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很久的中美貿易戰，為全球經濟帶來不少暗湧，當然兩國之間的政治及經濟問題是千絲萬縷。而在全球的經濟前景都不明朗下，在亞洲亦再度發生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戰。本是相鄰國家的韓國與日本，在這場貿易戰上針鋒相對，一直主張和平建交的韓國總統文在寅，近期亦不斷採取鮮明的態度直接批評日本的做法。韓國政府更決議終止《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以作回應，究竟日韓之間的貿易戰爭從何而起、從何而完？
今年3月迎來韓國「三一運動」100週年之際，韓國民間及政府一直著要求日本重新正視多個歷史爭論問題，包括解散慰安婦財團後的後續安排，還有強徵勞工判決等糾紛問題。不過日本政府在「愛理不理」的處理態度之間，突然於7月4日宣布對韓國實行限制出口的措施，包括韓國本地生產半導體及電器顯示器面板所需要的原材料等，被指為針對去年10月韓國大法院對日本企業二戰期間強徵朝鮮勞工判決的報復。而事隔一個月，韓國政府亦對日本採取相似的限制出口措施，在韓國的《戰略物資進出口告示》的修訂案中，將日本從出口優待白名單中剔除，降級為受到嚴格出口管控的國家。而在8月15日韓國的光復節上，文在寅的發言亦展示了強硬立場，表示希望能建設誰人都動搖不了的國家，暗指日本利用經濟對韓國進行打擊，即使他們堅持隨時願意進行協商，但以日本至今仍然強硬的立場來看，韓日貿易戰仍未見終結的可能。
要數到這場貿易戰發生的原因，就是20世紀中遺留至今的戰爭責任問題。由於日本至今尚未正式承認戰爭責任，更遑論向慰安婦及強徵勞工受害者道歉。而日本最初只以「不平等」式條約與韓國政府達成協議，以1965年與朴正熙簽訂的《日韓請求權協定》為根據指在韓國的受害者不能以個人名義向日本政府或企業追討賠償。1965年簽署該協定時，日本不但拒絕承認殖民統治的非法性，更拒絕了個人索賠的請求權。而2000年代關於個人索賠的案件都判處原告人敗訴。
不過，2012年韓國大法院首次作出「《日韓請求權協定》並沒有讓個人索賠權消失」的判決，其後事隔六年，大法院於2018年尾裁定日本企業「新日鐵住金」須就二戰期間被俘虜的勞工作出賠償，駁回日本法院拒絕賠償的決定。而日本政府則認為，韓國是在單方面作出違反韓日請求權協定的行為，而且破壞了國際條約，為了讓韓國政府「遵守協定」，就作出了限制出口的措施，之後更通過《出口貿易管理令》修訂案，將韓國從「出口白名單」中移除。他們指出移除韓國於白名單後，向韓國出口的商品中，可被用於核武器開發和製造的商品則需要獲得出口批准，程序將變得更為苛刻。而截至現在，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仍然未有正面回應韓國人及政府的訴求。
日本一直拒絕當年軍國政府的殖民統治為非法，並指當年在簽署請求權協定時韓國拿到一筆經濟合作名義捐贈的資金後，就已達成共識不再主張請求及索賠權。而韓國政府反駁指當時沒有圍繞該問題進行討論，亦沒有達成「請求權失效」的相關共識。在雙方不一樣的解讀下，演變成現今的貿易戰矛盾。
而回顧日本政府作出的決定，顯然沒有認真解讀韓國大法院的判詞。大法院的判詞是針對殖民統治的賠償，包括強徵勞工問題，而1965年的請求權協定內是沒包括這協商的，即是協定框架以外的新議題，日本一口咬定請求權協定已解決所有爭議，是無的放矢的主張。同時，日本政府多次肆意對韓國的法院的判決作出批判，並以此作出經濟報復的措施，同時不斷以日本法院的裁決加以說詞，顯然是否定及挑戰三權分立的民主制度。日本政府更禁止涉事企業向韓國強徵勞工的受害者作出賠償，顯然有內部干涉的行為，與國際法的規定出現牴觸。同時，早於1999年，國際勞工組織已經向日本發送公文，呼籲他們主動就遺留多年的強徵勞工問題作出賠償，當時已指出該賠償問題並沒有與個人請求權消失有衝突，所以安倍晉三的主張顯然背後沒有一個好的說辭支持。
和平從來是人人所期許的事，大至國家小至家庭內和諧是最重要的。縱使韓國政府保持強硬立場，但亦不斷強調願意與日本進行協商解決當前的矛盾，不過日本仍然以傲慢的態度拒絕與韓國進行對話，韓國青瓦台於7月曾向日本派遣特使請求對話，但日本一直拒絕，連美國的介入亦遭日本拒絕，這顯然不是求同存異、解決紛爭的態度，是存心挑戰東亞的和平狀態。韓國政府需就此困局堅定立場，不但要努力尋求兩國人的方案，日本亦更應放下強硬態度，已發生的歷史是不爭的事實，不應繼續迴避歷史問題。否則，貿易戰只會演變成兩敗俱傷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