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針對了中國修改憲法，把其與北韓憲法進行比較研究。這次就則政府保存及管理員檔案方面作出比較。有消息指香港的法律改革委員會就《檔案法》立法進行公眾諮詢，能夠踏出第一步，固然是好事。不過，從香港政府對「檔案法」的態度上，就顯然不能樂觀，這次就韓國的「檔案法」進行比較，是為了帶出這次立法的漏洞，還有雙方該如何改善法例的漏洞，並推動討論檔案管理工的社會風氣。

先談現時香港對《檔案法》的掌握，現時的立法規定了香港政府該何就檔案進行保存，並限定所有政府部門及公職人員均須在大大小小公事過程中立檔及存檔，所有檔案亦必須送到檔案管理部門經專家鑑定，保存後須訂立向公眾開放取閱的日期。舉例來說，假若成功立法，任何重大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建立檔案詳述過程及結果，例如政府如何決定在高鐵上建立「一地兩檢」機制，由草擬、構思等過程均須紀錄在檔案中。

不過，現時《檔案法》的漏洞，就是未確保政府在進行管理及保存檔時，能夠保持對公眾開放的透明度，還有刑罰準則。現存關於檔案法例，只有無約束力的「公開檔案守則」，即使違反都沒有罰則需要判定。所以政府「閉門造檔」及「存檔」的同時，不開放給公眾的話，都不需要接受懲罰。而假若香港的《檔案法》沒有保障公眾的知情權及取閱檔案的權利，將會刑同虛設，甚至造成公眾及傳媒繼續不能透過檔案監察政府。

而韓國的檔案管理方面，早於1969年韓國政府成立了檔案局（今為韓國國家紀錄院），於1998年遷至大田市建立檔案的中央主管機關，除了大田還有釜山分館及首爾辦事處。韓國的政府檔案機關保存的檔案歷經李氏朝鮮時代、日本佔領時期及現今韓國政府時期，當中有各樣的文書檔案、圖片構圖檔案、視聽圖案等。而各種檔案都能夠提供民眾使用，除了被記錄院判別為機密檔案之外。

韓國的《檔案法》在1999年通過，名為「公共機關檔案管理法」，賦予韓國國家記錄院正式權力保存國家檔案，而在2006年7月，該法改名為「公共檔案管理法」。韓國的檔案保存發展亦跟隨時代發展，由文書上逐漸轉型為以電子檔案為中心，並利用中央系統管理檔案，如門戶網站、信息公開系統等，全面推動檔案管理現代化。相比起香港，韓國的檔案管理文化絕對更出色。

當然，在職權及政治權力容易被濫用的韓國，檔案法固然存在其漏洞。現時韓國的《檔案法》並沒有向記錄院及政府實行問責及刑罰的限制，假若雙方在檔案管理上出現違反法例的行為，在法例沒有約束下，都不需要接受任何刑罰。而且在社會關注度較低的情況下，檔案管理就會被政府與商家利用，以隱藏更多違法的機密資料。過往韓國政府就曾經試過被揭發協助財閥隱暪違法問題，例如三星工廠曾不當處理化學物，還有縱容三星將檔案列為商業機密不向公眾透露，導致多名工人因工作而死但未能清白。

香港及韓國若要實行更完善、更能推動民主進程的《檔案法》，保障當中的資訊自由是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不但要保障保存檔案機構的獨立性，透明度亦需要獲得保證。公眾對於政府的檔案能夠有法定的知情權，索取資訊亦應是公眾的自由。《資訊自由法》的訂立，能夠解決過程中被判別為「機密」檔案永遠不向公眾透露的問題，公眾的利益亦得以保障。如果有《檔案法》卻沒有保障資訊來往及索取的自由，這只會讓政府機構能夠任意捏造、刪除檔案，造成嚴重的不公，影響社會的發展。

同時，負責檔案保存的機關，應有更大的自主權，無論從人事上、職權上等。人力要多元化才能舒緩「精英統治」的問題。在機關中的重要人物應由多方面選出，並積極保持其政治中立性，同時免受政府及其他政治團體的控制。

檔案保存絕對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議題，囊括了透明度、公眾權利、民主等議題。立《檔案法》對香港來說是刻不容緩的事情，政府亦不應繼續迴避。同時，保障公眾的資訊自由亦是《檔案法》必須做到的一點。

博彩業從來是已發達國家或地區中非常賺錢的事業，甚至成為一座城市的主要經濟命脈，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澳門、拉斯維加斯、摩納哥等。韓國早年亦有著名的賭博旅遊景點，就是位於首爾接近峨嵯山的華克山莊賭場，從最近一則關於韓國博彩的新聞，我們亦可以細心研究韓國的「六合彩」彩票賭博文化如何衍生，甚至成為主流間流行的博彩活動。

在韓國首爾市內部份便利店內，能夠方便地購買「六合彩」形式的Lotto彩票。根據企劃財政部近日發表的數據顯示，韓國一共有6909處銷售彩票的地方，當中有2361處為便利店。便利店內的彩票銷售點有1757處由個人經營，有604處為法人集團代理。不過，根據韓國的傳媒報導指出，最近企劃財政部於10月初與便利店業界相關人士展開會議，商討收回便利店彩票銷售權的相關計劃，而最新估計指，韓國的便利店或會於明年起不能銷售彩票，除了現存的其他銷售點外，市民需要從網上渠道購買購票。

韓國的彩票產業一向非常蓬勃，這能夠從數據反映出來。2002年至2012年期間，全韓國人一共花了27兆韓圜（即249億美元）在購買彩票上，佔2012年政府預算中的9.5%。而2016年的數據顯示，韓國的彩票銷量為創下2002年來最高紀錄，有35.5億美元。有分析指，在韓國經濟不景氣、就業市場惡化的情況下，購買彩票的人數及比率都會有明顯增高，甚至比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更多。若要追溯韓國社會以彩票為一種賺錢的產業，就可以數到1947年，亦即是韓半島解放後兩年。

韓國最早於1947年12月發行彩票，在1948年時為支援倫敦奧運會籌備經費，其後援會首次發行讓公眾購買的獎券，稱為「奧林匹克後援劵」，當時售價為每張100韓圜，據數據顯示當年一共發行了140萬張。其後韓國經濟於韓戰後變得蕭條，政府為籌集產業及社會福利基金，財務部於1956-1957年發行「愛國福劵(애국복권)」（從名字上可見當時政府有多強調民族愛國心），這福劵不定期每個月發行一次，全年合共10次，面額亦為100韓圜。

直至1969年朴正熙執政，彩票的制度出現演變，由「愛國福劵」改為「住宅福劵」，成為韓國史上最早發行的定期彩票，背後政府發行此彩票的原因，是為了籌備韓軍在越戰中的軍備資金及住宅建造費用，這彩票的抽獎方式為轉盤式抽獎，並有公開轉盤抽獎結果。而「住宅福劵」最初只在首爾市內限量發行，其後由於大受歡迎，於1973年起就改為每周發行一次，讓當時的市民能夠有更多機會購買。這彩票亦為韓國歷史上最悠久的定期彩票，去到2006年4月才正式被廢置。隨著90-2000年代起，「住宅福劵」不斷沒落，來到2002年更改革彩票制度為美國式攪珠彩票（即等如香港的六合彩），規則為45個號碼中選6個號碼，中越多號碼，獎金金額亦會更大。這方式的彩票一直大受歡迎而今。

當然，該年代的福劵看似是給予貧困的韓國人一個希望，但背後原來充滿不少政治目的，越戰的軍備基金、對抗北韓的抗戰基金來源，有不少都來自平民購買彩票而來。雖說是支援國民的福祉，但在六合彩彩票的銷售額與人均收入中比較，卻在反映韓國經濟不健康的狀況。

韓國的彩票銷售額一直高企，在國民生產總值(GDP)所佔的比例為0.43%，一直高於美國(0.39%)及日本(0.22%)。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主要成員國中，韓國的彩票銷售額所佔比例一直成為亞洲國家中最高。這背後亦反映韓國人在投機心態上一直高漲，為求能夠將自己的財政狀況徹底改變。不過，值得憂慮的是，銷售額高，但韓國的人均收入及購買力一直低於主要歐洲及美洲的成員國，這則成為了一種矛盾現象。

從這次便利店即將被取消彩票銷售權，我們可以回想到韓國的彩票及博彩產業的發展，當年的博彩業帶著政治目的，現今就反映著國民對於生活及社會的寄望出現弓戈矛盾，希望透過僥倖改變自己的現況。究竟作出彩票的改革是否利多於弊，這視乎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了。

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勞工政策完善與否，絕對能反映該地方的文明及社會健康狀況。韓國的勞工待遇及條件問題一直受到關注，皆因多場的工人運動都沒有得到政府的正視，例如至今政府仍未妥善回應民主勞總多方面的訴求。事隔多年，文在寅政府終實施惠澤勞工的標準工時政策，不過企業之間有否嚴格遵守保障勞工的政策嗎？

韓國現時的標準工時政策中，容許有一點彈性工時的空間。而現時有最新的彈性工作制下，在現行法定標準工時52小時下，僱主能夠在必要時增加或減少員工的工作時間，例如在繁忙時段或旺季期間增加工作時間，在淡季期間就可以減少時間。而這彈性工時機制只要遵守40小時及最高12小時加班的標準工時，就不屬違法。而這個工作制度被政府容許實施長達3個月，其後須完全跟隨標準工時規則。然而，因企業間對工時問題有不少需求及聲音，政府現時還有計劃將實施期間延長至6個月或1年。

要談到彈性工時機制於何時開始，就可追溯到2013年中韓國僱傭勞動部發表的改善就業率的規劃。當時政府宣布主要的公營機構將實施「5小時彈性工作制」，與各大企業合作推動改革工時制度的同時，並於2014年起全面實施。計劃規定即使員工選擇此機制，在工資、晉升等方面都需要與全日工作制的員工同等。同時政府於當時還制定保障選擇彈性工時的員工的法例，並設立支援中心。

《勞動法》修訂過後，擁有300名或以上員工的公營機構及私人企業在7月1日起就適用於標準工時法例之中。而旺季及淡季的彈性工作時間現今成為了不少企業所用的緩衝方法。因為標準工時實施，不少企業批評政策未能滿足需要持續工作行業的需求，如餐飲業、零售業等。企業一方面要求政府延長彈性工時的期限，不少代表勞工發聲的工會亦要求企業貫徹遵守標準工時的政策。根據2018年4月韓國IBK經濟研究所表示，在標準工時實行前，韓國企業採用彈性工時的普及率為了21.9%，遠低於日本的52.8%，故現今韓國企業紛紛轉向此制度，可謂標準工時下的「權宜之計」，例如現代重工集團旗下的「三湖重工」及「現代尾浦造船」則達成以彈性工作制作緩衝。

不過，民主勞總等代勞工發聲的工會顯然不收貨，而且彈性工作制存在的弊處亦清晰可見。首先，在工作量增多的情況下，導致勞工有機會在特定時間內長時間工作，雖然有加班補貼的補償，但對工人的健康及生活水平造成負面影響，例如過勞成疾及消閒時間被剝削等。這措施與標準工時政策設立的目的形成對立關係。假若彈性工作制持續實行的話，僱主依賴長時間工作的機會將增多，對低薪的僱員而言百害而無一利。若彈性工作制能考慮不同行業的一般標準，固然更佳。不過目前政府對此放寬實施期限，則未能看見有考慮勞工的聲音。

全個行業均以標準工時52小時作為工時制度，的確難以遷就一些需要輪班或其他特殊性職業如記者、餐飲業等。彈性工時可以一時解決政策改革下的緩衝問題。不過長遠而言，企業僱主有機會利用罅隙繼續要求員工長時間工作，並逃過法律的限制，各企業的工會應該保持與僱主的關係，並就工時問題進行協商，落實讓所有員工都滿意的方案，同時政府亦應該擔當監察的角色，讓國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保障。

若看過韓劇都知道，於數年間韓國的電子支付的發展一日千里，由現金轉變成以信用卡支付，來到現在更以智能電話作支付為大趨勢。所以去到韓國，本地人用信用卡或手機付款絕不足為奇，甚至比現金付款更平常。電子支付變成主流之際，其市場競爭亦變得日趨激烈，連韓國政府亦推出新產品加入市場中，究竟政府推出的與市面主流的電子支付產品有什麼分別呢？這背後揭示了什麼社會現象呢？

事源韓國政府於12月20日起推行 Zero Pay 電子支付系統，並在各大商戶中流通，這本身是首爾市長朴元淳在競選期間承諾在首爾市研發支付系統Seoul Pay 的全國版。而 Zero Pay 會率先在江南站地下街商場、永登浦站地下街商場使用，還有BHC炸雞、Paris Baguette 麵包店、樂天旗下的 Angel-in-us Coffee 等連鎖商店亦將推行 Zero Pay 系統。而參與此支付項目的機構方面，現時有24間，包括20間銀行及電子支付公司。只要在已增加Zero Pay 功能的銀行應用程式上連結個人的銀行帳戶，就能直接使用，結算的金額亦會即時在銀行賬戶內轉出；如用電子支付應用程式亦如此類推。

而現時 Zero Pay 比起主流電子支付的優勢，是在手續費上設立了分級制度，讓中小商戶能夠減少電子支付手續費的負擔。根據首爾市政府與中小企、參與開發的民間企業舉行的會議，三方達成共識分類不同企業需付的支付系統手續費。如商戶的每年銷售額不足8億韓圜，則無須繳付手續費；每年銷售額有8-12億韓圜，須繳付0.3%的手續費；超過12億韓圜的，就需要繳付0.5%的手續費。而因為首爾市內53.3萬間支付信用卡及電子支付的商戶中，有90%的小商戶的年銷售額均不足8億韓圜，故有不少商戶都不需要繳付手續費。這無疑是為小商戶減少經濟負擔的同時，讓他們提升競爭力。

相反，現時有不少主流的電子支付系統需要收取較高額的手續費，例如 Samsung Pay、Naver Pay、Kakao Pay 或其他信用卡行動支付等。目前以已加盟電子支付的信用卡進行結帳時，需支付0.8-2.3%的手續費，即每次交易時，商戶的收入會有手續費所扣除。而在這些支付系統成主流之際，不少小商戶為了迎合潮流而主動引入，負擔與大企業同等的交易手續費，這無疑對小商戶的生計造成不少的影響。小商戶本身面對的問題已有不少，租金及最低工資上漲使他們的生產成本上升；52小時標準工時制使他們需增聘人手以維持營業，造成更高的僱員成本。以上負擔再加上手續費的問題，Zero Pay 的確能夠稍微減輕中小商戶的負擔。

不過值得擔憂的是，Zero Pay 的流通性並未必如政府預期般理想。

韓國的電子支付系統市場幾近飽和，於上段列出的三款已是韓國最主要的電子支付系統，廣泛韓國人均有使用其中一種。根據2016年的數據 Naver Pay 每月實際使用的會員數量高達550萬人，截至同年10月，使用 Naver Pay 結算的交易額達2.8億韓圜；若綜合三大支付系統的數據，2016年每日平均的交易數量，由第一季的44萬筆，增至第二季的81萬筆，可見韓國非現金或電子支付的市場競爭相當強，並接近飽和狀態。同時他們為在市場爭取席位，紛紛推出不同優惠吸引消費者。不過現時 Zero Pay 的推出並未包含任何優惠，對消費者而言經濟誘因稍為欠奉，雖然現時政府承諾讓使用者能夠享有高達40%的所得扣除優惠，比信用卡及銀行卡高，不過暫時仍未成事。

根據2016年台灣金融研究院的數據指出，韓國的非現金支付使用率冠絕全亞洲，有77%。從政府都推出電子支付產品在市場亦可見，韓國的電子支付發展相當成熟，同時又有完善的銀行支援，所以若說中國的什麼「支付寶」等最好最完善，我則不敢苟同，因為別人沒有霸權及糟透的銀行管理系統，若要在電子支付上更出色，請先管理好自己的銀行管理系統才說吧。

自文在寅上台以來，南北韓關係不斷出現改善，由當初的緊張關係，來到現在合作日趨緊密。文在寅與金正恩於今年一共進行了三次會談，近期最具突破性的韓半島政策，除了中斷多年的鐵路開始對接工程之外，還有南北韓達成共識於年內開放在三八線的板門店自由往來。不過，2018年已踏入尾聲，至今仍未正式開放讓遊客及兩邊國民在板門店自由來往。究竟當中存在什麼因素令計劃未能如期實行？

早於9月19日南北韓在平壤舉行的首腦會談中，文在寅與金正恩共同簽訂了《9・19軍事協議》，確立雙方停止軍事敵對狀態，除了在板門店附近拆除大部份軍事裝備及哨兵之外，還確實於2018年內正式開放板門店共同警備區（JSA）讓國民自由來往，以實現完全非武裝目標。早前南北韓更與美國聯合國軍司令部三方就JSA解除武裝及讓民眾及外國遊客自由出入等進行協商，並達成共識進行掃雷工作、拆除哨所等。不過，至今雙方仍未就開放日期達成共識，計劃甚至不了了之，連文在寅邀請金正恩訪韓的計劃，都沒得到北韓的回應。

南北韓的局勢之所以能夠回穩，除了南韓放下強硬策略，重新應用「陽光政策」之外，美國對於北韓的態度放軟亦是關鍵。而朝美自會談後一直呈膠著狀態，皆因他們不同程度上對兩韓政策的干預，可見並未與北韓完全建立信任關係。而南北韓在商討JSA解除武裝的過程中，聯合國軍司令部的地位顯得過份重要，使北韓感到不滿，同時因為自《停戰協定》簽訂起，JSA一直由聯合國軍事令部直接管轄，若解除武裝後仍由美國管轄，容易令兩國之間繼續相互猜疑。一切的關鍵，亦處於美國與北韓之間能否信任對方。

除了聯合國軍事令部之外，美國與北韓在「無核化」上的協商仍陷入了膠著的狀態。除了一直有傳聞指北韓仍有秘密發展核武的基地之外，還有在「階段性棄核」或「完全棄核」及「永久棄核」上未能達成共識，例如在朝美的協商中，CVID（全面、不可逆轉及可驗證）式棄核的時長及過程一直未有下文，導致雙方未能在有共識下繼續保持緊密關係。再加上美國政府態度的飄忽及持續批評北韓人權問題，令北韓變得更加冷淡，甚至於早前慶祝70週年國慶之際，向各學校指示在課堂上強調北韓成功發展核武，並讚揚金正恩在增強國家實力上的表現。可見，在這個問題之上，由於未能恢復互信，北韓擱置韓半島問題並沒未正面回應韓美，導致板門店計劃亦被暫時放下。

雖說南北韓鐵路及公路對接計劃能夠順利進行，同時有高層官員一同出席開工儀式，不過若從意義上審視，板門店除下軍事敵對狀態的重要性比鐵路對接更大，因為最直接象徵南北韓分裂的，正是三八線上板門店的相互監視。現今自由往來的計劃的停擺，代表南北韓關係未正式擺除緊張局勢，要去到放下敵對兼嚴格監視的地步，才算是正式和平建交。三國政府需更謹慎處理多個分歧，並努力尋求共識，令韓半島局勢更為平穩，並為日後發展努力。不過諷刺的是，三國關係膠著的唯一好處，就是令民望低迷的文在寅能暫時專注改善民生，回應民眾訴求，不過越顯嚴峻的經濟問題，文在寅如何解決是一大挑戰。

若去過韓國旅遊的話，總有機會乘坐的士到不同的目的地。除了大概知道的士的分級制度外，還可能從一些旅遊或新聞網站上得知，韓國的的士司機會用什麼方法騙取乘客更多金錢。不過更值得留意的是，最近韓國的士業界不斷進行大大小小的罷工，要求政府禁止其他公司推出共乘服務的應用程式搶奪生意。究竟事件中存在什麼爭議點？背後反映了什麼社會問題？

在兩個月內，以韓國的士工會聯盟等四大組織領導的集會發生了三次，當中更涉及大型罷工，及有司機自焚身亡。最近一次就是12月20日有10萬名司機在汝矣島舉行反對Kakao共乘服務的大罷工集會，他們在追悼儀式完結後，就在國會議事堂附近的車道舉行示威，要求政府就共乘服務應用程式作出禁止。集會罷工下，令政府需要增加巴士及地鐵班次以減少繁忙上班時間的癱瘓狀況。而至今，通訊網站Kakao不但沒有停止推出應用程式，而且更於的士業界罷工期間，推出更多優惠吸引新加入的顧客使用其共乘服務。

本身Kakao推出的應用程式名為 “T Carpool”，推出此程式，持有駕駛執照及私家車的用戶能夠加入成為司機，藉此載客人做生意牟利。而程式設計讓乘客能夠找到去共同地點的司機，以保證能以最快時間上車及到達目的地。而費用方面，平均而言為的士車資的70-80%，每兩公里為3000韓圜（約21港元），而且韓國的士於最近成功申請加價，起步價由3000韓圜上調至3800韓圜（約26港元）。Carpool的推出成為了的士業界的競爭對手，甚至與Uber 異曲同工。而Uber在韓國為非法，因政府及法院先後禁止私家車載客，最終Uber被迫在韓國市場上退出。

的士業界宣布與Kakao誓不兩立之前，其實雙方曾相輔相成，為不少的士司機的平均收入有所增加。為了迎合社交網站及智能電話的大趨勢，Kakao於數年前曾推出Kakao Taxi的應用程式，合作的的士遍及全韓國，用戶能夠透過此程式召喚的士，比起平時在街上叫喚的士更方便，同時Kakao Taxi亦不定期推出優惠吸引用戶使用更多召車服務。起初的士業界非常支持Kakao Taxi，除了增加收入外，還能令的士司機以更多、更方便的方式做生意牟利，根據2016年的數據指出，加入了該應用程式的的士司機，每日平均收入明顯增加12萬韓圜左右（約882港元）。不過，Kakao推出共乘服務後，就與Kakao Taxi的服務有相反的用途，造成雙方的深層矛盾。

而截至今年10月，Kakao共乘服務已經收到6萬人申請成為共乘車主。而韓國木身已經有其他公司提供共乘服務，如 “Poolus”及 “Socar”等公司，不過在韓國的普遍性仍不及的士。由於Kakao在韓國的通訊市場佔有率非常高，由網絡銀行，去到社交媒體、GPS導航服務、旗下卡通人物等都有一定的佔有率。而這次推出共乘服務，不但與傳統的士造成競爭，而且與其他共乘App造成惡性的競爭，壟斷整個市場。所以這次事件衍生的最大爭議，是Kakao作為一間通訊公司，在多個行業都形成霸權的問題。不過，在一片爭議聲下，Kakao T Carpool仍推出市面，成為不少韓國人使用的共乘App。

回顧現時的韓國法例，以私家車作商業用途基本上為不合法，現時法例只允許司機在繁忙時間提供共乘服務，而Kakao T Carpool並沒有列明只能在繁忙的上下班時間才能使用。不過法例的灰色地帶是沒有列明非繁忙時間下提供共乘服務是否完全違法。所以現在所有共乘服務均利用了此灰色地帶繼續運營。不過亦網民對Kakao共乘服務的推出持正面態度，因為不少人不滿的士司機繞路、態度惡劣等問題，還有接連加價的問題，在經濟誘因下，Kakao T Carpool成為吸引網民使用共乘服務的主要原因。

而政府在面對的士業界的強烈反對，仍未有任何正式的回應，不過由於爭議聲音太大，令政府在考慮共享經濟發展，與的士從業人員的生計及工作崗位的問題，兩者之間如何取得平衡，是政府必須考慮的，政府應放下模稜兩可的態度，推出讓兩者都能滿意的政策，以紓緩社會矛盾。

上篇就電影的論述及拍攝作出評論，固然電影沒有想像中那麼震撼，但值得欣賞的是電影有直接批判美國當時對韓國提出援助的處理手法。這篇將就電影中講述的時代背景，還有多宗事件進行研究，看看現實中的韓國在1988年確認接受美國IMF的資金援助後，經濟方面產生了什麼重大變化。

在發生亞洲金融風暴前，韓國的出入口產業成為了重要支柱，令韓國的經濟於一夕之間得到了高速發展，由前總統朴正熙製造出「漢江奇蹟」，外向型經濟取得成功後，就進行了勞動密集產業的建設，成功造就多方面重工業的均衡發展，如汽車製造、鋼鐵、石油化工等。韓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由1962年的25億美元，增至70年代末的385億美元。而80-90年代中，除了重工業成為主導外，韓國政府一直致力開發資本市場自由化及自由市場經濟，利率管制、貨幣供應等均不再直接被政府控制。而90年代金泳三政府更致力透過扶植中小企以解決財閥壟斷出入口貿易的問題，不過最後以失敗告終。

1990年代中的韓國經濟，如電影所描述，正走向放緩及回落的地步，財閥在朴正熙的扶植早已成為經濟基礎，金融結構上的調整可謂非常遲緩，造成金泳三政府也無力解決的經濟結構改革後遺症——出口貿易逆差造成外匯危機、GDP倒退等。而如電影所敘述，韓國財閥企業於90年代繼續透過巨額借貸繼續擴張，造成嚴重的泡沫經濟。外匯危機下造成當時為韓國最大鋼鐵工業的公司「韓寶集團」因無法償還銀行借貸而完全倒閉，還有KIA汽車亦於90年代中突然宣布清盤。重重打擊下，令韓國的泡沫經濟在金融風暴前早已出現爆破的先兆。

結果金融風暴席捲亞洲後，韓國的經濟受到重創，1998年的GDP急跌為負6.7%，多間大型企業因未能償還債務而倒閉，造成大部份工人失業，政府及銀行亦無力償還外債，外匯危機加劇及韓圜嚴重貶值，造成非常動盪及恐慌的經濟衰退。在迫於情況嚴峻下，韓國政府被迫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申請貨款以解決外債及阻止外國資金經續流出。1997年12月3日後的韓國，經濟正式進入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外國干預的狀況亦正式開始。因為貸款給韓國政府的最大代價，是被迫就經濟結構進行徹底調整。

從電影上亦得知IMF當時提出的苛刻條件，不但要求韓國政府降低經濟成長及緊縮財政與金融政策，而且要求韓國經濟對外開放，讓外國金融機構能夠在韓國市場經濟佔更重要的地位。新自由主義所強調的，就是由社會、政治或經濟上的精英領導國家發展，所以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體系，則以「精英主義」的形式領導，財閥的角色變得更加要緊，他們在自由市場內得到更多發展，當中方式包括提高借貸利率讓還債能力低的中小企業自動被淘汰，大企業內僱傭制度亦由「正式永久員工制」變得更具「彈性」，「臨時工」、「合約員工」等制度變得更常見。

在韓國經濟轉型期間，並沒有即時改善金融風暴後的經濟困境。韓國於1998年的失業人口超過130萬人，自殺率高達42%，成當時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國中最嚴峻的經濟狀況。在財閥佔有國民大量財富下，貧富懸殊的情況一年比一年嚴重，「臨時工」、「合約員工」的出現形式新的社會底層，演變為M型社會。更具爭議點的是，這現象可以被演繹為持續至今。外資的持續入侵並沒有帶來技術轉移，對企業的發展幫助不大，因他們在獲最大利益後就撤資，韓國的經營者要維持經營就需要持有更多現金，負債危機重蹈覆轍，造成企業的研發投資遲絧，甚至繼續拖垮經濟復甦。

不過，在種種韓國經濟跡象回顧後應回想的，是現今韓國的經濟問題繼續嚴峻，究竟要追溯誰的責任？是否接受IMF借貸的金泳三應負上全部責任？是否繼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金大中？

其實不完全是。在客觀層面，信貸評級不斷下跌的韓國在金融風暴下，成功歐洲多間銀行再進行借貸解決經濟危機的機會率實在不高，而且現今的經濟體系亦讓財閥成為嚴重影響韓國經濟的罪魁禍首。不過，更值得追究責任的，是當初扶植財閥的朴正熙。雖然朴正熙成功令韓國經濟於60-70年代起飛，但自那時起財閥壟斷重工業及出口貿易的情況已變得非常常見，但70-80年代的韓國政府完全錯過解決問題的時機，造成遺留至今的問題，讓財閥有更多機會壟斷國家經濟。如果昔日作出經濟改革時，能夠平均地扶植企業，多元化的經濟規模並不會不可能實現出來。這情況可總結為什「急功近利」的經濟野心下，造成了現今韓國仍未妥善解決的社經問題。值得一提的是，電影並沒就此作出直接批判。

《國家破產之日》值得大讚的，是批判受美國政府操控的IMF以「協助」之名為外國企業謀取暴利開路，並就日後或2018年韓國進入瓶頸期的經濟提出反思。現今韓國政府應看一看這部電影，重新思考如何改善根深蒂固的經濟問題，並讓國家經濟能夠重新上軌道，實現多元化經濟是關鍵。

自2000年代起，韓國急速的經濟發展，使首爾搖身一變成國際大都市。城市的急速發展，同時將城鄉均衡發展的議題帶到焦點之中。最近一個現象顯示了韓國至今仍存在的社會問題——各地發展不平均。而從中，可以聯想到當初政府在進行城市規劃時，與首爾對比之下，「世宗市」為何會成為發展不均的最佳例子。

事源於韓國鑒定院於早前發表了一項數據，就韓國的主要城市空置率作出調查。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韓國中大型商舖的空置率為10.7%，小型商舖則為5.2%，與上次的數據環比分別增長了0.2%及0.5%。而多個城市的空置率比較之中，世宗市的空置問題最為嚴重，其中中大型商舖空置率為14.3%，小型商舖的空置率為12%，為韓國七大主要城市中空置率最高。

自2000年代以首爾為首的城市發展變得成熟後，韓國的經濟亦開始穩步上揚，「大城市」為中心的發展方向漸見飽和，就希望發展多個行政首都，以確保韓國國內各地發展更為均衡，在盧武鉉政府時期，就制定了行政中心城市計劃，希望發展新的都市成為韓國的行政首都，取代首爾一貫以來的地位。早於政府發表這樣的遷都計劃，就充滿各種爭議，例如有人質疑發展新首都會造成公共資源的浪費，還有不利早於發展成熟的首爾城市網絡，所以不能有地區均衡的發展。相反亦有人認為世宗市的建設能夠帶來更繁榮的經濟，而且能夠阻止首爾壟斷經濟及市場發展的局面。

縱使李明博政府時期取消了正式遷都計劃，但打造世宗市為具經濟潛力的智慧都市計劃，一直沒有停止。於2012年7月，世宗市被政府指定為特別自治市，將不少政府機構遷移到世宗市，如國務總理室、環境部、國土海洋部等，而高科技及綠色產業亦開始在世宗市紮根。世宗市的城市綠化面積一直比首爾高，成為一個科技及環保並存的標誌。

奈何，至今世宗市的發展卻顯得「青黃不接」，仿似一個「爛尾」的工程。由於在李明博時期加劇的黨派鬥爭下，對於世宗市的規劃、建設主導、預算分配等一直未能達成共識至今，單單開發綠色產業及環保公園就一直在國會上爭喋不休，而且在現實環境上，世宗市與首爾的距離亦太遠，導致運作上的不便。而基於「安於現狀」的模式下，韓國政府仍然把重心放於首爾之中，不少的政府活動仍然在首爾進行，對於世宗市仍置若罔聞，所以世宗市的發展逐漸被忽略，造成多項發展計劃均無疾而終，甚至「爛尾」收場。

但若要聚焦於韓國社會的都市問題，首爾壟斷的問題亦值得注意。韓國的經濟現今進入了瓶頸期，受到新自由主義中由精英主導經濟的思維下，首爾成為了經濟發展的唯一試驗品，成功後就成為了唯一被依賴的地方。而現今首爾物價樓價高企，令不少渴望遷至大都市尋找機會的人，均因為能力問題而放棄，但他們在地方發展的機會又少很多，亦沒有得到政府的重視。所以開發新都市的計劃，其實是有助韓國的經濟發展重回正軌，而且能夠改善韓國國民的生活環境。社會的均衡發展絕對能夠幫助整個國家的可持續經濟發展。

從這次世宗市空置問題中，我們能夠反思現今韓國的多重社經問題，還有2000年代遷都計劃上出現的後遺問題。現今韓國政府應更進一步，如何擺脫現今接近飽和及放緩的經濟發展模式，令韓國國民的生活能夠更可持續地得到保障。

一個真正貫徹民主的社會，自然需要行政、立法及司法機關三權均衡及分立的政治制度，才能確保政府不會濫用權力導致有不公的事件發生。偏偏在保守派執政時的韓國，卻發生三權失衡的情況，行政箝制了立法及司法部門，造成不少程序不公義的問題。而來到現在，終於有涉事的大法院長被拘捕，就司法積弊進行清算。究竟背後反映了當時的司法制度有什麼亂況？有什麼值得社會注意的案件被政府埋沒，造成更深層的不公義？

早於去年時就查出，前屆朴槿惠政府與大法官存在不法交易，其中主謀正是前大法院長梁承泰。而梁承泰一個干預人事變動的行為，引發一場越揭越多秘密的「司法壟斷」案，除了與朴槿惠政府有枱底交易，導致多宗案件的判決被政府直接干預。同時，他亦被發現製造法官黑名單，嚴重影響法官的利益及司法的公正。而韓國檢方展開長時間的調查及申請拘捕令後，最終在1月24日凌晨獲首爾中央地方法院簽發拘捕令，梁承泰隨即被檢方拘捕。

司法部門黑名單事件如何成為「司法壟斷」門的導火線？2017年2月，當時被委派到法院行政處的法官，於中途突然收到上頭調派取消並調回原定所屬法院的命令。此人事調動的程序被突然煞停後，國際人權法研究會所屬法官將案件推進至上訴法庭，而時任大法院長梁承泰當時被懷疑針對該法官製作司法部門黑名單，同時對批判朴槿惠政府有關勢力的法官亦進行封殺，令他們在升遷方面不能受公平待遇。本身調查委員會有就此事作出初步調查，但梁承泰製作黑名單的嫌疑被否定，直至金命洙接任梁承泰上任大法院長後作出的第二輪調查中，司法部黑名單嫌疑被確認的同時，梁承泰更涉及濫用職權，干預法院內部人事及判決處理事宜。其後嫌疑越揭越多後，基本上相關部門已確定梁承泰為多宗司法部門腐敗案的罪魁禍首。

有人批評檢方這次追擊「司法壟斷」案為干預司法部門的內部運作，這無疑是偷換「三權分立」的概念。司法內部的腐敗理應按照法治及人權精神公開處理，縱使法院被賦予獨立及神聖的位置，但只要發現有犯罪，都應「與庶民同罪」。法院這次簽署拘捕令，證明了大法院內部包括梁承泰均責無旁貸，因大法院作為最高的司法行政工作機關，任何最高級別指揮及監督的工作均由大法院長負責。同時，檢方的調查中亦得出梁承泰不只是單純下達來自上頭指示，還有執行上頭指示的任務。例如製作黑名單方面，檢方出示了證據證明梁承泰親自製造黑名單，並在黑名單親自寫下「V」標記以進行排除異己的行動。這次法院批捕梁承泰，無疑終於彰顯了司法部門的自我檢討制度，同時令公眾對於司法公信力的信任回升。

除了製作黑名單之外，最關鍵的是梁承泰涉嫌與朴槿惠政府串通，干預日本企業於二戰期間強徵勞工索取賠償等多宗案件。早於1997年，有4位原告控告日本企業「新日鐵住金」於二戰期間強徵勞工，但日本最高法院於2003年判處原告敗訴，而在韓國的一審及二審中均判原告敗訴。朴槿惠上任起就致力與日本重建外交，而2012年剛好是朴槿惠當選總統，韓國大法院就向下級法院下達有利勞工向日本企業索賠的重審命令後，朴槿惠政府為減輕與日本的外交壓力，與梁承泰合謀干預重審，除了刻意拖延案件的裁決之外，更意圖推翻重審命令。剛才所提及的「新日鐵住金」索償案，直至梁承泰卸任後，於去年10月大法院才正式作出終審，並判處勞工勝訴，當中的拖延及不法的交易是「司法壟斷」案中最大的疑點。

這次梁承泰被捕，無疑是檢方花了長時間的努力，對昔日政府的司法積弊進行清算。因為昔日政府的個人利益，令不少案件未能真正獲得伸張正義。一向備受防禦及庇護的司法機關，能夠就積弊進行公正的審判，無疑是韓國司法界的突破。希望整場「司法壟斷」案能夠水落石出，讓所有被埋沒的真相都能大白。

1980年5月18日於韓國發生的光州事件，至今可謂未完全正式平反，皆因對平民進行暴力鎮壓的政府及軍人仍未因事件而負上法律責任。雖然大部份韓國人均認同時任總統全斗煥非常暴戾，獨裁統治侵蝕國家及社會的安寧。不過屬保守派的在野黨自由韓國黨的議員卻不同意，甚至在聽證會上因失言而引起不少負面聲音。究竟這次政治風波會否成為眾政黨的民意扭轉點？會否為總統文在寅的民意帶來改變？

自從《逆權司機》等講述80年代民主運動的電影熱映後，文在寅政府隨即要求成立委員會就當年的歷史真相進行查明，而於2月8日在國會召開的「5.18真相糾明聽證會」上，參與聽證會的三名自由韓國黨議員金鎮泰、李鍾明及朴順禮在發言時表示，光州事件可被定性為擾亂社會的「暴動」，並稱呼參與示威的人為「怪物集團」，不但認為光州事件有北韓軍隊加入製造混亂的嫌疑，而且他們有讚揚前總統全斗煥為鎮壓叛亂所作出貢獻。言論一出隨即惹起不少爭議，包括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的內的四個政黨都向國會倫理特別委員會進行起訴，其後最終李鍾明則被開除議員席位。

若要談到本身倫理特別委員會的設立背景，可追溯到1991年的第13屆國會，因為當時進行民主化改革後，第13屆的國會上有議員提出應訂立統一的倫理準則，從而分別於同年2月7日及5月8日制定了《國會議員倫理綱領》及《國會議員倫理實踐規範的》。其後成立倫理特別委員會掌管以前為《國會法》法律司法委員會的管轄事項，包括議員資格的審查及懲戒判定等。而他們根據著《國會法》第155條就議員提出的起訴議案判定被告是否需要受到懲戒，最嚴重的懲罰為開除議員席位，或如涉及刑事罪行，就交給警方進行調查。

雖然光州事件絕對是韓國民主化過程不能不提的歷史事件，但至今仍然上至執政者，下至學者之間對事件都有不同演繹。文在寅作為民主運動出身的人，固然見證了當時的軍政府如何暴力鎮壓，對於光州事件存在「北韓介入」等演繹固然不會恭維。而客觀數據上亦反映事件的而且確造成民眾傷亡，2017年的數據指出有218位平民死亡，363人失蹤，超過5000人因拷問及暴打而重傷。這次自由韓國黨議員的言論引起爭議的原因，是大部份國民都已經認知光州事件的發生，是涉及政府的暴力鎮壓，而且政府成立的調查委員會亦查出當時軍人有對示威者虐打及性侵等暴戾行為，利用「北韓軍介入」之說法來推翻事件的真相顯然非常不合適，言論猶如全斗煥推出的回憶錄，不但否認有鎮壓，甚至對見證暴力鎮壓的證人進行毁謗。種種跡象印證了至今仍有不少極端保守派仍否認全斗煥政權有暴力鎮壓，或者贊同其鎮壓的行為，切入點是有北韓共產主義的滲入，或認為支持民主改革的，就是「該死的赤色份子」。

文在寅政府及執政黨於去年起民意走勢反覆，甚至出現連續下跌的情況，相反自由韓國黨就逐步出現回升，甚至突破至朴槿惠親信干政門爆發前的水平，皆因前國務總理黃教安加入後積極為未來選舉造勢，從而親保守派的選民回復信任，放棄文在寅政府及共同民主黨。不過自從發生這次失言事件後，自由韓國黨的支持率停止了升勢，根據數據機構2月11-13日進行的民意調查顯示，支持率由28.9%急跌至25.7%；而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由38.9%回升至40.9%。換言之，黃教安為政黨造的聲勢被失言事件有所崩壞。

而在野黨的聲勢因此而大受影響之下，文在寅政府更應把握機會將民生政策持續改善，並在南北韓問題上繼續努力，讓國民恢復對黨政的信心，避免出現政黨更替的情況。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2017及18年的民望可謂有相當大的對比，前年他憑著燭光集會所聚集的民望大熱當選總統，親民的作風及施政均贏得不少青年人的正評，支持率更曾經高達80%。不過來到2018年就走勢反覆，由70%高位一直回落，甚至於年尾跌穿50%平均線，反對率亦首次超過支持。雖然近期自由韓國黨的失言醜聞令總統岌執政黨的支持率稍出現回升，但情況仍然堪憂。究竟文在寅面對著低民望的同時，在新一年更面對什麼施政危機？這如何反映日後韓國的局勢？

最近文在寅及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的支持度一直大不如前，除了不少人批評政府未能解決積存已久的民生問題之外，兩年關於執政黨的醜聞亦不斷增多。先有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多宗貪污、婚外情及違法助選，其後有慶尚南道知事金慶洙 Druking「輿論操控」案，孫惠園議員就被揭發有「不法投機」的醜聞，最近還有被視為文在寅接班人的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於性侵女秘書案的二審被改判有罪及即時收監。多宗新聞均令在地方選舉中投票給執政黨的選民大為失望。

近日來自韓國輿論數據機構的民意調查更顯示，在野黨自由韓國黨的支持率不斷上升，甚至比前總統朴槿惠親信干政門爆發時更高，同時執政黨則每況愈下，兩者之間的距離不斷拉近。而隨著文在寅政府的聲勢一落千丈，自由韓國黨已紛紛為下屆選舉造勢，除了招攬前國務總理黃教安加入之外，他更參選黨魁，彷彿在為下屆總統大選進行準備。諷刺的是，他昔日有份促成昔日的國政混亂，但事隔三年卻贏得不少人氣。

若要談到最近多宗爭議如何醞釀黨政危機，可以圍繞著他們的信任問題。談到殺傷力最輕的，已經是金慶洙的 Druking「輿論操控」案，因為案件的調查已差不多達1年時間，而且金慶洙背負這宗醜聞仍能在去年的地方選舉中，在被視乎保守派票倉的慶尚南道當選知事。直至他被判實刑及即時拘捕後，產生了兩極化的意見，有人認為法院判刑過重的同時，亦沒有就保守派政黨同樣的行為作出同樣的檢控及起訴；亦有人認為政府理應即將以《公職選舉法》中「取消公務員資格」的條文DQ金慶洙的知事職位。為選舉進行輿論捏造，可謂已變成韓國政治界的常態，連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亦同樣有此嫌疑。朴槿惠參選時更利用國情院進行輿論捏造，所以金慶洙案對執政黨及文在寅殺傷力不算最大。

不過，對黨政造成更多負面影響的，就是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的性侵案，還有孫惠園議員的「不法投機」案了。去年韓國的 Metoo 運動，正是女秘書金智恩揭發安熙正性侵引起，而安熙正於當時的輿論被視為文在寅的接班人，於上屆總統大選曾角黨內參選人提名。一場性侵風波早已令他聲名狼藉，而在一審中被判無罪時更被輿論質疑有包庇的嫌疑，終於在二審中被改判有罪及實刑時，無疑大損執政黨黨員的形象。

孫惠園議員的「不法投機」案至今仍成為爭議之一，因為她仍然否認與案件相關的舉報。韓國首爾南部地方檢察廳早前收到來自公民團體及SBS電視台的資料，指執政黨議員孫惠園在2017年3月至去年9月透過熟人在木浦文物街購入多個房地產，並利用親朋好友及基金會的名義購入以分散個人房地產的紀錄，而鑑於有在野黨及其他類似舉報，檢方亦繼續將事件進行深入調查。除此之外，還有青瓦台非法監視平民等事件均反映政府現時的信任危機正在蔓延，導致進步派的支持度大不如前。

但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金慶洙的 Druking 門，還有李在明的是非纏身，是去年地方選舉前已發生的事情，為何當時選舉中仍能大獲全勝？這亦可以用 “Lesser Evil”的理論解釋。當時擁有極高民望的文在寅黨政，縱使開始浮現醜聞，仍然比起負面新聞更多的保守派自由韓國黨更為正面，再加上朴槿惠政府的親信干政門一直使保守派一蹶不振，令執政黨成為國民當時能夠最信任的一黨。

雖然當時執政黨幾乎在全部選區贏出，不過從近年的政績表現，文在寅政府固然有因此而鬆懈，民生問題遲遲未有最適合的對策，黨內的紀律亦變得混亂，釀成不少醜聞失信於國民。隨著保守派重新崛起，文在寅的黨政危機將會不斷加劇。如政府還未能反思己過，重整旗鼓面對國民訴求，國民不願再次發生的政黨更替或會再次發生。

去年韓國舉報性罪行的Metoo 運動即將褪色之際，多個包括大學等公共場所的廁所被發現多宗秘密安裝偷拍鏡頭的事故，甚至有弘大裸體模特兒被偷拍等事件，導致韓國社會對於偷拍所涉及的性別議題非常敏感。而韓國政府近日針對這個爭議對網絡進行了監管，卻惹來嚴重反彈，甚至有不少網民參與要求政府撤回決定。究竟與偷拍有關的性別議題如何理解，與政府進行的對策存在了什麼矛盾及衝擊？

事源於韓國放送通訊委員會在2月12日宣布，於當天起即時對全球895個被界定為有害及違法的網站進行封鎖，主要包括非法賭博、兒童及成人色情、非法下載等網頁，當中包括全球最大的色情影片網站Pornhub。這封鎖行動將會由放送通訊委員會及警察廳網絡搜查隊合作，並就網絡安全進行監察。而政府表示，由於上述網站的伺服器設置在外國，他們已經有嘗試與當地政府合作打擊但不成功，唯有率先透過本地的網絡伺服器對那些網站過濾。而韓國國民以https網路瀏覽相關的非法網站時，政府能打開用戶的數據包，然後針對它們進行封鎖。

而韓國政府作出是次決定，是針對去年多宗偷拍及性勒索等引起的社會問題，因有不少非法偷拍影片在網上流傳，除了廁所偷拍還有性愛偷拍外，還有網絡視像的偷拍等都有出現。即使韓國政府過去多年一直透過加強罰則及宣傳打擊偷拍，但仍無法阻止那些非法影片流傳，令「色情報復 (Revenge porn)」的問題未能被完全解決。最後決定以強制性方式屏蔽被列為非法的網站，換言之，假如韓國網民需要瀏覽Pornhub等網站，就需要利用VPN等軟件翻牆才能瀏覽。

不過，韓國政府此項措施卻惹來反彈，更有部份市民自發到首爾站廣場舉行小型集會，要求政府解放他們觀看色情影片的權利。最主流的反對原因，是他們認為放送通訊委員會的屏蔽行動猶如「中國式網絡審查」，只要他們認為有害的，就要封鎖及屏蔽，有干涉民眾私生活之嫌，色情網站的封鎖令他們認為被剝奪觀看的權利。有網民更擔心這封鎖行動或制度有無限延伸的機會，將其他被定性為「敏感」及「非法」網站都被封鎖，進行更深層次的網絡審查。

韓國網民對於這次屏蔽的擔憂並不無道理，因為過往韓國政府已試過多次對特定網站進行封鎖，以維穩為名讓韓國網民未能接觸更多外界大事。例如在李明博政府時期，於2010年對北韓對南宣傳媒體「我們民族之間」的Twitter 賬戶封鎖，以違反韓國的《國家安全保護法》為由阻止北韓宣傳獨裁思想，韓國網民至今亦只能從傳媒報導中知道「我們民族之間」發表的文章。另外，無論是進步派政府還是保守派政府都曾經對批評政府言論進行審查及屏蔽，2002年韓國政府就對一間反對徵兵制度的網站進行屏蔽，並以「刑事誹謗罪」起訴一名有在該網站發表批評文章的作者。而保守派政府的網絡審查則更為嚴重，除了封鎖北韓的消息外，還任意刪除批評政府的網絡評論，朴槿惠及李明博均有進行。所以，這次韓國政府對部份網站「一刀切」封鎖，無疑在某程度上引起恐慌。

不過韓國政府這次封鎖行動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無疑，這次網絡行動有扼殺自由權利的危機，不過若要重新思考偷拍作為色情影片這個問題，讓不法分子失去上載影片的途徑是其一治標的方法。客觀數據指出，涉及在公共場所等非法設定攝錄機仃拍的舉報案件由2010年的1100宗，增至去年的6500宗。而且過往就有以偷拍為主的色情網站的創辦人被拘捕，就是Soranet 的創辦人宋某與丈夫及另外兩人，他們於去年6月被捕，涉嫌藏有非法色情影片，其後在1月9日以「協助及教唆散布淫褻物品」罪名判處4年有期徒刑、14億韓圜罰款及額外接受80小時防止性暴力教育課程。而解決了擺放偷拍影片的源頭，的確有助減低影片的流傳。

在「沒有辦法」之中，韓國政府更應再進一步思考從根本解決的方法，因為網絡世界無窮無盡，「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網民總會找繞過網絡審查的方法繼續流傳影片，最簡單直接的對策就是翻牆訪問那些網站。這次的網絡審查固然「治標不治本」，政府應加強罰則及教育，令偷拍的罪行阻嚇性有所加強，不但能夠治本，而且能減少網民對政府侵犯私隱的質疑。同時，警方及檢方在處理性暴力、偷拍等案件上更應公平處理，因早前弘大偷拍男性裸體模特兒事件發生時，警方就被批評調查不公，認為與一般女性受害案件的處理速度大相逕庭，所以若能更公平公正公開地進行調查，就能夠加強執法的效力。Anyway，最緊要的是，不要支持偷拍這種行為，因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不是你的玩淫之樂。

這個3月於韓國猶如上演一齣涉及藝人及政治的醜聞懸疑連續劇，從BIGBANG成員勝利有份經營的夜店發生吸毒及性暴力等醜聞後，在調查電話對話時查出鄭俊英等藝人的不法偷拍風波。整件事猶如「秘密森林」般越揭越多涉及上位圈的秘密。究竟這宗看似是韓國演藝圈的性醜聞，背後存在了什麼政治黑暗面？看似是陰謀論的假設，為何疑幻似真？

在揭發韓國藝人鄭俊英涉及非法偷拍及分享影片前，勝利早已捲入夜店疑案，先有警衛性侵及暴力傷人，其後更發現夜店內涉及吸毒事件，勝利在起初接受警方傳召調查時更需要接受藥物測試。而經理人公司YG娛樂一直致力為勝利洗清嫌疑，指夜店內發生的醜聞與其無關，但後期透過警方深入調查後發現，勝利涉嫌毒品交易、搭路安排女生性招待海外投資者的醜聞，之後越查越多不法案件，就是發酵至今的鄭俊英與一眾藝人在KakaoTalk聊天群組中，分享及觀看偷拍的性愛影片，當中物化女性等言論完全令人髮指，從而發生這場令演藝圈大地震的性醜聞。

SBS電視台獨家報導事件後，正在調查Burning Sun夜店醜聞的警方，隨即結合性招待海外投資者事件，還有鄭俊英的偷拍案進行調查。豈料，在調查期間，卻發現昔的警方高層涉及事件其中。在他們與圈外朋友之間的聊天對話之中，發現曾經有至少兩宗案件在警方高層「特別照顧」下成功以無嫌疑或「不了了之」的形式處理，包括鄭俊英2016年的相同爭議，還有同樣涉嫌偷拍及醉酒駕駛的組合FTISLAND成員崔鐘訓。

揭發那些涉不法請託的聊天紀錄的韓國律師房政賢（音譯）指出，對話內容曾有成員指出夜店醜聞、醉酒駕駛等事情都被「警察總長」特別照顧，叫其他成員不用擔心的類似對話。本身韓國並沒有「警察總長」的職銜，只有「警察廳長」。而根據警方發表的調查內容指出，相信當時警方內部有高層涉嫌受賄幫助藝人逃避法律責任，首爾地方警察廳亦已成立調查小組將多宗案件結合一同調查。除了警方高層需要接受調查，其他政府部門如稅務廳及消防部門同樣需要被調查，皆因勝利夜店內的多宗醜聞，懷疑受到多個政府部門的特別待遇而沒有立案起訴，如與YG娛樂有關的逃稅、夜店內的濫權濫暴等。

除了涉及警方行賄黑幕後，包括勝利經營在內的江南夜店圈透過一名民間記者揭發，當中涉及崔順實為首的幕後黑暗勢力。最率先揭發Burning Sun夜店內的吸毒及性暴力醜聞的韓國證券新聞記者吳赫鎮（音譯），在個人Instagram上表示，本身並不針對作為藝人的勝利進行夜店醜聞的報導，而是針對在上位圈的政客及財閥們。早於2月爆出Burning Sun夜店的醜聞時，吳赫真率先報導了夜店內某職員是自由韓國黨議員金武星女婿的毒品供應者，同時他曾與揭發崔順實干政門的KSports財團前部長盧勝日接觸，綜合多方資料後，得出了江南圈夜店幕後勢力的情報。涉事人的頂端有很多國政壟斷勢力的痕跡，Burning Sun事件只是冰山一角。而Ksports財團正是崔順實透過朴槿惠及三星的貪款成立的財團，所以，江南夜店圈中涉及的受賄、暴力等事件，與崔順實有千絲萬縷的黑暗關係。

另外值得一提的黑幕疑案，就是搜索引擎網站NAVER與YG娛樂的幕後關係。本身一連三天都由SBS電視台的8點新聞獨家報導鄭俊英及勝利的偷拍事件，NAVER網站有新聞影片頻道讓電視台等上載影片，而SBS的新聞片段被發現多次被刪除，就算重新上載後，有不少網民的評論都被突然刪除，不少網址均變得無效。在疑似刻意刪除的疑雲下，有記者親身揭發指出，NAVER在勝利所屬的YG娛樂投資了1000億韓圜，因NAVER主席的兒子是YG旗下品牌The Black Label的藝人，同時該兒子亦是勝利正在經營的DJ公司YGX旗下藝人，故四方之間的利益關係令人質疑NAVER有意圖粉飾太平之嫌。

藝人的性醜聞，看似是娛樂圈內未能改善的淫亂風氣，但當中其實存在不少政治的黑幕，警方的查案期間亦發現高層涉及其中，這事態發展猶如tvN播出的懸疑劇《秘密森林》般，一件事查出了多件事。當然，我亦同意藝人醜聞被集中報導，絕對有掩蓋前法務部副部長金學義性侵、張紫妍自殺案等之嫌，唯一能做的是，就是公平地了解不同的新聞，別讓不法分子有機可乘。而且在追溯此娛樂圈醜聞的同時，要銘記不要對受害者進行二次傷害，如尋求涉事影片並流傳受害者名單，因更值得關注的是，偷拍的嫌疑人如何受到法律的懲罰。

由BIGBANG成員勝利引起的多重性醜聞及貪污風波，已經連續多個星期成為大眾關注的重點新聞，因為由警方調查勝利的電話起，就發現鄭俊英等藝人涉及非法偷拍及分享性愛影片，同時亦有高層等權力人士特別照顧等，可謂令韓國娛樂圈「大地震」。不過，早於醜聞被揭發時，已有人質疑特意將藝人醜聞聚焦報導，讓大眾忘記其餘涉及政界的醜聞，將其滅聲。為了公平起見，在這篇文章會特別分析懷疑被滅聲的政界性侵醜聞——法務部前次官金學義的性侵案。

金學義於朴槿惠政府時期擔任了法務部前次官，於2013年3月上任。而當他上任後，就已被揭發於2009年涉及一宗非常嚴重的性賄賂醜聞。與演員張紫妍自殺案一樣，事隔十年，韓國檢方於近日正式重啟調查，不過至今仍未獲得金學義的正視，因為檢方曾要求他於3月15日接受警方傳召接受調查，但他遲遲未有現身，故現今案件仍然處於不了了之的狀態，因為檢方暫時未有權力強制拘捕金學義接受調查，只能再與他另約時間進行問話。

如果要談及金學義的性醜聞，可謂比現時被傳媒揭發的勝利及鄭俊英案更為齷齪及令人髮指，因為根據韓國獨立媒體進行的私下調查及非正式統計，金學義性侵的受害者就有30多名。早於2013年金學義接受朴槿惠的委任時，就有人揭發金學義在江原道一間別墅中接受建築商安排的性招待，當時他極力否認事件，但同時上任只有6日就正式辭職，而且之後金學義更被指控曾多對名女性行使性暴力及藥物性侵。正當大家以為金學義借此引咎辭職接受調查時，偏偏在調查期間，檢方及警方先後以「無嫌疑」形式處理案件，指證據不足故難以起訴。

要追溯金學義案的起源，就要談及江原道的地方建築商尹重千（音譯）性招待及性侵疑案。2012年10月，尹重千被發現與一名女子發生婚外性行為並被妻子發現，其後以當時還未廢除的通姦罪告上法庭，其後影片中的女子反告尹重千涉及藥物性侵，並以拍下的影片對其進行威脅及勒索。而事隔一個月就有三合會組織的親屬在尹重千勒索得來的車輛中發現其他性愛影片，當中包括金學義內的官商權力人士接受性賄賂影片，繼而揭發事件。

根據受害女性的憶述，當時金學義並非只接受了性賄賂，還對受害者進行藥物性侵、性暴力、利用工具傷害女性，而且他亦有份將這些影片進行威脅及勒素。不過，警方當時於2013年重新調查金學義的別墅性招待案，並掌握為關鍵證據的影片，而且在影片中亦清晰可見金學義的模樣，還有其聲音，不過其後卻以影片模糊為由，偽造調查文件，未提交給檢方就已「無嫌疑」式處理金學義案。之後受害者紛紛進行示威及遞交請願書，甚至向當時青瓦台的主人朴槿惠寫親筆信要求重查事件，但檢方重啟調查時，一直被懷疑對受害者進行歧視及二次傷害，例如一直將調查重點，放於為何告發者們要復製影片，並不斷向她們強調影片中的行為難以判定為違法的性行為，同時再次將金學義案「無嫌疑」式處理至今。

更撲朔迷離的是，除了有不少押收手搜查時獲得的證物突然失蹤之外，而且當時同樣爆出韓國藝人賭博等醜聞，當中包括節目主持李壽根、組合HOT成員安勝浩、神話成員Andy等，與這次異曲同工的是，在檢方重查案件時，亦爆出勝利及鄭俊英等多宗性醜聞，所以導致有「滅聲」的陰謀論。MBC電視台早前播出的《PD手冊》中，公開了曾接受尹重千性賄賂的名單，除了有金學義之外，還有著名醫院院長、大企業代表、教授等。與張紫妍自殺案一樣牽涉的權威人士太多，所以究竟勝利案是否被利用作滅聲，不得而知。

更令人髮指的是，金學義的妻子曾與受害女性會面並進行威脅，KBS電視台的新聞節目中，對受害女性進行了採訪，她們均指出妻子曾對其進行辱罵，指她們是精神病、被害妄想症，縱使妻子曾安排律師，但其後仍是不了了之，更對她們進行二次傷害。所以來到現在，與張紫妍案唯一目擊者尹智吳一樣，他們同樣遭受被威脅及報復的危機。

猶幸檢方轄下的舊事追查委員會現今已延長公訴期限，令金學義案及張紫妍案能夠有多兩個半月時間進行深入調查。兩件均為陰事隔十年能夠重新被關注的案件，並且由兩宗案件可以窺視韓國特權階層背後的醜陋及黑幕，這次我亦衷心希望調查機關及政府不會鵪鶉，正當地調查事件中還未被發掘的真相，不但能還受害者一個清白，而且能讓仍在消遙法外的特權階級繩之於法。更重要的是，不能讓這些政治醜聞被刻意滅聲，越要被隱暪，我們越要關注及揭發。

第一次看到這部電影的名字，還有海報時，心裡一直抱持一個疑問：為何是「美麗的日子」，海報中男女主角卻是神色凝重，而且各自看不同的地方？看似是至親關係，卻顯得彼此非常陌生。也許《Beautiful Days》這個電影名字，對於這對母子關係而言，是一個極大的諷刺。電影中描繪著複雜的家庭情感，同時牽涉著沉重的社會議題。

（含劇透）

電影故事中的一家，是支離破碎的家庭，而且連自己的身份認同都不明不白，家裡一時說普通話，一時說延邊式朝鮮口音。身份實為脫北者的女主角（李奈映飾），在兒子建謙年小時，就離開了他，並隻身跟著一個男人去到南韓首爾夜店工作了14年。自從建謙（張東尹飾演）知道母親的下落，就走到首爾尋找她，怨恨及嫌棄母親的他，因為母親的一本日記，明白到母親當年離開他們是為了什麼。電影中利用雙線記敘的手法，交錯地就母子面對的生活進行闡述及剖析，當中烘托出來的情感，牽動人心。不是母親的決定令家庭生活不美滿，而是時代使人感到絕望及悲慘。

母親的外表看起來的很年輕，但從多種裝扮及形象就能知道，她是飽歷風雨及顛倒的女子。導演在開首非常擅長利用霓虹燈的鮮艷顏色，去反面襯托在異鄉工作的母親內心，還有受到衝擊的兒子的忐忑不安，而且電影開首，戴著粉紅假髮、濃妝豔抹的她為觀眾帶來視覺震撼，讓人意想不到她的背景是經人口販賣淪落到首爾的脫北者，還要經歷過在中朝鮮族的貧窮生活。顛覆母親一生的，有四個男人：將母親帶到延邊的男人、盲婚啞嫁的老男人、兒子建謙及在首爾的丈夫。她與每個男人的經歷，除了是時代的悲歌之外，還錯綜複雜地涉獵多個社會問題。

先有接待脫北者的非法偷渡蛇頭男人，讓母親盲婚啞嫁到一家延邊朝鮮族的農民（吳光祿飾），她既不愛丈夫，也不愛這個家庭，懷了建謙這個孩子，都想強行墮胎。這經歷令人的心酸的同時，也回想到渴望脫離獨裁政權的北韓人的處境。不少北韓女性因制遇及錢財限制，未能就這樣跨過三八線到南韓生活，唯有被人口販賣的集團賣到中國東北生活，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生活，而且一直被黑道份子恐嚇及威脅。然後因為家庭狀況不得不拋夫棄子到南韓生活的女主角，經歷的內心掙扎，是電影的其一重點，刻畫女性內心的手法細緻，而且亦繼續帶出朝鮮族在南韓大都市生活遇到的問題。

首爾夜店內的燈紅酒錄，豈料內裡工作的女性，有不少都是非法移民，正如女主角都在問同僚什麼時候來到南韓。無疑，這亦呼應了不少南韓人眼中朝鮮族的形象——低賤粗鄙，還有只能徘徊在黃賭毒等地下事業，正如昔日兩部電影《青年警察》及《犯罪都市》中如何描述在韓朝鮮族的形象，全部都是面目可憎、左青龍右白虎的黑社會小子。在面對種族歧視，還有性別的欺壓下，母親在無力感下，仍然嘗試向遠道而來的兒子解釋自己的處境，並讓他重新感受母愛，恰巧造成及反映悲劇中人生的光明面。

也許有觀眾會認為電影只是純粹在歌頌親情的偉大，還有刻意煽情，但在我眼中，電影是刻意利用這點，加上社會元素去審視多個社會議題，而且傳達出一種自省的訊息，就是勸勉世人如何用更正向的態度解讀自己的人生，還有父母的作為。「美麗的日子」是否在結尾才來？不要緊，最要緊的是，母子能理解彼此的難處，並重新一起生活下去，縱使大家的處境有變，能夠重新擁有天倫之樂的日子已是人生的小確幸，就算遲來，也好比一生都沒有美麗的日子過。

評分：4/5（5分為最高）

根據韓國傳媒報導，隨著金學義當年的性侵及性暴力案正式重啟調查後，檢方逐漸查出該案件與青瓦台千絲萬縷的關係，當年朴槿惠政府確實有介入案件調查，導致金學義至今仍消遙法外。

經確認指出，2013年3月前法務部次官金學義的人事驗證過程中，青瓦台民政首席室制作了包含「金學義別墅性招待及性愛影片」內容的驗證報告書，並向當時的青瓦台秘書室長許泰烈報告。據悉，報告書上傳後，當時朴槿惠總統最親近的人之一向上傳者表示不要誤會影片中的性關係等描述，強行中斷了追加驗證。當時擔任青瓦台民政首席室公職綱紀祕書官的共同民主黨議員趙應千（音譯）昨天接受傳媒訪問，指以上均為事實，他指總統秘書室長接受過驗證報告書，意味着當時朴槿惠總統亦有可能收到了上述內容的報告。

趙應千回應指，呈交驗證報告書後，他曾多次請求確認涉案的影片等資料，並表示如何金學義事件屬實，會對當時的政府政務造成負擔，但當時民政首席室並沒有觀看及確認性愛影片，亦沒有確認警察正在進行內部調查。而他與警方確認時，調查組長金學培（音譯）當時表示沒有收到確實的訊息及資料，故沒有進行案件調查。

另一邊廂，現屬自由韓國黨議員韓國黨郭尚道接受採訪時表示當時確實警方沒有確認內容，並指沒調查不牽涉人事升遷的不法請託，是因為舉報內容未得到證實，在當時情況下沒有特別的原因不進行調查。他補充指，雖然也詢問過金學義案的相關內容，但遭到了否認。這是前政府人員首次承認民政首席室直接向金學義辦理了確認程序，並繞過警方調查。

而趙應千強調指，對當時民政首席室沒有追加驗證及與警方合作調查案件時詫異，他肯定朴槿惠政府確實有介入調查，並讓事件不了了之。他更表示經過打聽得知，金學義的父親在朴正熙時期曾擔任陸軍大校，與朴正熙關係非常好，所以他推測前總統朴槿惠和金學義關係匪淺。

韓影《證人》：法律、人情、道理上都不能定義的「正常人」與「不正常人」
很欣賞韓國電影將煽情感人的元素拍攝得不慍不火，不會過份賣弄煽情的同時，亦會有一定水平的劇情烘托感情的發展。《證人》是我看過的韓片中，第二齣涉及自閉症題材的作品，上一齣《那才是我的世界》亦是頗出色的作品，而《證人》牽涉的範疇更為廣泛，就是一宗令心寒的謀殺案與自閉症女孩作為目擊證人的正義對決。

（含劇透）

戲中有兩句對白我非常有深刻印象，與楊淳鎬律師（鄭雨盛飾）為多年好友金秀音（宋玧妸飾）向他說：「大韓民國已經腐敗到這樣的地步了嗎？」還有自閉症女孩智宥（金香起飾）對楊淳鎬說的一句話：「律師是幫人的好人，你是好人嗎？」這兩句對白帶出了電影想傳達的訊息，究竟讀懂法律的人是否一定代表正義？是否就一定明白被定義為「不正常人」的世界觀？

法官、檢察官從來被定義為正義的化身，檢察官將邪惡勢力檢舉並交上法庭，法官就明辯是非，以客觀的立場剖析每宗案件，當然達成這種廉潔法治的前提，要不受權貴及政治左右。而律師是為一個被告提供法律援助，即使他是完全無辜或有罪的人，收到律師費後就要提供專業的法律服務，職業道德上又要保護委託人的權益並為他辯護。楊淳鎬一直站在正邪分界線中，他以民權律師加入了一間大律師事務所，豈料該事務所一直偏袒權貴，致力為他們洗清罪名，而面對這宗謀殺案，他亦要交出專業的法律知識為被告人辯護，不惜不斷否定智宥的證言為無效，其後「勿忘初衷」四個字令他倒戈相向，支持正義的一方刻意打輸官司，給大家一個感人的結局。

律師如何與智宥溝通是戲中一大重點，戲中經常強調自閉症患者是活於自己的世界之中，沒有人跟得上他們的步伐。楊淳鎬為了得到她親自回答的目擊經過，不惜學習如何與自閉症患者相處，並天天與她一同放學並玩智力遊戲。律師與一般人一樣，被「精神病」一個標籤阻礙自己對該女孩的看法，認為她是「不正常」、「與我們不一樣」，甚至歧視她，覺得她不能成為法庭上有效的證人。偏偏，智宥是一個擁有極強智力、聽力及視力的女孩，比我們一般人更能推理及聽見細微的聲音，如果按大眾的標準，她就是被稱讚為「資質非凡的天才」。面對這樣的孩子，你會認為她是「正常」，還是「不正常」，戲中一直就「正常」與「不正常」兩者之間提出質疑及讓我們反思，甚至在否定這個二元對立的形容詞，正如律師反指自己的委託人有罪時，向大家說：「律師都是人，每一個人與生俱來都是不同的。」律師同樣在經歷這個掙扎，而撇開了主流標籤後重新看這個女孩，就肯定了她是法庭上最優秀的證人。

我頗欣賞電影將自閉症的特性，溫和不過份煽情地融入劇情中，讓觀眾能夠以更平常的心態看待這個議題，而且跟隨電影的步伐走進自閉症女孩的世界，了解她的內心及想法。電影精彩地透過對謀殺案的剖析，去反映出自閉症不是一種疾病，反而是一個特殊技能，他們對生活有特別的感知及認知能力。不過，電影中未能突破的一點是，如何能夠不以標籤的角度出發看待這個議題，當然要做這一點非常困難，而電影亦在反映亞洲內的現實情況，歧視至今仍然存在。

電影的精彩看點，是楊淳鎬如何透過違反自己律師的責任，去道出一些社會真相，我們能夠以沒有歧視及偏見地看這部電影嗎？因為長期被社會大多數人認同的標籤，所以實在太困難，但嘗試擺脫那些偏見是必須的，這部電影或許會令你感受到，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即使自閉，亦是純真而獨特的一個人。

評分：4.5/5 (5分為最高)

韓國的幼兒教育與香港有少許不同，香港全部幼稚園均由私營機構、非牟利及私立三種，並沒有由政府公立及直接資助，而韓國則有分公立及私立的幼稚園。顧名思義，公立幼稚園是由國家政府全面資助，收生亦不需經過面試，只透過中央派位即可入學。不過，近日在韓國關於幼稚園的爭議不斷擴大，令政府都需要自口發動延期開學罷工的聯會撤銷許可登記。究竟當中政府與聯合在多個幼稚園議題上存在什麼分歧？究竟誰對誰錯？背後又揭示什麼社會現象？

韓國幼兒園總聯合會於3月4日發起針對政府「幼兒園三法」改革的抗議行動，當中包括私立幼兒園「延期開學」的罷工行動。本身在韓國有3875間私立幼兒園中，聯會表示會有1533間參與行動，佔總數的46%，其後有239間決定延期開學，當中有221間設立「臨時庇護」有限度開放，有18間完全停業罷工。而首爾市教育廳於次日舉行記者會表示，由於發起延期開學事件前所未見，並侵害兒童權利，故以《民法》第38條對聯會處以撤銷登記的行政處分，即使聯會於前一日罷工失敗後宣布停止，但仍難逃過這次處罰。

韓國政府正在推行的「幼兒園三法」修訂案，包括幼兒教育、私立學校及學校供餐法。這次聯會最反對的，是私立學校法中，幼兒園需要全面採用官方的會計系統Edufine，還有私立幼兒園停辦時，需要有2/3家長同意等。聯會認為官方會計的引入令私立幼兒園所有財務收支記錄都會在政府的監督之下，造成私隱侵犯及市場干預的問題，同時令本身帳目正當的私立幼兒園處於不公的位置。他們認為政府的法偷修訂案應只針對有嫌疑的私立幼兒園，而不是全部。聯會因而發動延期開學的罷工，不過首爾教育廳強硬應對，不但沒有聽從聯會提出的要求，而且更取消他們的登記。

而政府針對幼兒園提出的「幼兒園三法」修訂案是不無道理。國營及公立的幼稚園可以讓政府直接監督帳目、資助金的比例等會計事宜，但由於私立幼稚園在韓國數目眾多，同時又獲得政府部份資助，要準確知道獲援助的幼兒園的會計情況的確相當困難，自然有引入官方的會計系統Edufine的需要，讓政府能夠更妥善監督（當然前提是政府能夠公平公正）。而去年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議員就以2013至2017年期間進行的聯合調查為例，該調查結果顯示，有1878間幼兒園涉及挪用公款的帳目不明情況，並有貪污國家補助金的實證，總額達到269億韓圜，同時有查出部份園長利用公款購買名牌手袋及成人用品。而引入官方會計系統能夠讓政府監察補用金的使用情況，杜絕政府的援助被流入不法之徒手中。

同時，這次改革讓公立及私立幼稚園均引用線上入學管理系統，讓政府能監察幼稚園內有否涉及「不法請托」等走後門事件，還有有「幽靈學生」等濫竽充數事件。而根據首爾教育廳發表的取消聯會設立許可的聲明，指他們罔顧孩童及家長的利益，並有串通不如實披露財政報告及入學情況。如果聯會因這些政策而反對，甚至進行罷工，的確不太恰當。

不過，韓國政府亦需要從這次改革之中，好好思考自己作為政府，更應為社會樹立榜樣，在內部應先審查有否涉及類似的事件，政府內部貪污、不法請托等事情常常發生，而且一直成為在野黨的話柄。除此之外，政府在決定撤銷聯會許可前，理應先禮而後兵，如收集他們對「幼稚園三法」的意見，再商討出一個解決方案，或會能夠和平解決幼稚園開學延期的罷工事件。現時韓國政府的做法略嫌過於強硬，導致事件不歡而散，並且出現矛盾。雖然推出的政策有助解決幼稚園內部的腐敗問題，但這次處理訴求的做法不太妥當。

今年三月中的韓國發生了一場全城關注的演藝圈性醜聞，先有前BIGBANG成員勝利經營的夜店發生藥物性侵等性醜聞後，調查電話對話就查出鄭俊英等藝人涉嫌非法偷拍性愛影片並分享。性醜聞越揭越嚴重之際，亦有人懷疑是用作掩飾多宗涉及政商的貪污及性招待醜聞，在談論這些之外，我們亦需要留意這宗醜聞發酵期間，不少人還未意識到的一些社會現象，還有一些不平等的問題。

由鄭俊英不法偷拍影片事件揭發後，韓國有一些極端及右翼分子集中的網上論壇就以非法途徑取得涉案影片，並秘密地與會員之間分享，同時事件揭發當晚，就不斷有人製作受害者名單讓人信以為真，然後不斷指出韓國哪位女藝人曾經與鄭俊英發生性關係，然而被偷拍成影片分享。其後陸續被指為受害者的女藝人不斷否認事件，經理人公司更揚言對造謠者採取法律行動。

而事態變得嚴重，一眾韓國網民就在自己的社交網站上發佈一張黃色警告圖片，以表達對不少人對受害者猜測及謠傳的行為表示不滿，該圖片寫明「我們並不好奇事件受害者是誰」及「散播任何猜測受害者是誰的照片及影片都是在二次傷害」，並呼籲那些人停止這樣的行為。更有部份人回頭批評受害者，指責她們若要與藝人發生性關係，這是預料之內的事，或指責她們去夜店結識男生後遭偷拍，是咎由自取。不過，自從抗議行動的升溫，還有不法偷拍背後揭發的貪污及不法請託醜聞後，關於「受害者是誰」的焦點就被轉移到昔日的警方高層及政治腐敗。

從這個問題上，我們能看見反性犯罪的運動中出現的「二次傷害」的問題。在這裡所提的「二次傷害」，並非只有人人猜測受害者是誰這麼簡單，而且還包括 “Blame The Victim”的社會指責文化。早於2018年在韓國政界及演藝界掀起的一場舉報性侵的Metoo運動起，就已經有不少網民批評受害者將事隔多年的遭遇重新公開是無意義的行為，甚至質疑他們的用心，社會之間的指責文件，令不少受害者均不敢發聲，以免成為被批評指罵的人，這次事件亦一樣，沒有被公開的受害人一直受部份人批評，指既然要潔身自愛就不應去夜店結識男生，或者懷疑她們是自願拍性愛影片等。相同道理，這些批評根本無助解決問題，真正需要關注的焦點，是「共識」的問題，只要雙方願意下進行，就不構成犯法，但這次藝人性醜聞事件，正是在受害者不知情下發生。顯然，這些指責言之無物、言不成理。

回到「二次傷害」的問題，韓國傳媒報導指出，在事件被揭露期間，有iPhone使用者表示透過AirDrop傳輸文件功能，就自動接收了懷疑是鄭俊英等藝人分享及偷拍的性愛影片，有部份人更透過接收的影片，繼續向其他人分享。有不少人批評，推波助瀾地分享影片的人，與藝人的偷拍行為沒什麼分別，而且是對受害者造成雙重打擊。而且以這宗藝人醜聞掩蓋涉及財閥及政界的性醜聞及貪污醜聞的揣測甚囂塵上，如一直在猜測受害者名單，還有廣傳影片的話，無疑是「全城中伏」的同時，對受害者造成的傷害亦不能估計。

而談到偷拍影片本身這個行為，現存的法律並不能清晰界定當中行為是否違法，因為當事人拍攝影片時的「共識」表現，並非單單能靠影片就能確認，有不少情況都是其一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進行下拍攝，或者被迫參與拍攝。每一個人都擁有身體自主權，有權決定自己情愛及性慾自主，如以偷拍影片為樂，並與其他人分享，這無疑是對受害者進行「色情報復（Revenge Pornography）」，而且造成未得共識（Nonconsensual）的色情報復。而鄭俊英於2016年同樣被舉報指發生性關係時曾進行偷拍，但他一直堅持是雙方自願下發生的事情得以脫罪，究竟誰真誰假，根本無從判斷，所以偷拍行為不單造成敗壞風氣，更對被色情報復的受害者造成不可磨滅的傷口。

從這次藝人性醜聞中可見的是，偷拍之後分享，並要脅當事人的行為，不但存在色情報復，而且有嘲弄女性的情況出現，反映出現代社會仍存的「厭女情意結 （Misogyny Complex）」。事件中藝人之間對被偷拍的女性評頭品足，並不斷侮辱女性與他們發生關係是乞討的行為，無疑是在彰顯父權下的支配者權威。同時隨著新時代下信息傳播的發達，一個掣就足以令一個人被全世界進行公審，厭女加上色情報復，網友被滿足了一時的淫慾渴望，但受害者的私生活就仿如被公諸於世，而且存在的「被迫」完全被忽視。所以這宗醜聞過後，我們更應醒覺當中存在的社會問題，就是在社交媒體的新時代如何散播性別不平等的意識形態。

這宗醜聞無疑破壞不少人對韓國的想像，因為當中存在的齷齪行為，不但令人無法想像，而且揭示不少在亞洲社會仍普遍存在的不公，性別、身體等都是我們應有的自主權，我們應該以身作則，對抗這些扭曲的社會風氣，並清晰明確指出，任何人都不能以私密影片傷害一個人。

香港偉大的TVB （亦是我最討厭的電視台）的一大特色，就是在早上或深夜時段重播舊劇，更令人可笑的是，舊劇竟比新劇好看，可想而知現今香港無線製作的質素有多參差。而最近韓國的電視台出現重播舊劇的編成放送，從中再談論的，絕不是劇情質素的比較，反而是劇中女性的形象與社會同步的改變。究竟從重播的舊劇中，如何能揭示韓國社會女性地位出現的轉變？

若要談到90年代或2000年代的韓劇，雖然都能說得出多部經典作品，如《浪漫滿屋》、《藍色生死戀（秋日童話）》等，不過同時亦會有不少人批評昔日韓劇劇情俗套及故意煽情，例如撞車、癌症等悲劇劇情不斷重演等。韓國MBC電視台轄下的收費電視頻道MBC ON最近開始重播90年代的韓劇，不少人重看時卻感到不舒服，甚至批評為何當年會出現這些劇情侮辱女性。得出的結論是，當時劇集守舊的，不只是劇情，還有女性的刻板形象。

雖然有部份網民讚賞MBC能夠有機會讓他們重溫舊劇，甚至在電視台官方網頁留言要求重播多部未列入重播計劃的電視劇。不過有不少人都在反映舊時劇集看得令人不快。以兩部MBC劇集作品為例，1996年播出的韓劇《三男三女》中，男角色申東燁要為一名女性朋友改花名，指因為她臉頰及屁股都非常嫣然，所以應改為這個花名。另外2001年的《情定大飯店（Hotelier）》中演員宋慧喬飾演的角色曾向其父親說希望學習如何經營酒店，但被父親一口拒絕，指「女人學什麼經營？在學校就應好好學習。」

這些類似的對白及行為均在90年代韓劇中不斷出現，與性別及人權意識等不斷發展的現今社會氛圍中顯然相違背，以往不少觀置未會為意這些取笑女性，或貶低女性的劇情，在現實社會不斷發生，甚至習以為常認為這是韓國女生必定會經歷的事情。當時沒有感受到的不平等及被歧視，事隔20年有多才能感受到當年女性的地位有多卑微。偏偏最諷刺的是，1970-80年代的韓劇曾經是非常貼近女性的心態，就是生活題材家庭倫理，還有女性視點的愛情小品。曾經受到青睞的「女性當自強」式作品，竟然在90年代起變得式微，取而代之的，是男性主導、女性應當受保護為主題的作品，甚至出現男性霸權與現今性別意識相違背的劇情。可見，當時女性的卑微地位形象，都在這些劇中反映出來。

正如不少國家的性別問題，均能利用女性主義學者Kimberle Crenshaw的「交集 （Intersectionality）理論，在韓劇中女性的卑微形象同樣能利用這理論解釋。因為90年代至近代所拍攝的影視作品，均有反映職場霸凌的威權問題，不限於男女性之間的欺壓，還有階級的壓迫。1998年的韓劇《向日葵》中，演員金喜善飾演一名普通醫生，飾演前輩醫生安正勳在他面前吸煙，並一直批評金喜善匯報病人狀況時在噴口水，而且沒有禮貌，而且劇中亦有聚餐時科長強迫女後輩醫生喝酒的場面，反映了不只是對女性的歧視，還存在階級上的壓迫及欺壓。

若要比較現今女性主義抬頭的時代，近年的韓劇可謂看得舒服得多，除了重視以女性為視角的愛情劇重現之外，還廣泛地牽涉不同年齡層女性的角度進行描繪，並反映社會現實。2016年的韓劇《Dear My Friends》就巧妙地利用老人的視角去窺視國家的安老問題，還有與年輕人的世代矛盾。同年的《通往機場的路》、2018年的《要先接吻嗎？》、2019年的《羅曼史是別冊附錄》等均以結婚或曾結婚中年女性為主要視點，探究女性心理還有社會如何對已婚女性有不同程度的壓迫。顯然，現今韓國社會女性主義的崛起，還有女性地位提升的提倡，都能在現今電視劇中反映出來。

而過往對舊劇的問題場面進行批判只屬少數意見，現今反而成為了主流意見。縱使在韓國，性別問題仍牽涉不少爭議，而且意見不斷呈兩極化，但唯一的進步，就是電視劇中能打破性別定型的框架，反倒以女性心態作主要的描繪對象，反映社會現象，從而帶出性別平權的訊息。亞洲社會要達致真正的性別平權，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但求多數人明白真正的女性主義想爭取什麼，都已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