，加強監視高級公職者的非法行為，監察對象包括總統、國會議員、高級法官及高級將領、行政、司法、立法部門的高級公職人員，如一經發現有違反刑法的罪行，就會直接向其調查及啟動起諠程序。第三法案「檢警搜查權調整」則主要有試行實施自治警察制度，同樣作用為牽制檢方的調查權力，當中將警方的基本職能分為調查警察及行政警察，而且調查檢警之間的偵查權隸屬關係，改革為將案件的原始偵查權及終結權轉交警方，並由檢方主力進行起訴程序。

而審視三大法案的利弊，是利多於弊的。一直以來韓國政治充滿地區界定色彩，全羅道必定是進步派的票倉，慶尚道就是保守派的票倉，而且地方選區的權力必定比首都圈少，甚至曾因以上情況出現無數的政治權力鬥爭。《選舉法》的改革能夠消除地區主義，維持首都與地方的勢力均衡，以免出現壟斷的局面。而自由韓國黨所主張的大勢獨裁基本上不成立的，政黨的得票及聲望從來反映於選民之中，並非只有制度就能左右一切，當然改革有機會讓一個黨獨大，但如果因為潛在的可能性而大肆反對，這反而側面反映自己根本沒有信心與執政黨對抗，因為全面直選亦同樣有機會讓一黨獨大，選舉的可能性何其多，所以自由韓國黨的主張顯然是在自揭瘡疤。

另外設立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公搜處)亦能夠解決政治腐敗的問題，自由韓國黨一直指設立這個調查處是為排除異己而作出的行為，這亦是自揭瘡疤的行為。老生常談，如果「身冇屎」，何來恐懼？雖然公搜處直屬於政府，但是總統亦是這個調查處的監察對象，皆有公正地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總統犯法，都需要接受公搜處的調查及起訴。當然，文在寅政府亦應該以持平的方式處理人事問題，青瓦台內出現的人事質素問題亦理應公正地問責，不應完全包庇，所以設立公搜處亦理應持平、公正對待任何有罪的政治人。

檢警調查權的調整方面，要採取適當的平衡點相當重要。檢方在保守派執政時期一直被詬病指權力過大，令其成為政府的政治工具排除反對派人士。以往韓國警方不能獨立立案及起訴，亦需要由檢方引導，檢方亦能享有偵查及指揮權，能夠干預警方的行動，所以檢警之間的隸屬關係相當明顯。所以調查權的調整能夠實現權力機構之間相互制衡及共助，同時能夠作為獨立部門監察及約束總統、青瓦台及政府。而要採取適當的平衡是因為防止昔日警權重新變大的現象，昔日未走上民主化道路的韓國，正正因為警權過大造成多人參與民運時被無辜殺害，而且無視檢方的制衡進行起訴及嚴刑拷問。所以檢警的權力必須取得平衡，向其中一方傾斜都會出現不公的情況。

總括文在寅政府推出的改革法案，對韓國的政制、法治方面是有利的，政府作為主導的角色，更應以身作則，不濫用制度作為威權政治工具的同時，亦為各政治立場的政治人樹立榜樣，學習一個更對社會有益的政治價值觀，而並非像現今保守派般，以粗暴、利用民粹的政治思維意圖野蠻重奪政治威勢，這種方法不應有效。

對於歷史的論述，廣義而言分為「大論述」及「小論述」。根據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理論，有稱「大論述」是為了殖民者留下勝利的㾗跡，同時否定本土文化及小歷史。看過《金君是誰》後，我認為這些理論均能適用於研究當時國家與人民對光州事件所論述的角度（perspective）。照片、影片等成為了證據考究昔日慘痛的歷史，但經歷至今，部分權力階層（power class）與光州人民對於光州事件的論述大有不同，連金君究竟是誰，他們的答案都大相逕庭。權力階層的大論述，淪為為國家機器服務時，社會運動的記載自然出現偏差，甚至抹去了參與社運的底層人士的努力。

我很同意紀錄片存在一種與史實改編的電影存在不同形式的政治性。以光州事件為題材的《逆權司機》、《逆權大狀》、《華麗的假期》等固然深入民心，但這些電影呈現的不止是歷史背景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還有富娛樂性的故事，政治性固然存在，但相比起紀錄片，政治的多元性則更豐富，抹去娛樂的追求，就呈現了更真實、更全面的影像，可以從不同的角度探索社會。《金君是誰》聚焦於一個身份不明的金姓市民軍，以不同人對其身份的一個論述，去窺視他們對一場轟動全國的歷史事件的看法。

軍事評論家池萬元是出了名的保守派支持者，他與當時的統治者全斗煥一樣，一直堅持光州事件是有北韓軍人的介入，意圖在南韓滲透共產主義意思，他還利用高端的人臉識別技術去辨別參與者的面孔是現今北韓的政治人物。這個極具爭議的論述及其結構就能從海報中呈現出來，在全副武裝的市民軍及燃料車上，利用紅線、紅點去劃出他們的身份。影片中池萬元利用當時照片與2010年代來自北韓照片作出比較，在面孔看似吻合的情況，就確認北韓有介入光州事件當中。

顯然，紀錄片是反對池萬元的主張，當然，是值得反駁的。為光州事件參與者的受訪者直接在影片中澄清與北韓毫無關係，並指出不少他論述中的謬誤。影片採集多人的口述歷史（oral history），努力不懈地追縱金君的身份，製作團隊的意志實在值得我們的掌聲，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卻透過其他參與者去發現鮮人為知的歷史真相，片中讓人看到的，雖是不圓滿的結局，卻在製作團隊的意志及努力上為觀眾帶來不少溫暖，更讓人記住了昔日的國家暴力如何為光州市民帶來永不磨滅的傷口。

保守派就將部份「市民軍」標籤為「第一光洙」、「第二光洙」等來自北韓的特殊軍人，無疑是對光州事件遇害者家屬的二元傷害。「這個人看起來不像能做到軍人」、「這麼年輕能做出軍人的姿勢嗎？」等主觀的判斷，建構了像池萬元及全斗煥政權的論述。他們忽略的，是「市民軍」的含義，就是市民自發成為代表市民的軍人，與暴力政權對抗。我很深刻印象的一句話，一語中的揭破昔日政府及保守派支持者不能解答的問題，就是一名受訪者說：「既然是北韓軍介入，政府應該為疏忽地讓北韓軍入境道歉啊？國防部當時都解釋了沒有任何北韓人入侵的情況。」這無疑是全斗煥政府及保守派支持者不能回答的問題。

從影片中就能讓我們反思一種要不得的政治思維：二元對立。獨裁政權及右翼份子就是利用這種思維令國家走向政治衰敗的地步。「只要你支持民主，支持學生作反，就是支持北韓的共產主義，你就是應該被滅絕的赤色分子。」這些論述被演變為北韓介入光州事件之中，成為了為保守派執政機器護航的論述。世間任何事都不只是非黑即白，為何支持民主，就是親北韓？這顯然沒正等關係。影片帶出的訊息，就是在質問一些對光州事件有負面論述的人，究竟是否真心揭發真相？

香港政府及建制派人士，好好看一看這部影片吧我，支持香港有真普選、有民主，並非就是反中共及支持港獨的。反對引渡條例修訂，並非就是支持香港獨立的。我們有必要反省一點，就是為何不能從二元對立的思想中找出突破。韓國的轉型正義，還未完全成功。我們香港，一日未能有建設性的討論，就不能有光明到來的一天。

【《金君是誰》放映】
姜相宇／2018／韓國／90min／英文字幕
放映日期︰5月26日
放映地點︰大館（Tai Kwun‎）
備誰︰映後設導演座談
詳情︰香港真實影像協會 Hong Kong Actual Images Association

我從不是沉迷玩網上遊戲的人，連智能電話上的遊戲都沒有認真玩過很久，只是用作解悶之用。沒有玩遊戲天份的我，寧願把時間放在看多幾部電影及韓劇，寫多幾篇文章及小說，當然我亦非常尊重每人都有不同的嗜好，我亦同意每一個人不應對一件事物過分沉迷的。而最近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一個說法，竟令韓國政府出現極大反應，究竟為何會出現這個現象？背後又反映了什麼社經考盧？

WHO經過今年世界衛生大會決議後，正式宣布將「遊戲成癮」定性為精神疾病「遊戲失調（Gaming Disorder）」，嚴重者需要求診接受治療。世衛決定將「遊戲失調」列入將於2022年生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十一條訂版中，正式成為一個精神疾病。而根據世術對此「疾病」的定義，遊戲失調有3種病徵，如果一個人出現相關病徵並持續12個月以上的話，就已能確診患上此病。當中包括對玩遊戲的時間、強度及頻率開始不能自制，還有將遊戲變為生活最優先的事項於其他日常活動之上，甚至因為遊戲出現負面後果，仍繼續甚至投入更多時間玩遊戲。若出現其中一種症狀，就可以定為「遊戲失調」。而當世衛的報告發表後，韓國不少遊戲開發商及政府文化觀光體育部都表示反對，並指此舉百害而無一利。

回想他們反對的背後，最主要的還是經濟因素。看似中國及日本在網絡遊戲方面發展蓬勃，但其實韓國的遊戲市場早於1990年代末就已開始被扶植，至今已成為韓國經濟輸出產業中重要的一環，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之一。自金融風暴後，當時的韓國總統金大中認為應該開發新興市場，建設具前瞻性的產業，除了流行文化外，還有科技產業，促成韓國遊戲廠商借助急速發展的寬頻建設科技，去培養大量遊戲開發人才，甚至有訓練機構及相關學科的成立，1997年起就有韓國大學成立了與網上遊戲相關的科技學系。

政府方面亦有積極扶植遊戲產業，由當時文化觀光部於1999年成立「遊戲支援中心」的專責機構，每年接受政府的資助達200億韓圜，提供具研發能力的遊戲公司完相關的資源，並開放申請補助計劃，規模可達4000萬韓圜。自2001年起，韓國文化產業振興院就開始發佈關於遊戲產業的年度報告，透過舉辦不同的研討論壇，向本地遊戲開發商提供海外遊戲產業相關資料，幫助他們發展海外市場。而1997年前，韓國的網上遊戲市場規模只有100-200億韓圜，去到2004年就已突破4萬億韓圜。遊戲玩家在全球中所佔的比例從2001年的23%，上升到2003年的59%，可見韓國的遊戲市場可以在數年間出現大規模的躍進，堪比當時正在穩步上揚的文化產業。由於韓國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遊戲開發商自發培育人才，再加上科技的發展，為這產業如虎添翼，成為了現今韓國其一重要的經濟資產。

而隨著世界迎來了智能手機的年代，韓國亦積極跟隨科技的發展，在手機遊戲上大展鴻圖。2014年12月中，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曾發布5年支援遊戲開發商計劃，為了加大支援開發商在手機遊戲市場上面向世界。而根據韓國內容振興院於2015年10月發佈的《2015年大韓民國遊戲白皮書》，韓國的遊戲市場與前年度較，銷售額增加2.6%，規模超過9萬億韓圜，同時手機遊戲所發展的增加比例達190.6%，在遊戲市場亦佔了29.2%。2017年時，文化體育觀部亦將2018年的整體培育遊戲產業的預算確定為654億6400韓圜，同時根據韓國數據研究公司Mobile Index發布的數據 顯示，2018年韓國手機遊戲市場規模已達4萬3397億韓圜左右。

韓國遊戲市場發展得如此蓬勃的背後，就是市民沉迷打機的社會問題。韓國文化振興院於2018年11月曾發表「遊戲用戶行為調查第4年度研究」，就2000多名兒童、青少年及父母為調查對象，針對他們的遊戲行為進行大腦檢查，還有問卷形式調查遊戲成癮的跡象，還有遊戲與精神障礙的關係。結果顯示，學業壓力大的學生而言會更容易因自我控制能力較低，從而沉迷網上遊戲，而根據調查推測，與遊戲成癮相關的精神疾病患病率為6.67%。該研究雖指出若「遊戲成癮」成為精神疾病需有更確實的科學證據，但沒有否認到沉迷打機是一個潛在的社會隱憂。

而韓國政府亦曾成立法案防止青少年沉迷遊戲。於2011年韓國國會上通過了《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案，修訂規定午夜12點至上午6點不得向未年滿16歲的青少年提供網上遊戲服務，而且本地網上遊戲須以「實名制」形式讓用戶以身份證號碼註冊，以實施「遊戲宵禁」，此制度是由女性家族部直接接管及實行。而此法例在手機遊戲開始發展以來，持續多年一直受到範圍上的爭議，直至2019年3月，韓國女性家族部才正式確認該「遊戲宵禁」範圍不包括手機遊戲，所以青少年在玩手機遊戲方面不受任何限制。無疑，政府一直利用強硬手段防止青年沉迷打機，是有利有弊，同時手機遊戲沒有被管制亦是漏洞之一，與這次韓國政府反對WHO將「遊戲成癮」定為精神疾病，是有微妙之處的。

韓國政府在這次事件有這麼大的反應，顯然與經濟因素有直接關係，因為韓國的遊戲市場一直成為國民經濟的支柱之一，並為國家帶來龐大的收入及「科技強國」的美譽。不過，韓國政府更需正視的，是青少年沉迷遊戲的問題，在社教化方面仍未完善，而且在政策上亦應作出軟硬兼施的手段，不要讓網絡遊戲成為了韓國人荒廢學業及事業的導火線。

韓國近十多年來的經濟發展飛黃騰達，逐漸被認為國際大都會之一。不過必須承認的是，雖然香港在政治、社經上已經不斷倒退，但在性別等當代社會議題上，無疑比韓國走前多一點。縱使韓國近年出現不少性別平權、同志平權的社會運動，但無疑父權思想仍然主導韓國社會體系的運行，由此衍生不少韓國女性在不同社會層面受欺壓的情況。而最近一宗涉及女警的事件，讓韓國社會出現已久的「厭女」情緒再度爆發，究竟事件如何牽起性別爭議？從中可以看見韓國社會怎樣發展？

5月15日在韓國的網絡論壇上流傳一段拍攝於首爾大林洞的影片，以「大林洞警察暴行事件」為題。影片中一名醉酒男性不斷掌摑一名男警察，而男警察試圖制服及拘捕該男性時，另一名男性上前幫忙推開警察，女警察在試圖幫助男警察時亦被推開，然後她利用無線裝備請求附近的警察廳派出所支援。而影片流傳後，不少網民批評女警沒能幫助制服兩名醉酒男性，指責的聲音甚囂塵上，出現了「女警沒用」等言論，甚至有網民要求在警察前線業務中剔除女警參與的必要性。

而警方在爭議擴大後隨即上傳了時長2分鐘的原版影片，指網上流傳的影片是剪輯過的，並澄清當時的女警有成功制服醉酒㔣性並進行拘捕。不過該原版影片公開後沒有平息爭議，反而更批評女警在緝犯中懦弱的行為，因影片中女警曾請求路過的男性市民求助，部份網友批評女警無論在身體及體力方面均比男性落後，5月18日在青瓦台網頁更出現了「請除掉女警」的請願，厭女及歧視女性的言論一觸即發。

無疑從影片中評價韓國警方的執法能力，的確值得受到質疑，但值得爭議的是，如果兩名都是男警的話，韓國網民又會否要求「除掉男警」呢？現時關於這影片的討論，已經由警方的訓練及執法能力，轉到女警的能力身上，甚至轉移至女性在社會上比男性卑微的論述。而影片中不少人忽略的是，該男警同樣存在執法及制服能力的問題，唯獨針對女警，甚至出現極端的主張顯然是不公平的粗暴立場。這個顯然是雙重標準及犯下論證失敗。同時，不少人忽略的是，警察不只是出外執勤的業務，還有文職、社會關係等業務，女性的需求與男性不相伯仲，而且犯罪的類型極其多樣，是否只有男性就能解決所有犯罪問題？又如何保證女性及兒童為受害者時，男性比女性更能有效地拘捕及處理那些罪犯？要求除掉女警的言論顯然不現實，還充斥仇怨而不建基於道理之上。

女性主義確實有不少演變及異化，但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者，我認為最正規及有利社會正面發展的，就是爭取性別平權的意識。留意，是「平權」，不是「平等」。畎為若達致真正的性別無差別對待，是應該考慮到性別之間存在的本質差異，而作出條件調整下確保性別之間擁有平等的權利，無論是政治上、社會上及經濟上都應該符合。

而這次韓國人對於女警的評論無疑是濫用了「性別平等」的概念，去思考女警在維持治安中扮演的角色，認為在外執勤的女警，就應該與男警一樣勇敢威猛，而且能獨力制服犯人等，這不但對女性不公平，而且更鞏固了對男性一如以往的性別定型。警察一定是男性的工作？男性就一定要英勇威猛？女性要做警察就要像男性般強壯？甚至有韓國網友批評女警聘用有特惠的爭議，他們指10年間警察及消防員的招聘中，女性的比例有所增加，而且警察廳曾成為第一個中央行政機關設立性別平等政策計劃，並設立性別平等政策負責官，並確保女警的15%一定比例。他們批評方法不可取，並將警察的執法能力降低。這無疑亦是濫用「性別平等」去重新批判受欺壓的女性。

韓國一直未有改善的厭女情意結問題在這次警察事件上重新出現，之前都寫過一篇文章談論這個問題，例如2016年5年發生的江南站女廁兇殺案、Metoo運動被醜化為欺壓男性的運動、未停止的廁所偷拍等，種種涉及女性的犯罪至今仍未有效減少，因為欺壓男女性的「二元對立」性別討論至今仍未走出困局，韓國要達致性別平權仍然很遠。猶幸，在大林洞女警事件爭議發生後，5月尾一名實習女警在首爾始興洞胡同內制服了一名對著行人脫褲及內衣暴路的30代男性，其後發現該女警有高級的跆拳道段數，而且喜好運動，所以體力很佳。而這次也許為女警挽回了一些面子，令大林洞女警爭議得以平息一點。不過，從這次事件起，我們更應反思性別在社會如何運行，如何成為各自欺壓的機器。

去年11月因為韓國大法院作出日本企業需就二戰期間強徵勞工事件賠償的判決，寫了一篇研究變得緊張的日韓關係的文章。而事隔超過半年，韓國最近與日本的關係不但沒有改善，而且出現更多矛盾，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從而再能總結及審視出近期韓國的近鄰外交上出現瓶頸期，不但與日本關係不和，與北韓亦重回了膠著狀態。究竟現時日韓關係未見重新建交的原因何在？與北韓現今的發展又如何？

最近日本的媒體《讀賣新聞》於6月11日發表了一項頗為驚人的調查結果，就日本與韓國近期的關係上進行了調查，詢問了日韓政治、種族好感度等不同範疇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有75%的韓國人表示無法信賴日本，在日本亦有74%的受訪者同樣表示無法信賴韓國。而日韓問題上，認為兩國之間關係惡劣的韓國及日本人分別82%及83%；對韓國政府宣布解散朴槿惠時期成立的慰安婦相關財團，有56%韓國人及74%日本人認為無法理解。而對於最敏感的話題——日本是否需要在慰安婦問題上向韓國人道歉上，有87%韓國受訪者指需要道歉，而80%日本受訪者認為不需要道歉。

隨著一直遺留的歷史問題成為爭議點，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未見停止。即使有部份年輕人目前仍關注對方國家，或成為彼此基本的旅遊計劃，但不爭的事實是兩國關係有持續惡化。除了一直未得到日本政府正面回應的慰安婦問題之外，還在日本企業在佔領期間強徵勞工的判決上爭持不下。先有大法院去年10月維持2013年的原判，裁定日本企業「新日鐵住金」需向4名強徵勞工的韓國受害者賠償1億韓圜，其後去年11月裁定日本三菱重工須賠償強徵勞工的受害者8千萬韓圜到1.5億韓圜不等，日本政府一直抗議至今，導致形勢一直緊張。而5月20日，日本向韓國要求依據1965年與朴正熙政府簽訂的《韓日請求權協定》的規定，組建包括第三國委員在內的仲裁委員會，以求重新審核大法院就多宗強徵勞工案的裁決。

而日韓之間就歷史問題一直未能尋找突破及正式解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保守派的執政，導致日本未能正式承認戰爭責任，直至政府希望重談及要求更公平的戰爭責任討論，日本政府固然會堅持與前任政府談判的結果，甚至批評韓國政府出爾反爾，沒遵守早於1965年簽訂的協定。除此之外，朴槿惠更沒有與慰安婦團體商討下，私自與日本政府簽訂不平等的條約，透過成立「和解治癒財團」向慰安婦受害者賠償，同時透過司法干預強徵勞工的起訴案件，導致多宗索賠案均判處原告人敗訴。而日本政府曾向財團匯款10億日元，但至今資金去向仍然未明，導致慰安婦問題根本沒被徹底解決。至今，就成為了日韓之間一直未能解開的死結。日本既堅持不承認戰爭責任並向受害者道歉，韓國政府亦未能作出更進一步的行動重新與日本協商問題。

而在日韓關係膠著的狀態，本在歷史問題上企硬的韓國政府，現今卻出現搖擺不定的立場顯然令人感到失望。本身日本要求仲裁強徵勞工案，韓國政府亦沒正式作出回應。不過6月19日韓國政府向日本政府的一個提議引起不少爭議，就是提議兩國的企業自發出資向強徵勞工受害者提供賠償基金，並以此作出和解方案。而日本政府拒絕的態度讓人憤怒的同時，亦有人批評文在寅政府現在提出的方案與朴槿惠政府成立的「和解治癒財團」的做法沒什麼分別，而且同樣沒有在得到受害者的同意下提出方案，是對他們再次進行侮辱。而在韓國政府意圖和解的立場上，亦顯然讓人感到意外，而且更令日韓關係陷入更深的困局。

除了日韓問題，同一民族的兩韓問題亦是現今南韓面對的外交難題。而河內朝美首腦會談談判破裂後，南北韓的局勢亦變回膠著，不但北韓曾發射導彈，而且兩方媒體更有惡言相向的傾向，縱使朝美在偶然的機會可以再作出短暫會面，但兩韓之間的談判要達致真正的共識，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從這兩面來看，南韓在外交問題上顯然進入了瓶頸期，連一直企硬的歷史議題上，亦逐漸出現不合理的讓步。其實不難理解在外交困局上意圖尋找突破的做法，但我亦不贊成政府作出這樣的讓步，因為以日本一直以來強硬的態度而言，若不進行有效的會談，只會讓問題持續，日韓問題只會永遠存在無法溝通的鴻溝，同時亦未能真正解決日韓的歷史問題，而且不能給戰爭受害者一個適合的交代。

要談到塑造韓流音樂的產業，不能不提已變得街知巷聞的三大經紀公司——SM、YG及JYP，因為三間公司培養出來的歌手及組合，有不少已成為國際知名的韓國藝人，利用音樂及形象推進了韓流在世界各地的發展。不過這一年來已出現產業公司排位的大轉移，因為YG娛樂在多宗醜聞被傳媒揭發，成績一落千丈，至今更出一月土山山重要的人事更替，醜聞亦為韓國社會帶來不少衝擊，亦讓人重新審視韓國娛樂圈的黑暗背後，與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

YG娛樂是90年代經典Hip-Hop組合「徐太志與孩子們」其一成員梁鉉錫於1996年3月成立，並於2011年正式成為上市公司。一手創立經典的經紀公司品牌，培訓出多個世界知名的藝人的梁鉉錫，在性招待及吸毒醜聞成為大眾關注的議題後，就與其弟代表理事梁珉錫宣布辭去YG娛樂一切職務，引起社會嘩然。不過，至今仍讓人觀望的是，從爆出醜聞起，去到宣布辭職，還有接受警方傳召調查為止，梁鉉錫依然否認有對富商提供性招待，並對調查施壓方面亦全面否認。

早於今年3月爆出BIGBANG前成員勝利的Burning Sun夜店醜聞，還有在多個場合上安排性賄賂海外投資商起，就已經有YG娛樂涉及勾結事件的嫌疑，而在藝人醜聞調查及輿論變得沒之前熱烈後，MBC電視台的時事節目《Straight》就揭發梁鉉錫與一名藝人(傳媒揭發是藝人PSY)一同款待海外富豪，並透過夜店紅人「鄭老闆娘」安排25名在娛樂場所工作的女性向賓客提供性招待服務。而PSY及梁鉉錫均表示只是出席了該宴會活動，但進行性招待方面並不知情，因為他們都在活動上較先離場，對下文並不知情。而偏偏最撲朔迷離的一點是，梁鉉錫否認所有性招待嫌疑後，MBC節目《Straight》則再爆出在節目播出前一日仍有進行性招待，事件複雜的程度媲美勝利的Burning Sun夜店醜聞，甚至兩者有相關之處。

另一涉及YG的醜聞，就是足達三年的組合iKON前成員B.I的吸毒事件。於6月12日，韓國傳媒揭發B.I曾於2016年4月透過KakaoTalk向某人承認曾吸毒以及購買超強迷幻藥LSD，更被曝他與毒品供應商就毒品價錢議價的對話，更指自己要不斷吸食變成像天才般的人，而涉事人就是同樣曾涉嫌吸食大麻的BIGBANG成員T.O.P的前女友韓瑞希。雖然B.I在事件曝光後有於社交網站道歉，但事件沒有得到平息，因為有媒體揭發早在2016年警方已將涉嫌吸毒的B.I 列入調查名單之中，不過由當時的YG娛樂的代表梁鉉錫與警方之間存在勾結關係，在對調查施壓下快速被平息，不但沒有傳召B.I就毒品嫌疑進行調查，而且沒有讓事件曝光於大眾媒體之中。而就這項爭議，警方的解釋亦是令人無比疑惑，更加深外界對YG的懷疑。警方指因韓瑞希在第三次審問中推翻了陳述，指B.I曾要求供應毒品，但事實上沒有給予，所以沒有傳召B.I調查。而傳出韓瑞希推翻陳述的原因，是YG娛樂以支付律師費為代價要她封口，並讓警察停止對B.I的調查。

風靡一時的YG娛樂經紀人公司，如何淪落為醜聞是非纏身，人人皆嗤之以鼻的娛樂產業一份子？

YG娛樂由爆出勝利多宗醜聞起，激發起韓國網民在青瓦台網頁上發起國民請願，要求停止YG娛樂旗下藝人的所有演藝活動，不少人認為早於勝利等醜聞起，組合BIGBANG已傳出多次吸毒醜聞，反映公司內部對藝人的公眾人物德育教育出現嚴重漏洞，並且多次包庇藝人違法行為，有損社會風氣。有妥善處理藝人的私生活的問題，一直是YG被人詬病之處。同時，梁鉉錫自己其身不正，不但包庇旗下藝人與調查機關勾結，而且自己涉入其中為富豪提供非法的性招待，助長這種不良的風氣。同時，自YG娛樂染上勝利醜聞後，股價一直一噘不振，收益損失已達萬億韓圜水平，在聲譽及財務的打擊下，YG娛樂至今已不再被數為韓國三大娛樂經紀人公司。而且抵制YG旗下藝人的聲音亦此起彼落，甚至有陰謀論指YG娛樂與朴槿惠政府存在勾結，導致多宗疑案仍然成為大眾的關注點中。

若要重新審視YG娛樂多宗的醜聞，這無疑是上至政府，下至藝人本身一整套的腐敗問題，藝人不潔身自愛，做好公眾人物的責任，還要得到高層、調查機關、政府內部人員的包庇，導致醜聞變得更加嚴重，甚至傷害更多身邊無辜涉入了事件的人。現時調查機關及政府該做的，是撥亂反正，將箇中的腐敗問題徹底調查，給公眾一個清晰的交代，而且以此為鑑，提醒作為向外的文化產業人及公眾人物，應負的道德責任。

韓國的年輕人本以為文在寅政府能夠以關注勞工及弱勢社群的思維，解決他們在社會上面對的學業及就業困難，但是現今的韓國猶如進入了日本的「迷失年代」，青年對社會非常絕望，用「地獄朝鮮」稱呼自己的國家早已不是新鮮事。韓國「迷失的一代」未得到適當的就業及生活保障，網絡上已流傳一種名為「大二病」的新用語，比喻認為前路無望的學生患上的一種「病」。

「大二病」一詞本身來自日本的「中二病」，「中二病」本身是形容青少年在青春期時的反叛心態，其後在韓國演繹出另一名詞「大二病」比喻大學生對前路充滿擔憂及焦慮的狀況，而且壓力來源主要來自就業。韓國就業信息網站JobKorea於4月24日公佈的調查數據顯示，在接受調查的416名大學生當中，有64.6%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患有「大二病」，尤其是Year 2（74.7%）和Year 3（75.3%）學生的比例均超過70%，明顯高於Year 1學生（43.3%），反映越接近畢業就職時患上這「病」的比率則更高。而調查中亦有訪問大學生有否為未來就業作準備，只有20.4%的受訪者表示有明確規劃，並正在做準備，而46.5%的受訪者表示已定下了大致就業方向，但仍在繼續摸索，有2.3%表示已對就業沒有興趣並放棄。同時，只有13.5%受訪者表示將會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業，而有67.8%認為會找工作會有困難，但相信最終還會找到心儀的工作。綜合整個就業前景意見的調查，雖然仍有部份學生對就業持樂觀態度，但持悲觀態度
的仍佔一定比例。

之前在文章中亦提及過，韓國青年即使能從名門大學畢業亦未必能成功就業，而且不論他們主要攻讀什麼學科，都未必與就業前景成正比。同時這次調查亦發現有不少學生仍相信如果能重新選擇學科，能保證更順利的就業前景。但事實上，從失業率數據上可見，大學畢業及學科專門均未能保證韓國青年成功就業，令他們成為當代韓國「迷失的一代」。2月的失業率數據顯示，15-29歲青年失業率高達9.5%。即時政府有投入過資源改善青年失業問題，但顯然無補於事，韓國仍有不少年輕人仍堅持選擇大企業及公務員作唯一的求職方向，導致韓國的就業市場沒有最扭曲，只有更扭曲。

而韓國在2019年調高最低工資由7530韓圜至8350韓圜，這對於就業市場的影響弊多於利，因為政策間接促使僱主為開源節流而裁減工作崗位，而且只聘請合約員工導致大學生的就業選擇未見增加，而且能在心儀的工作範疇上就業的機會減少。就業市場的惡性循環並沒有因此而停止。即使最低工資增加，仍未能確保大學畢業生的第一份工作薪金能追得上通貨膨脹，曾經有調查顯示，不少畢業生的第一份工作的薪金曾維持多年沒有增加，結合合約崗位的增加，導致他們在就職的路途更為艱難。

畢業後的失業，只會對大學生的就業更為不利。失業期間未能透過工作提升自身技能及知識水平，人力資源質素只見下降，平時的打工兼職亦無助令履歷表得到大企業的青睞，導致失業時間越長的話，越難就業，即使能重新就業，工資的損失亦只會擴大，甚至維持不變多年導致收入減少。更諷刺的是，就算青年能夠獲得大企業的招聘，卻受不了嚴苛的工作環境，更有青年毅然決定離開首爾回到鄉下居住及找小本工作。這顯然反映了韓國畸型的就業市場令青年無所適從，工作不穩定的折磨已達到頂點。

韓國政府長年來未能妥善解決青年就業的問題，是因為未能解決財閥大企業壟斷的癥結，眾多年輕人已經夢想進入的大企業內工作，但不少人未能如願考上，考得上的，卻沒有得到妥善的工作保障，拋棄穩定工作或已經在韓國成為了熱潮，年輕人成為了「迷失的一代」，不為國家社會而活，只為自己的心態盛行。韓國政府急切需要解決的，是如何根源上鼓勵年青人到中小企業工作，同時提供更多元的支援讓中小企能正常運行，同時亦應透過保障勞工的權益，確保大企業工作的年輕人能夠得到保障。要重獲他們的支持並不容易，但若繼續放任青年面對的社會問題，韓國的社會矛盾將會
更加嚴重。

持續很久的中美貿易戰，為全球經濟帶來不少暗湧，當然兩國之間的政治及經濟問題是千絲萬縷。而在全球的經濟前景都不明朗下，在亞洲亦再度發生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戰。本是相鄰國家的韓國與日本，在這場貿易戰上針鋒相對，一直主張和平建交的韓國總統文在寅，近期亦不斷採取鮮明的態度直接批評日本的做法。韓國政府更決議終止《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以作回應，究竟日韓之間的貿易戰爭從何而起、從何而完？

今年3月迎來韓國「三一運動」100週年之際，韓國民間及政府一直著要求日本重新正視多個歷史爭論問題，包括解散慰安婦財團後的後續安排，還有強徵勞工判決等糾紛問題。不過日本政府在「愛理不理」的處理態度之間，突然於7月4日宣布對韓國實行限制出口的措施，包括韓國本地生產半導體及電器顯示器面板所需要的原材料等，被指為針對去年10月韓國大法院對日本企業二戰期間強徵朝鮮勞工判決的報復。而事隔一個月，韓國政府亦對日本採取相似的限制出口措施，在韓國的《戰略物資進出口告示》的修訂案中，將日本從出口優待白名單中剔除，降級為受到嚴格出口管控的國家。而在8月15日韓國的光復節上，文在寅的發言亦展示了強硬立場，表示希望能建設誰人都動搖不了的國家，暗指日本利用經濟對韓國進行打擊，即使他們堅持隨時願意進行協商，但以日本至今仍然強硬的立場來看，韓日貿易戰仍未見終結的可能。

要數到這場貿易戰發生的原因，就是20世紀中遺留至今的戰爭責任問題。由於日本至今尚未正式承認戰爭責任，更遑論向慰安婦及強徵勞工受害者道歉。而日本最初只以「不平等」式條約與韓國政府達成協議，以1965年與朴正熙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為根據指在韓國的受害者不能以個人名義向日本政府或企業追討賠償。1965年簽署該協定時，日本不但拒絕承認殖民統治的非法性，更拒絕了個人索賠的請求權。而2000年代關於個人索賠的案件都判處原告人敗訴。

不過，2012年韓國大法院首次作出「《日韓請求權協定》並沒有讓個人索賠權消失」的判決，其後事隔六年，大法院於2018年尾裁定日本企業「新日鐵住金」須就二戰期間被俘虜的勞工作出賠償，駁回日本法院拒絕賠償的決定。而日本政府則認為，韓國是在單方面作出違反韓日請求權協定的行為，而且破壞了國際條約，為了讓韓國政府「遵守協定」，就作出了限制出口的措施，之後更通過《出口貿易管理令》修訂案，將韓國從「出口白名單」中移除。他們指出移除韓國於白名單後，向韓國出口的商品中，可被用於核武器開發和製造的商品則需要獲得出口批准，程序將變得更為苛刻。而截至現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仍然未有正面回應韓國人及政府的訴求。

日本一直拒絕當年軍國政府的殖民統治為非法，並指當年在簽署請求權協定時韓國拿到一筆經濟合作名義捐贈的資金後，就已達成共識不再主張請求及索賠權。而韓國政府反駁指當時沒有圍繞該問題進行討論，亦沒有達成「請求權失效」的相關共識。在雙方不一樣的解讀下，演變成現今的貿易戰矛盾。

而回顧日本政府作出的決定，顯然沒有認真解讀韓國大法院的判詞。大法院的判詞是針對殖民統治的賠償，包括強徵勞工問題，而1965年的請求權協定內是沒包括這協商的，即是協定框架以外的新議題，日本一口咬定請求權協定已解決所有爭議，是無的放矢的主張。同時，日本政府多次肆意對韓國的法院的判決作出批判，並以此作出經濟報復的措施，同時不斷以日本法院的裁決加以說詞，顯然是否定及挑戰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日本政府更禁止涉事企業向韓國強徵勞工的受害者作出賠償，顯然有內部干涉的行為，與國際法的規定出現牴觸。同時，早於1999年，國際勞工組織已經向日本發送公文，呼籲他們主動就遺留多年的強徵勞工問題作出賠償，當時已指出該賠償問題並沒有與個人請求權消失有衝突，所以安倍晉三的主張顯然背後沒有一個好的說辭支持。

和平從來是人人所期許的事，大至國家小至家庭內和諧是最重要的。縱使韓國政府保持強硬立場，但亦不斷強調願意與日本進行協商解決當前的矛盾，不過日本仍然以傲慢的態度拒絕與韓國進行對話，韓國青瓦台於7月曾向日本派遣特使請求對話，但日本一直拒絕，連美國的介入亦遭日本拒絕，這顯然不是求同存異、解決紛爭的態度，是存心挑戰東亞的和平狀態。韓國政府需就此困局堅定立場，不但要努力尋求兩國人的方案，日本亦更應放下強硬態度，已發生的歷史是不爭的事實，不應繼續迴避歷史問題。否則，貿易戰只會演變成兩敗俱傷的局面。

香港的攬炒之母林鄭月娥，終於在中國的指使，開出最後一張王牌——《緊急法》，正式將香港推進水深火熱的地步，這次啟動《緊急法》，為1967年六七暴動後52年來第一次，2014年雨傘運動時都沒有啟動過，但來到「反送中」引起的逆權運動起，一直不回應五大訴求的她，就決意攬炒香港，正式宣布自己成為如全斗煥般的獨裁者，將原為「三權分立」的行政、立法、司法權獨攬一身，繼續強迫香港人上街。我們不能不承認，暴政已經正式降臨香港。

林鄭月娥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特殊權力，不但繞過了行政命令繞過立法會，而且可由她個人宣布修訂、暫停、實施任何成文法則，將三權獨攬於一身。《禁蒙面法》只是第一步，因為比戒嚴令更惡的《緊急法》賦予特首權力無限大，根據法律條文的解釋，她現在是絕對有權力利用法律罅隙提出《逃犯條例》修訂、廿三條立法、取消區議會選舉、直接授權搜查組織及處所等並先執行後於立法會確認。然而，整個過程當然是違反憲法，《基本法》本身根本沒有賦予特首立法或制定規例的權力以也沒有賦予行政長官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的權力。而且《緊急法》也不能凌駕於《香港基本法》之上。不過，以林鄭月娥現時執政的手段，根本不會理會法治及與憲法有衝突的問題。

這情況猶如全斗煥發動政變推翻崔圭夏政權上台後的「加辣」維新體制。韓國於分開南北後，進行了長達三十多年的軍事獨裁體制，多屆總統多次修改憲法，非法延長執政期限及軍事管制，於朴正熙時期起更發佈「維新體制」，無限放大總統的權利，大至猶如香港《緊急法》中賦予的權利，如壓制傳媒報導、管制異見人士的遭遇等。

全斗煥強行上台後，他亦不忘修改憲法，試圖象徵式與朴正熙政府的維新體制統治拉開距離，使其政權變得「表面合法」。1980年8月27日，全斗煥作為唯一總統候選人通過韓國國民議會間接選舉成為韓國第11屆總統，維持由委員會內部的間接選舉產生。然而，他效法了朴正熙，頒布了更嚴厲的《軍事管制法》，進一步遏止政治活動及壓制言論自由。同時上任後強行解散在野黨民主共和黨和新民黨，將金大中、金泳三等民運人士逮捕、驅逐出境，全斗煥政府於同年10月22日舉行了憲法修改案全民公投。10月27日，根據通過的新憲法正式成立「第五共和國」，全斗煥在位期間，把國會內閣改組22次，平均每8個月就換一次，任意操縱國會的成員比例，並在學生的民主運動舉行期間，把所有政治活動及國會活動完全停止，把他的權力在國會無限放大。而政府內閣中軍人出身的行政精英比例甚至比朴正熙時期更大，全面落實軍人威權主義。

根據當時的憲法，國家的一切行政權力繼續集中在總統手中，總統具有行事非常措施、解散國會、實施國民公投等大權。對於多次的民主逆權運動，全斗煥固然作出更恐怖的打壓，先有光州事件，其間更有仁川5.3運動、1987年六月民主運動等，近年JTBC電視台所獨家報導的內部文件中，均揭示全斗煥有親自指示軍部如何鎮壓，包括光州事件指揮直升機轟炸平民，更將權力完全下放給軍部指揮進行任意打壓，還有警察進行檢控及嚴刑拷問，對於「便衣隊」及黑社會「白骨團」的暴虐行為，亦完全縱容。這情況猶如林鄭月娥對於香港警察的無理打壓完全噤聲，下放權利讓警察濫權濫暴，對於721元朗事件的「白衣人」及8月5日起出現的「福建幫」的違法行為亦不聞不問。故現在林鄭月娥正在步全斗煥的後塵，以「止暴制亂」、「打擊港獨勢力」為名獨攬權力，並不斷打壓民主運動，同時對違反《緊急法》內生效的條文的人可以任意拘捕、審訊及懲罰。

而《緊急法》中最令人擔心的是，除了直接授權處置或凍結香港人的財產之外，還可以對出版刊物、文字、通訊及通訊方法等媒體進行審查、管制及禁制。香港引以為傲的新聞及言論自由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報導真相的媒體的運營狀況每況愈下，而來到現在，特首是可以下令搜查及管制所有批評政府的媒體，甚至香港人在用的連登、高登討論區、Telegram等都可以被禁制。在全斗煥執政時，媒體被一套名為「新聞報道指引」的官方監管工具所完全控制。在1980年代，政府對新聞報道的每一個環節都有控制權，包括報道什麼，何時報道和怎樣報道，所有示威活動都會被定性為北韓間諜的陰謀，國營電視台成為了政府的絕對喉舌，同時為了全面控制新聞機構，推行「言論統廢合」政策，強制私營媒體停刊、停播，或合併入國營電視台之中，趕絕所有異見聲音。現在林鄭月娥打開了「潘朵拉的盒子」，她下一步會否禁止香港人用蘋果日報、立場新聞、Facebook等，絕對值得警惕，因為她已經去到喪心病狂的地步，徹底要香港一起攬炒。

林鄭月娥與全斗煥還有一個相似的地方，就是試圖在政治爭議中，「突然」關心民生經濟進行焦點轉移。建制派議員在8–9月突然提議一些革新的房屋政策，而林鄭月娥、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及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等則「搬字過紙」，不斷「吹暖風」在來年的施政報告會集中改善房屋問題等。當然，心水清的香港人自然不會因此而收貨。這焦點轉移猶如全斗煥上台後的管治手段，意圖獲得中間派的支持，讓左翼進步派的支持比例更少。全斗煥上台將重心於強勢的經濟改革，在延續朴正熙時期的重工業政策來進行產業結構的轉型以及自由化政策的經濟策略下，經濟迅速起飛，其經濟實力讓韓國順利爭取到 1988年的奧運主辦權。對於民主訴求，固然以敵視狀態處理，甚至於1987年試圖再修改憲法及選舉方式延長其統治，其後在光州事件的民主化浪潮下，最終迫使他倒台，於90年代繼續展開民主化進程。

以她與全斗煥作比較，除了想跟大家說林鄭月娥已正式將暴政政體搬入香港之外，還想指出重點不是在於禁止蒙面，而是《緊急法》這一惡法，因為其賦予的權力，是能夠讓林鄭月娥變成如全斗煥般獨裁，將香港推進火坑。改變在於人民，政治已經找到你身上，是這政府讓我們知道，不能再作沉默，要站出來改變這個香港。

2019年11月11至12日

在參與新一屆民陣秘書處前，我獲南韓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會議（National Council of YMCA）邀請，在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日參加韓半島和平論壇，報告反送中運動下的香港人權和民主發展。同時，南韓公民社會組織如「燭光運動」搞手之一的PSPD，順道邀請我提早到首爾，向公民社會、社運團體和傳媒分享香港逆權運動的進展和價值。論壇的參加者，主要是南韓公民社會的組織者、亞太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包括來自香港的同工等等。

香港逆權運動（反送中運動）對南韓朋友而言有相當影響，一來她們會勾起八十年代南韓民主抗爭的記憶，深感同情；二來基於抗爭記憶，她們很想盡一分綿力支援香港。即使南韓政界多抱持觀望態度，但南韓公民社會，相當希望和香港人團結同行，儘管她們沒有能力如美國政團般以法律制裁中國。可見國際連結，連結民間社會，打好地基，也是不可或缺一環。

十一月十二日，我在韓半島和東亞和平論壇作報告時，首先向與會者播放幾段短片，包括當日早上警察在城大外聲言要槍擊示威者頭部、警察在紅磡站天橋外襲擊孕婦，以及西灣河交通警槍擊兩名中學生抗爭者等。與會者非常震驚，無法想像香港警察會用實彈槍擊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我當日的分享，圍繞三個主題，簡要如下：

（一）和平是正義的果實（依撒意亞三十七：十七）：

Peace一字，在中文可譯作「平安」或「和平」。前者多指涉個人的心靈狀態，後者多關乎社會秩序。若只講求內心平靜而無視秩序的不公義和制度暴力，我們不可能有Peace。故此，我向與會者講解香港政治制度的邪惡，小圏子選委會和功能組別造成行政霸權摧殘香港；警察制度腐敗、縱容警察濫權濫暴，包括使用過度武力、非人化、酷刑、性暴力、無差別襲擊和缺乏獨立制衡機制，令香港淪落為警察城市。

（二）締造和平的人真是有福（瑪五：九）：

無論是和理非或勇武，皆是締造和平的人。和理非是和平子女可以理解，但勇武亦然，有何憑據？首先，勇武所指，正如有中大同學所言，是勇者無懼；勇武者實質同時是和理非的護盾，抵擋警察進擊；第二，經過721元朗恐襲，市民不再相信警察是維持社會安寧的執法者，示威者要自救自衛，唯有以勇武守護同行者；第三，勇武者是理性的前線人員，選擇性「裝修」抹黑運動的中資、回擊警察視若無睹私襲示威者的白衫人（例如以的士撞斷示威者雙腳的司機）。我們儘管不認同任何肢體暴力，但亦要放諸具體處境作分辨，否則我們連潔淨聖殿、掃走商販的耶穌也要譴責了。

（三）正義和平相親相吻（聖詠八十五：十）：

正義與和平要相親相擁，首先就要有團結關懷的氣度。無論是香港、智利、玻利維亞、黎巴嫩、伊拉克或南韓的抗爭運動，都有互相學習、互相連結的可能。我們需要如五旬節一樣，在聖神的光照下，能說不同的語言，相互交流、理解、肯定和支持。故我向與會者提出，希望在大會結束時發表聯合聲明，支持香港的逆權運動，尤其是要求港府不要取消選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及停止警察一切暴力手段鎮壓示威。

分享結束後，我就趕回香港。大會結束時，的確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全文如下；

【支持香港市民抗爭：韓半島和平論壇參加者支持宣言】

「我們是一群參與2019 韓半島和平論壇的參加者，在論壇上就亞洲侵犯人權情況作出一份報告。我們特別關注香港市民被香港警察殘忍暴力威脅的情況。我們一眾參加者感同身受，與香港市民保護民主和人權的這場運動同行，因此發表這份支持宣言。

「香港市民早於2019年3月對逃犯條例修訂案的人權侵害可能性表達極度憂慮。6月9日超過一百萬名市民和平示威; 6月16日更超過二百萬名(佔全體人口的四分一)市民上街和平表達反對修例。但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堅持在6月12日於立法會就修例進行二讀，激起市民更大的反抗。而這場運動至今已經持續超過五個月。逃犯條例的修定對香港的法治制度和自主造成極大的威脅，更是打壓香港人的政治聲音。

「香港警察以武力甚至使用實彈槍械回應整場示威運動。香港市民對於鎮壓示威的警察隱藏身份、沒有搜查令下進行搜查和拘捕感到非常憤怒。

「香港政府必須立即停止無差別殘忍的暴力行為! 另外亦必須停止對受傷的被捕者延遲醫治以及侵害言論自由的行為! 香港現在正面臨人道危機! 立即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香港警察暴力鎮壓行為。

「必須保障、尊重和無條件下與香港社會各界展開和平對話。若香港政府拒絕對話，仍以暴力鎮壓示威的話，全世界的市民必定會團結起來一同反抗!

「中國政府必須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內「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原則。特別在「直選行政長官」的承諾在數年前被無理否決，亦是激起示威的原因之一。在人權和民主原則下，香港的自主權需要被提升。

「現在，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正面臨深切威脅。我們夢想著一個由市民共同創造的正義和平亞洲，我們全心地支持香港市民對抗強大且殘忍的權力，爭取人權與民主。

2019年 韓半島和平論壇參加者」

這次民間交流，無法以本國法律或政策制裁香港和中國政府，表面看來沒大價值。然而，我認為其重要性有三。

首先，公民社會有影響當地政治人物和政黨的能力，尤其是不少公民團體和有系統的非政府組織如YMCA，本身和不少政界人士有連繫，這種建立公民社會網絡連結的步法，其實有打好地基的作用。

其次，讓更多團體真切了解傳媒和官方以外的運動論述和分析亦相當重要，亦會鼓勵她們進一步了解香港實況，甚至願意來港實地視察。

第三，民間連結，並非次次要講實效，建立公民社會的友誼和互信，互相聲援、可以榮辱與共。例如筆者認識的南韓公民社會朋友，在十一月十日聯同六十多個組織發表聯署聲明悼念周梓樂同學並聲援香港抗爭、譴責警暴（註），經香港媒體報導和民陣社交平台，有數千人轉發，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份團結(solidarity)，對保持香港逆權運動的士氣亦有貢獻。

至於這次交流之旅的其他得著，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

香港「反送中」運動引起的事態已經持續了超過5個月，相信只有香港才能讓一場社運可以持續這麼久，並縱容所謂的執法者繼續增添社會不安。而早已成為國際事件的這場運動，不少國家的人紛紛發出持香港人的聲音，形成一條國際戰線，韓國亦成為其中之一。甚至事態發展至今，韓國社會開始出現因香港而起的衝突，成為了網上討論的話題。

最近隨著在韓國逐漸有更多主要媒體集中報導香港事態後，不少韓國的年輕人亦加入多個行動聲援香港，同時由於文在寅政府在事件發生至今仍然未發聲，只有安排外交部就香港情況發出旅遊警示情況下，更多大學生團體參與聲援活動以向政府施壓，要求他們關注香港的情況，並共同呼籲中國及香港政府停止政權暴力。他們曾經走到位於明洞的中國駐韓大使館門前舉行記者會，甚至多於弘大大學路等主要道路上發起遊行。同時多間大學亦為香港事態設計大字報及連儂牆，除了讓人留下支持香港的心聲之外，亦直接翻譯中文新聞及文宣讓更多韓國人了解香港事態。本身大部份韓國人只知曉香港有事發生，但來到現在已變得更多人一同支持香港示威，原因就是多虧在韓國的中國留學生。

剛才亦有提及，韓國有學生會或其他學生團體在校園內張貼大字報宣傳香港事態，但多間大學均出現中國留學生破壞牆壁，並向保護大字報的韓國學生抗議。率先發生此事的，就是11月13日的漢陽大學。有十多名「宣傳香港真相學生集會」的成員於漢陽大學的人文學院一牆壁上貼上支持香港示威的大字報，其後有十多名中國留學生試圖遮擋那些大字報，並與韓國學生發生爭執，甚至出現肢體暴力的事件而引起軒然大波。其後有更多大學同樣發生類似事件，韓國有大學生團體更向警方提供起訴狀，要求徹查大字報被毁，還有起訴行使暴力的中國留學生。

除此之外，中國留學生針對支持香港示威的韓國學生進了一連串欺凌、起底等不法的行為。除了在微博上公開韓國學生的身份資料進行起底，標籤他們為「港獨份子」之外，更對支持香港示威的韓國學生擲硬幣，指「自己的國家很有錢，是打賞給可憐的韓國人」的，另外還會在支持香港示威的大字報上貼上反示威的貼紙遮蓋，作出一系列的野蠻行為。然而，駐韓中國大使館則以「偽中立」的形式發表聲明，指中國青年學生就損害中國主權、歪曲事實的反抗行為是正當及合理的。同時值得留意是，根據韓國教育統計服務(KESS)的統計，去年於韓國留學的中國人佔全體留學生的45%，可想而知在昔日的「限韓令」下，「口裡說不，身體卻很誠實」的現象。

而針對以上中韓學生之間發生的矛盾，率先由校方公開發聲的，是其一發生爭執事件的首爾大學。據首爾大學等媒體報道，本月20日，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牆面上以中央圖書館館長金明煥的名義刊登了聲明。該文表示，韓國是保障表達自由的法治國家，在探究真理的大學內，表達自由更加珍貴，但在這裡發帖時，一定要到中央圖書館行政室進行申請程序。同時文中還表示，不管是支持香港示威的學生還是反對的學生，都希望經過申請程序後貼出告示，同時希望避免過度的表達方式和刺激性的形式，使政治見解能夠演變成建設性的討論。無視申請程序的帖子會立即通知拆除。

而在10-11月，關注香港事態的多個大學生團體，就多次舉行集會及遊行，向韓國人宣傳香港正在發生的事，甚至還邀請了民陣的核心成員出席活動，甚至走到位於明洞的駐韓中國大使館舉行抗議，要求中國停止國家暴力，然而，中國留學生亦不放過這個機會，舉行對抗集會，例如11月19日的一次集會中，有40多名中國留學生於附近舉行「支持香港警察及擁護中國」的集會，只慶幸當時雙方沒有發生正面衝突。

香港事態昇華到國際層面之下，韓國亦因國內大學的多宗爭執事件而令更多人留意香港事態，同時更不斷有應否讓這麼多中國留學生壟斷留學的比例。只可惜文在寅政府至今仍然噤聲，不少韓國人都批評現今政府是「看著中國的眼色」行事，所以繼續沉默。無疑，多虧中國留學生的「努力」，才令更多韓國人關注香港。我亦在這裡呼顅更多人，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홍콩사태를 많은 관심부탁드립니다. 그리고 홍콩의 민주주의항쟁을 지지해줘서 고맙습니다.

（獨媒特約報導）持續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引起國際關注，多個南韓民間團體上周來港，視察12月8日民陣主辦的國際人權日遊行，及聲援印傭作家Yuli的聲援集會，又與各個民間團體、工會及議員交流。透過與港人親身交流，他們表示感受到港人對民主的渴求，以及對警察的極度不信任。他們認為，若政府不採取行動查明真相及懲處濫暴的警務人員，問題將會惡化，要求港府立刻停止所有暴力，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不應與市民為敵」，又指「如果香港的民主沒有保障，香港也沒有未來。」

是次來港的團體，包括南韓最大的人權聯盟組織、曾主辦多次示威的PSPD「參與連帶」（People's Solidarity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Dasan人權中心及南韓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會議（National Council of YMCAs of Korea, NCYK）。這些民間團體代表遠道而來，皆因對香港這半年發生的事情「看不過眼」，望能親身觀察了解，並於回國後成為香港與南韓的「橋樑」，向南韓社會講解香港局勢，提高國際對香港的關注，也凝聚亞洲各國反抗的力量。

來自Dasan人權中心的Asha慨歎，近年南韓政府一度擬禁示威人士蒙面、抗爭者遭受警暴甚至死亡等，與香港發生的事相似，使她體會特別深刻，「從前南韓的民主鬥爭得到國際社會許多援助，如今我們也樂意懷着同樣的心，幫助香港人。」

Human Rights Movement Space Hwal成員金朗熙

對港警暴感震驚 如八十年代軍政府

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確勾起不少南韓人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抗爭記憶。當年在獨裁統治下，軍政府常以催淚彈驅散示威民眾，於1987年的「六月民主運動」，延世大學學生李韓烈更被催淚彈擊中身亡。Human Rights Movement Space Hwal成員金朗熙直言，現時香港警暴與八十年代南韓的境況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是當年在催淚彈以外，韓警主要以警棍制服示威者；但如今軍事科技發達，香港警察是「全副武裝」，拿出所有可用的武器對付人民。

眼見香港警察於密閉的地鐵站內施放催淚彈及胡椒球彈，甚至動用真槍實彈對付示威者，一眾南韓民間團體代表均大感震驚，明言受到「很大的衝擊」。PSPD代表黃琇暎批評，港府一直拒絕公開催淚彈的成分，令醫護無從適切地協助傷者，釀成「嚴重的人道問題」。對他們來說，當警察不使用過份武力鎮壓，示威者自然不會使用武力，故現時首要工作，是對無限大的警權加以牽制。

（資料圖片）

警權不受法律牽制 香港「民主」虛有其名

隨着軍政府倒台，南韓逐漸民主化，催淚彈亦被禁用。四年前農民白南基被水炮擊斃，引來全國激烈抗議，也促成文在寅政府禁用水炮車。金朗熙總結，南韓的警暴之所以減少，皆因民主制度下，政府必需顧忌民意，「看人民面色」。

可惜，在香港現行制度下，要限制警權、要求政府回應民間訴求並不容易。此行他們曾與立法會議員會面，了解到現時立法會議席非全由直選產生，無法反映民意。Asha批評，香港議會所謂的「為人民發聲」極為虛偽，三權分立也名存實亡，「香港現在的『民主』只得一個名」。南韓有俗語云：「選舉是對政治人物的審判」，在他們眼中，唯有民主選舉的政府才能真正為人民負責。正因如此，五大訴求其中之一的「真普選」才顯得如斯重要。

Dasan人權中心Asha

組工會團結各階層抗爭 策動具影響力罷工

南韓多年的抗爭終推翻全斗煥獨裁政權，令南韓邁向民主化的道路，不少香港人也問：究竟如何才能成功爭取民主？黃琇暎笑言，經常在各種場合被問及對香港抗爭者的建議，但她反而覺得，香港人以血肉之軀對抗強權，終成功令《逃犯條例》修訂撤回，已使舉世震驚，也值得各地人民學習。

黃琇暎強調，民主抗爭並非一朝一夕，而是靠各領域的團體連結起來，持續合作，提供平台予人發聲才能成功。經歷數十年民主洗禮，南韓的公民社會頗見成熟。今年8月，有92個南韓民間團體聯署譴責香港警暴，要求保障集會自由；至11月，也有67個團體聯署哀悼墮樓身亡的科大學生周梓樂，又要求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及確保區選如期進行，盡見當地民間團體團結。

洪明教

曾任職南韓金屬工人工會（Korean Metal Workers’ Union）的洪明教補充，團結各階層一同參與抗爭非常重要。七十年代始，南韓工人已組織大小工會，形成緊密的網絡，1985至1987年短短三年間，新組成的工會更起碼有3,000個。工人成為社運中堅實的支柱，他們所策動的多場罷工，亦間接動搖了獨裁政府的統治。洪明教形容，1987年民主運動的爆發，實在是一路累積的結果。

近日香港各個行業開始籌組工會，為發起罷工作準備，洪明教寄語「準備好的罷工很重要，因一時憤怒而罷工注定失敗」，籲港人透過新成立的工會互相聯絡、傳遞資訊，合作組織具影響力的大型罷工。

PSPD「參與連帶」代表黃琇暎

讚賞港人不言放棄 盼獲最終勝利

早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加拿大、歐盟等亦很大機會仿傚，但黃琇暎坦言，南韓國會推出類似法案的可能性很低。雖然在野的正義黨曾發表言論支持香港抗爭，惜整體而言，「國會並沒有對香港事態的任何聲音，相信之後都不會有」。她形容，南韓處於極為複雜的處境，一方面要仰賴中國提供的經濟利益，外交上亦同時受制於中美兩國，難以為香港發聲。她承諾會繼續推動政府表態，亦會與國內的民間團體合作，宣傳香港所面對的人權問題。

反修例運動持續逾半年，五大訴求的落實、民主政制的建立仍遙遙無期。這群來自南韓的民間團體代表，讚賞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決心，即使充滿困難仍堅持走上街頭，甚至做到與印傭等外籍人士同行。

訪問當天，上訴庭拒絕政府就《禁蒙面法》暫緩執行令的申請，意味《禁蒙面法》即時失效。聞訊的南韓代表，喜言是「邁進了一小步」，「只要靠着這股力量抵抗，便能使力量壯大」。

南韓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會議代表梁多恩

許多人說，今天的香港就是過去的南韓，但這些南韓代表卻稱，或許南韓的未來，才是今天的香港。未來是如何無人知曉，人權民主的爭取亦永無完結，正如今天民主化的南韓仍面對大小問題。唯一可以確定的，就是當人們團結起來，力量將無可比擬，這也是各代表投入國際連結的原因。

「我並非為國家民主化犧牲的那代人，但與香港人一同走上街頭，便彷彿與當年仍年輕的父母一起行進。」在整個訪談中都沉默不語的NCYK代表梁多恩，最後細想一輪徐徐道。「民主的鬥爭漫長而艱難，希望香港人能獲得最終勝利。」這是她的誠心祝願。

（資料圖片）

記者：黃蕊獻

在今日香港，警權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甚至警權蓋過政府的權力去肆意剝削香港人應有的權利。而在今天成功撇走保守派的威權統治的韓國，亦再次出現權力機關濫權的爭議，即使曾出現200萬人上街要求改革，至今仍未見有平息的跡象，甚至事件已演變成官商檢警之間的龍爭虎鬥。究竟檢察機關的多個行動，如何揭發現任政府的醜聞的同時，亦暴露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權力過大問題？

2019年下半年其一最轟動韓國社會的新聞，就是圍繞文在寅身邊的大紅人曺國的事態，曺國在文在寅上任時就已被委任為民政首席秘書官，一直透過回應青瓦台國民請願等活動而為初期的文在寅政府取得不少人氣。而直至今年8月9日被文在寅指定擔任新的法務部長官起，關於他的醜聞不斷被揭發。先由傳媒被揭發女兒涉嫌透過多種不當方式入讀高麗大學，包括透過以「高中生」名義掛名發表專業醫學論文，同時亦被揭其配偶，東洋大學教授鄭景心渉嫌幫助女兒偽造成績優異的表彰狀等腐敗新聞，同時曺國的母親擔任理事長的「熊東學院」被揭利用假訴訟私募基金及債務弊案等問題。眾多醜聞之下，令文在寅亦經歷似曾相識的「親信門」，不但反對任命曺國的聲音更高，同時令文在寅民望出現危機。

豈料，縱使曺國其後的確遞信辭去法務部長官一職，期間卻成為文在寅重拾民望的契機，就是檢察機關的亂局造就了他。一直在保守派執政時期就被詬病為「權力過大」的檢察機關，來到文在寅上台也好，亦未出現改善跡象。自曺國事態的發生起，檢察機關的舊病復發，在曺國被提名為法務部長官新一任人選後，人事聽證會都未正式按協議日程開始，檢方就已對涉事學校及研究生院進行押收搜查，更到其妻子鄭景心的辦公室，甚至曺國的住宅單位進行長時間的押收搜查，其後很快地就正式對鄭景心提起訴。其後在青瓦台介入選舉、釜山經濟副市長柳在秀貪污被平息監查等案件上，亦加速對曺國的調查及拘捕。

隨之，是檢察機關與政府的對立關係變得更為緊張，不少人認為檢察機關肆意挑戰青瓦台的權威，甚至因檢方就以上提及的案件闖入國務總理室及青瓦台進行押收搜查，更激起國民的憤怒，從而觸發100-200萬人上街進行多次的集會，要求政府貫徹實行檢察機關改革。參加者中不少人認為要守護曺國，即使不認為他完全清白，但他們認為曺國事態證明了檢察機關的「狂妄自大」。主辦「守護曺國、檢察改革」燭光集會的大會團體則批評檢方就曺國的爭議進行高強度調查，存在弊端，並要求改革檢察機關和通過設立高層公務員腐敗調查處。集會參加者們的主要口號是「保衛曺國，改革檢察機關」、「政治檢察官退出、調查自由韓國黨」等。

即使檢察機關在200萬人上街後作出調查改革，如廢除檢察長專車制度、裁減特別偵查部、廢除嫌疑人公開傳召等都好，都未能平息民憤。在曺國涉及的多宗案件(釜山前副市長柳在秀貪污、青瓦台介入蔚山市長選舉)中，檢方從未停止過度調查及施壓行為，12月1日更曾出現青瓦台民政首席室一名調查官在友人的辦公室自殺身亡。同時於12月4日更在沒有溝通下，檢方今派人到青瓦台總統秘書室意圖進行押收搜查，種種行為顯見，檢察機關的行為已失去政府、國民的信任，同時更出現政治檢控的質疑。

而過去保守派執政的時期，早已出現檢察機關權力過大的問題，不但檢察官成為政權的工具，更讓他們肆意出現過激調查行為。例如檢方於2009年曾肆意拘捕MBC電視台《PD手冊》的製作人，指他們報導「美國進口牛肉有瘋牛症風險」等有毁損政府名譽之嫌，檢方權力之大可想而知，是可以間接協助政府製造白色恐怖。李明博及朴槿惠兩屆政府均任命檢調體系出身的人擔任青瓦台秘書官，同時檢察機關有搜查及起訴權之下，容易成為政府的工具濫權及對被針對的人士作出政治檢控。再加上，任何案件都需要檢察官的指揮及監督之下，其他公職人員想作出調查都會受限制。基本上，檢察機關在站於政府權力之下，很難維持政治中立，甚至濫用獨立調查權作出迫害人民的行為，至今仍被詬病會利用權力對任何上下程度的人作出政治檢控。

直至現在，檢察總長尹錫悅領導下的多宗涉及青瓦台不正之風的調查，都出現直接挑戰政府權威的過激行為，漠視人權問題持續出現，即使真相應被查明，但仍然無視了權力機關相互制衡的意識，現在韓國檢方的行為亦被批評為復現昔日保守派執政下的檢察機關醜態。所以出現反效果，激發起更多民怨要求改革檢察機關，以作出更準確的司法改革。

而來到1月13日，於國會糾纏多天的檢警調查權法案終獲得通過，當中內文包括檢警雙方的權限調整，除了金融犯罪的案件外，其餘領域則交由警方作調查查，而檢方則只作補充搜查及作出起訴與否的決定。國情院及檢方的權力在這法案下權力出現明顯削減，權力分配會較均衡及維持獨立自主。

不過，韓國政府一直希望通過的檢察機關等司法改革的法案，又是否完美無瑕？當中有否出現隱憂？下回將談及韓國政府推出改革前後出現的制肘，還有潛在的危機。

原文連結：中國勞工論壇

誰是真正的寄生蟲？

Claus Ludwig（美國社會主義替代）

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中：寄生蟲，台：寄生上流）在2020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引起了轟動。該片獲得四項大獎，亦成為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獲最佳影片的非英語電影。這部電影描繪了現代新自由主義社會中的階級差異，跟荷里活（好萊塢）的標準形成鮮明對比。

富裕的朴家小兒子多頌的一句：「他們聞起來都一樣」，一語道破了以虛假身份、聲稱彼此互不認識，而潛入了朴家別墅成為其傭人的金家四口。金家無法擺脫那股貧窮的氣味，那是永遠潮濕的半地下室單位之氣味。

在好朋友的引薦下，金家兒子基宇得到了在朴家補習英語的工作。他、妹妹和父母過著不穩定的生活，沒有正式工作。他們雖有才華，但諸事不順。例如有天賦的妹妹基婷報考美術學院屢屢失敗，只能通過偽造文件來展現自己的才能。

基宇用計將其所有家人混入朴家中。基婷成為了朴家多頌的「藝術治療師」，因為多頌在幼年時受過心理創傷。爸爸基澤當上了司機，母親忠淑是家傭。基澤向兒子解釋說，人不應該制定計劃。因為計畫失敗會讓人更失望。但很快我們清楚的看到，即使不做計劃，一切還是會出錯。

導演奉俊昊用無情的筆觸描寫了富裕的朴家。這些人是空洞的，甚至他們的小孩都無法令人同情。觀眾對金家會希望他們至少能取得某種成功。他們雖然有點怪異，但卻是有血有肉，互相團結的一家人。

奉俊昊向我們拋出了一個問題：「誰是真正的寄生蟲？」金家雖然欺騙並試圖偷竊朴家的酒水，但他們每天都為自己的收入而工作，他們煮飯、開車、教書或陪玩，使命必達，怕自己身上的氣味不討僱主喜歡而戰戰競競。

就像他的其他電影作品，如《韓流怪嚇》（中：漢江怪物，台：駭人怪物）或《骨肉同謀》（中：母親，台：非常母親）一樣，導演讓失敗者、受壓迫的人與有錢有勢的人發生碰撞。他以同情手法描繪窮人，並結合了幽默、偶爾的暴力與戲劇化的流血情節。奉俊鎬用世界通用的語言說明了韓國社會的階級差異和競爭壓力。

能夠在南韓的電視劇上大量展現北韓的場景，應該實屬首次（當然全部場景都是搭出來的，南韓公民是沒有可能進入到北韓境內的），而且可以給予我們北韓人的生活不少的想像，亦是首次。《愛的迫降》確實於近期的韓流取得頗大的成功，而且亦是寫下著名作品的《來自星星的你》及《藍色海洋的傳說》的作家朴智恩新作，故其韓劇方程式亦毫無疑問地取得了成功。

繼外星人、美人魚後，朴智恩於這一次的作品放棄了奇幻題材，選擇回到現實，但這現實卻似是不太可能發生的事實，就是涉及南北韓國境的愛情作品。現實相隔、軍事對峙、經濟懸殊等成為了作品其中的題材，本身題材與前兩部作品一樣，以「超現實 (沒錯，由南韓去到北韓至今仍未成現實)」的形式給予觀眾想像的空間，就是不像話的事如果發生在自己身上，會有怎樣的一個故事。在作家的巧妙安排下，雙方能夠跨越政治現實去戀一場驚天動地的愛，成為了一個成功的劇本及素材。

大多數人眼中的北韓，所有人都會很貧窮及土氣，而此劇則有客觀地呈現北韓人的生活面貌，除了有點有純樸的小康農村生活，亦有大眾一般所認知的貧民苦難生活，同時也有富人豪華生活的一面。而北韓相關的議題一直在南韓很敏感，除了因為政權的負面形象，亦牽涉到不少韓國人認為的「民族有異」問題，即使大家同為韓半島上生活的人，但有人會堅持大家不是同一民族，故會對北韓持續採取抗拒的態度。而劇集有嘗試以較為客觀的角度去呈現與一般人想像中不同的北韓。理髮店、火車、影樓、北韓自家汽水等，都是南韓人要特別搜集資料下才能見到的事物，對於北韓生活的還原及呈現，劇集是合格以上的。而且作品無意作出政治及經濟制度的探討，只是建基於南北相隔的不可能，去寫一個踏足禁忌的愛情戀曲。

當然，在客觀條件上，劇集亦有以北韓的落後樸素，以及南韓的現代進步的鮮明對比，幽默地呈現雙方的驚喜及落差。男主角作為一個軍官，卻是耿直木訥，對於嬌生慣養的南韓大小姐，吃慣珍饈百味的她，竟對北韓最普通的飯焦、湯麵等愛不釋手，兩者的落差沒有悲涼之感，反倒突顯出愛情催化下的一些美意。劇中有反映北韓社會的落後，例如鄉村地方經常出現供電不足，糧食未必充裕，而南韓則應有盡有，要幾現代化有幾現代化。唯一透過這些落差中呈現出的相似，就是南北同樣的階級意識。南韓與北韓一樣有極度懸殊的貧富差距，有錢的人可以擁有極大的屋，享盡榮華富貴，但貧窮的人可以三餐不繼，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兩地在這一點實在異曲同工。同時還有「靠關係」的人類陋習，與特權有關的貪腐問題於南北韓亦非常嚴重，北韓就有男主角駕著無上特權的「727號」車，劇中南韓的上流社會可以任意聘用殺手作犯法行為，特權橫行在南韓的例子亦多不勝數。所以劇中有展現兩地的不同，但同時又帶出兩邊內裡「民族之間」的一點相同。

當然，劇集是劇集，現實是現實，南北韓的邊界在劇中一時很嚴謹，一時變得很兒戲。女主角可以與男主角相擁後，搖身一變變回財閥之女回歸事業，同時男主角單靠地洞就可以來到從未踏足過的首爾與女主角重遇，但在劇集開首或結尾視三八線為主角們愛情及友情關係的最大挑戰。這對於跨越過中朝邊界的鴨錄江，或是冒險歸順南韓的經濟「脫北者」而言，可能變成了一個百般滋味在心頭的故事。不過歸根究底，此劇並非政治作品，而是以政治現實作虛幻題材想像出來的一齣言情劇，所以這些劇情的不合情理，都可以被省略過去，原諒它吧。

若要把《來自星星的你》、《藍色海洋的傳說》及《愛的迫降》三部作家朴智恩的作品比較，我會認為《愛的迫降》為最出色的作品，畢境前兩者劇情套路大同小異，而且有拖沓之感，但後者以更精彩的政治題材，還有南北韓差異等為劇情增添幽默感，並且成為愛情主線的要素，所以主題及素材之間均出現不錯的配合。《愛的迫降》可以讓我們暫時放下對北韓的偏見，欣賞著兩邊那富滿幻想的一面。

評分：5/5（5分為最高）

韓國自1月19日起發現首宗確診稱為「武漢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症的個案起，每天更新的確診個案數字一直寥寥可數，不少人當時仍覺得疫情不會在社區出現爆發。自從一名61歲的大邱女性確診起，透過她病發前的移動路線起，開始出現疫情蔓延，她參與的新天地教會隨即成為眾矢之的，不少人歸咎於教會的行徑導致現今韓國出現大規模爆發的疫情。怪責這教會，是無可厚非的，但背後韓國政府在這次防疫工作上，確實有不足之處值得被指責。

的而且確，自從出現為第31名患者的這個女信徒後，韓國確診「武漢肺炎」的人數如樓價般急速上升，由每天數十人確診，最高峰可以錄得不足一天內超過500人確診，至今已經超過7000人，大幅拋離郵輪鑽石公主號的數字成為繼中國後第二高，疫情顯然變得非常嚴重。由於她參與的兩次新天地教會活動，有不少人聚集，同時她一直拒絕醫生建議進行病毒檢測，導致她在大邱及首爾等地成為了「超級傳播者」。另外，新天地教會的活動方式亦容易令病毒更容易傳播，不少人反映指，新天地教會不准信徒戴口罩唱聖詩，近距離飛沫的傳播下，造成了不少人感染。這亦反映韓國人的衛生及防疫意識存在不足。

不少人了解過新天地教會的背景，自然會稱之為異端宗教，批評「邪教累國」。為何邪？相信大家看得一二，就是身為「教主」的李萬熙強力推動個人崇拜風氣，不停吹捧自己為「唯一能解讀聖經的人」，以激進形式傳教，導致出現以宗教為名獲得財政及社會上的影響力。這些傳聞或消息是否屬實都不是重點，重點是新天地教會在妨礙政府工作值得備受譴責，例如隱暪信徒名單，指示信徒隱暪身份，或隱暪行動路線等，而且有數以百計的信徒仍然未接受病毒檢測，即韓國社區有多少個隱形傳播者仍未無人知曉。這無疑令韓國政府花費不少行政資源就新天地教會的所有信徒名單進行調查，同時在拒絕合作下，令更多傳播病毒的事例發生。

當然，新天地教會令韓國爆發疫情，是責無旁貸的，我亦同意應該譴責。不過，大家更值得留意的是，文在寅政府在防疫工作上的應對顯然較強差人意，而且反應緩慢。

雖然比起香港的無能政府，韓國政府在為國民提供口罩等消毒用品的供應上已經有較佳表現，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初期口罩等防護物品的供應及生產方面出現大亂上，韓國政府沒有及早進行阻止及調查。韓國至今已出現多宗口罩囤積居奇、炒賣及偷運個案，如香港早前的亂況一樣，人人都一罩都難求，政府沒法及時制止，遲了實施限制出口，導致現在只能限制韓國人一星期在藥房購買2個口罩，即時韓國每日平均生產1200萬個左右的口罩，亦未能完全解決供給問題。

在政府限制購買並集中供貨下，仍然可以有藥房指未收到政府的貨源，在出現亂況下，韓國政府部門甚至在初期更向出現疫情各處爆發的中國支援200萬個口罩，這顯然不是時候，只觸發更大的民怨。這次政府的生活必需品對策顯然令韓國民眾有過度的不安。而在大邱及慶北地區出現社區爆發之際，病床不足亦令到不少患者在等待住院期間身亡，如果政府能及時安排分流措施讓集中在大邱在慶北地區的確診患者，或許能夠不會令死亡數字增加至70人以上，同時還不會大邱及慶北地區的醫護人員出現「壓力爆煲」的情況。

另一備受譴責的是，韓國政府至今仍未對中國人封關。自武漢爆發疫情起，在封城已經在中國各地出現確診患者，從而令中國遊客成為眾人迴避的對象。而根據韓國政府實行至今的入境特別措施，只有於2月4日起禁止14天內曾到訪中國湖北省的旅客入境，對於中國、香港、澳門入境的旅客則只需通過「特別入境程序」及可留下可聯絡資訊作健康申報後仍可入境，完全沒有阻攔從外輸入病毒的機會。即使超過數十萬人簽署請願要求對中國人封關，文在寅政府仍然拒絕封關，並指對中國實行全面入境限制，對韓國並無實際利益，同時還解釋指現在已經沒有來自湖北的中國人入境，故已大大減低風險。在這場疫情上顯然「親中」下，在經濟問題上只能「跪低」，無疑令人失望，而且更成為保守派批評政府的話柄。保健福祉部長官朴能厚更曾說「從中國回國的韓國國民成為感染源的情況更多」，激怒民眾是必然的事情。

雖然對韓國人而言為而對於日本作出入境限制時，文在寅政府竟可以即時作出對應，於翌日即時發佈對日本人封關，先不論日本政府同樣在抗疫方面值得垢病，在後期才宣佈對韓國等國家封關，而現在出現入境限制措施，一心希望與日本修補外交關係的文在寅政府，卻在這時向日本報復，除了對已發放簽證的日本旅客進行特別入境程序，還停止發放新的簽證，形式上猶如封關禁止日本人入境。這些行為除了「自打嘴巴」，與對中國的做法出現極大矛盾之外，而且損人不利己。縱使日本政府貿然作出此政策，但韓國政府配合下為兩國國民帶來更多不便，例如日韓之間經常來往的企業人員、留學生等會出現滯留問題。兩國同樣將疫情問題以外交報仇的形式處理，顯然對抗疫百害而無一利。

當然，宏觀整個韓國政府的抗疫工作，已經比不少地方優勝得多，美國、歐洲等先進地方亦希望彷效韓國進行病毒測試的速度，而且有盡力進行口罩配給制等。不過，除了政府在處理疫情上有值得被批評的地方，韓國國民在防疫意識問題上是責無旁貸的，除了新天地教會的自私自利及隱暪資料外，韓國人在疫情中「食人血饅頭 (如炒賣口罩及詐騙)」，另外在戴口罩及餐桌及社交活動文化上亦在這次疫情中看出其弱點。而現時韓國的疫情略略出現受控局面，但仍不能鬆懈，政府更應及時推行更實務的政策應對，不應再重蹈覆轍。

韓國Telegram「N號房」及「博士群組」的性剝削影片事件繼續引起韓國人的憤怒，國民請願的數字絲續飆升，相關的新聞一直成為頭條。要解釋整件事的來龍去脈，而整個性犯罪事件開端，就是創立了這種威迫女性拍攝變態短片的開端的“GodGod”。整宗案件由「N號房」演變成由24歲自稱網民為「博士」的趙周彬創立的「博士群組」，猶如連續劇般，對於女性受害者而言，卻是度日如年的人間煉獄悲劇。然而這名最初的犯人仍然消遙法外。

網絡上散佈未成年、兒童等性影像的性犯罪已是全球均關注及嚴厲看待的議題，尤其是現今電腦網絡科技昌明的年代，新型性犯罪的演變方式亦令人變得無所適從。韓國這次的「N號房」事件中，以建立並經營Telegram聊天室散佈包括未成年在內的性剝削影像成為大眾熱議的犯罪方式，而且手法殘忍及非人道。大家都認知的「博士群組」趙周彬是其一犯人，但其實網名為“GodGod”才是最初「N號房」的運營者，由他開創了這種網絡性犯罪模式。

「N號房」最初的主謀GodGod早於2018年就在Telegram上創立多個群組，以多個數字命名不同聊天室，其後於去年2月建立由1號至8號房等群組，同時分享多名年輕女性被性虐待的影片，甚至公開每段影片中出現過的女性的個人資料。其後將N號房於去年2-3月於Twitter等社交網站上以5萬韓圜以下出售，但有人以高於出售N號房的價格倒賣，從而令部份群組內的資料開始外泄。之後就將聊天室的管理權限下放給25歲的趙周彬，還有網名為“Watchman”的38歲全某。而因為趙周彬在網絡上稱自己為「博士」，故之後由他經營的聊天室都被稱為「博士房」。

他主要利用Twitter等社交網站詐騙及威脅女性拍攝性剝削影片，他會先試探主要在Twitter放上性感照片的女性，主要搜索常用標籤 (Hashtag) “일탈계 (ㅡ脫界：意指以性感身材照招徠的Twitter用戶)，並發送包括一個有毒鏈結在內的個人訊息，內容會說她們的照片及私人資料已被洩漏。而鏈結上會出現偽造的Twitter登錄視窗及個人資料輸入網頁，GodGod就此獲得她們的資料。其後他更會冒充警察，指她們因涉嫌傳播色情淫穢物品而將接受調查，但聲稱可以幫助她盡力不用接受調查。如果該Twitter賬戶持有人沒有上當受騙，就利用先前獲得的個人資料和賬戶信息進行威脅，強迫其提供照片和影片，並於日後強迫拍攝性愛影片。由於GodGod利用釣魚式播毒意圖令網絡上的女性受騙，只要有人上當就會讓其犯罪計劃成功。然而，這種犯罪手段很難追蹤，即使能追蹤特定的電話或IP地址，他們仍能以借名或假名，甚至盜用別人的名義進行詐騙及勒索。

由GodGod開創的犯罪模式，涵蓋了多種不同形式的性犯罪。最主要就是未成年人士的性影像犯罪。在網絡時代前，或利用人口販賣、拍攝後製成光碟等傳統媒介散播不法未成年性影像，但互聯網加速了這非法事業的發展，因網站令人輕易上載影片，聊天工具讓人在一秒間散佈給多個人。這次「N號房」事件中，除了利用Telegram等進行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如分級會員制、影像交易等，還包括參與者以受虐孩子的照片及個人資料去交換影像。這種不法利用未成年人，不但干犯各地都有立下的性罪行，而且更利用不法色情影像賺取金錢。

而且網絡性犯罪更包括不法偷拍，對被偷拍者造成永久不能磨滅的傷口，即使性影像的製作、發佈及流通者成功被捕，但執法機關未必能夠對影像的散播進行徹底控制，導致影像中遭受性暴力或偷拍的受害者都未能從陰霾中逃脫。偷拍的可怕是，受害者或未必知道自己在性愛或性暴力過程中已成為鏡頭下的受害者。

性剝削與性侵是大家都不願見的事情，這並非個人層面的事，而是公眾都應知曉及有共識的議題。要終止這些罪行，人人有責，留意孩子的身心健康固然重要，但向所有人灌輸正確的性觀念更為重要。GodGod和趙周彬的行為顯然將性及性別觀念嚴重扭曲，以壓榨女性的身體及地位去賺取金錢及男性地位，無疑大錯特錯。要有正確的性觀念，性別平權的概念是不可或缺的。

早前韓國N號房事件震撼了全球，亦再次引起社會對女性性暴力的關心和討論。N號房事件發生於韓國的網路世界。數個男人在Telegram上建立多個聊天群組，並對女受害人進行性威脅，把她們的個人資料、私人相片、影片發佈在聊天室和進行直播，當中有不少令人感到恐怖的威脅。有些群組是免費，有些則需要付費。但金錢並非加入群組的唯一條件，觀看者需要偷拍身邊的女人來證明他們對女性受剝削是有興趣的，否則都不受邀請。在大眾媒體中，關心女性N號房的文章絕不缺乏，大多以女權主義解釋。

揭發後數星期，韓國再度爆出男版N號房，這次被性剝削的是一群男生。根據新聞報導，有接近二十個未成年的男生不幸成為受害者。但相比女性N號房，這宗新聞卻沒有引來很大的關注。在網上流傳的，也有數篇文章討論為何男性N號房關注聲浪較弱，主要從性別定型的角度分析 – 亦即是男性被標籤上剛陽性質（強壯、剛強等）。這種定型往往合理化男性不會被性侵的偏見，就算會被性侵，是男人就會反抗。這種思維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否定男受害者的價值，把性暴力怪罪於受害人不夠剛陽，強化「責備受害者」這種文化。

女權論述和性別定型都能夠指出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從而解釋N號房暴力背後的原因。但很多人往往都忽略了語言在N號房事件的角色。語言創造社會，甚至創造世界，性暴力也逃不了語言的限制。要了解性暴力，先要了解性的語言。此文章希望透過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去分析我們日常對性的語言，為N號房事件提供另一個觀點。

女權主義與其限制

女權主義（Feminism）在西方的歷史中，為性別平等帶來很大的頁獻。父權論述（Patriarchy）亦因此開始流行起來。父權主義和一般大眾理解的，或有些少出入。父權並不是指「男人大晒」；父權是以男人為中心而建立的權力運作模式，泛指剛陽氣質成為道德標準、優越的指標，當中當然會包括男人享有的特權。例如男人享受性是可以諒解，甚至最被追捧，但女人享受性卻在道德上被標籤為殘花敗柳。女性N號房事件中的男人因此亦合理化他們的行為。父權主義的論述為男女平等貢獻了不少，波娃的名句「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令很多人都慢慢發現男女性別間的權力不對等不是大自然的設計，而是社會權力運作的產物，向性別平等和性民主邁進了一步。

N號房女受害者的遭遇令人心痛，從女權主義角度，社會對性的態度和認知本來就偏向男性。男性在表達性這方面的自由度比女性高。男性享受或表達性的方法並非沒有限制，但起碼關於性的污名較低，社會亦較容易接受一名「隨便」的男子。從N號房事件，父權理論讓我們看到犯罪者如何合理化男人施暴女人這個行為，參加者觀看時亦沒有對剝削感到不安，否則這個群組不可能到今年才被發現。女權主義可以提倡女性的性自主，自行決定是否想進行性行為，性的決定權在於男女兩方，而非只在男不在女，互相尊重。

西方理論並不能直接解釋亞洲社會，但其論述在亞洲也有不少影響。雖然女權主義為民主和平等貢獻不少，但我認為利用父權去分析N號房事件並不足夠，原因有三。首先，很概括地說社會制度壓迫女性是把所有女性都視作同質，亦即是假設了所有女性所受的壓迫都是相同的。事實卻不是如此，例如草根階層的女性和中產階層的女性所面對的性別壓迫不同。其次，並不是所有男性都能夠在父權制度下得益，例如性小眾男性或基層男性往往都面對不少污名化的挑戰。亦正如上述，女性N號房不是每個男人都可以參加，參加者需要眨低女性來證明自己的剛陽氣質。男性N號房中的男生更被社會忽略，甚至恥笑。這都證明並不是所有男人在父權社會中是既得利益者。最後，父權論述往往依賴男女二元的概念，強調男女之間的關係。把性暴力解釋為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或會強化性別定型，變相忽視了男女以外的性剝削，例如跨性別人士或女同性戀者之間的剝削。

酷兒角度和異性戀規範

酷兒是什麼？酷兒角度最基本的假設是語言創造了社會。我們對性別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物學家根據人的生殖器官區分男女兩者。有陰莖的就用「男」這一詞去定義；有陰道的則用「女」來區分。久而久之，因為生物學上繁殖的邏輯，「異性戀」與「同性戀」的語言也慢慢扎根於我們的社交生活之中，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法。異性戀被視為「正常」、「自然」和「理所當然」，這種規範人如何「有道德地」進行性行為的語言稱為「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

異性戀規範只是個統稱，而事實上異性戀規範並不是支持所有異性戀者；在異性戀規範背後支持的其實是一種很狹窄的異性戀定義。除了男女互相吸引外，男性和女性亦各自要展示特定的特徵才可以受社會尊重。例如男人要照顧女人，女人則要處理家務；男性要剛強才可以保護女性；男人不可以被女人支配。除了男女二元，異性戀規範也有很多限制，例如一男配一女而不可以多男配多女，否則是「渣男淫婦」；又或者性只可以再私人地方進行，在外進行則是「露體狂」或「唔知醜」。這些語言都只是冰山一角。更甚的是，異性戀規範無視了不同性別和性取向的可能性，大大限制了人對性的想像。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在近年或較開放，但從酷兒角度去看，性別和性向不單單只限於「男女」和「同異」。以性別來說，可以有「非二元」（Non-binary）、「誇性別」等等；性向則有「泛性向」（Pansexual）、「智性戀」（Sapiosexual）等等。現今被揭發的N號房都是針對男和女的受害者，同情大部分給了女受害者，但我們有否想像過可能現時還有其他性別或性向的人正在被剝削？是什麼原因他們沒被社會發現和關注？若他們求救，他們的聲音又會否被社會聽到？

從酷兒的觀點來看，我認為在性別暴力的議題上，對女性充權當然能推動男女平等，但性公義和平等真正的敵人並非父權制度，而是扎根於大眾思維的異性戀規範。要真正解決性暴力和不公義，社會需要打破異性戀規範。如此一來，平等和人權就不只是男女之間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因為區分和定義男女、非二元、跨性別人士、性虐戀者、雙性戀者等等的語言都不再重要。類近N號房的性暴力或不會完全被阻止，但至少當暴力出現，受害者能撇除言語標籤限制，求助過程亦不受歧視，公義才可以得以彰顯。

回顧N號房事件，事件中的暴力可以分為兩層理解：一是性侵做成的肢體與心靈暴力，男女皆是；第二層的暴力，是男性受害者被社會忽視和恥笑，是性別定型做成的暴力。這兩層都和異性戀規範種下的男女標籤有關。

性的民主

在N號房事件中，大家要關注和譴責的，不是對女性的暴力，而是對人性的暴力。當大家對性的想像和語言都很狹窄時，各種的性態就被打壓，性暴力亦因為這種抑壓而變得猖狂。即使N號房事件中有男受害人，甚至可能有誇性別人士受害者（或在異性戀規範以外的可能性）而我們不自知，他們卻永遠都發不了聲，亦沒有人願意理解他們。隨著受害人害怕被污名化，施暴者的威迫利誘變得合理化，他們的權力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大。最後我希望用酷兒學者Gayle Rubin的名句作總結「A democratic morality should judge sexual acts by the way partners treat one another, the level of mutual considerati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oercion, an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pleasures they provide」。簡單的翻譯一下：「民主的道德價值觀應該以伴侶如何對待對方、互相理解的程度、有否威迫和歡愉的質與量去評價性。」而非根據男女、性向、喜好去決定是與非和對與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