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出現韓國首爾市市長朴元淳自殺身亡的新聞，不少人均就此感到惋惜，但朴元淳傳出在他失蹤前一天，有女性到警察指控遭受其性騷擾起，人們關注的焦點隨即轉移在這場引起軒然大波的「朴元淳性騷擾」案件之中。以「沒有公訴權」為由結束了調查的警方等成為眾矢之的，不少團體均譴責及要求查明真相，掀起了新一輪朴元淳Metoo運動。他們的勇敢發聲，並非只批判了朴元淳的行為，還挑戰了一直以來韓國對於性罪行的調查及處理方式。
「我3年前看了《82年生的金智英》一書後流下了眼淚，並感到絕望⋯⋯我是個女性主義者，現在由於沒有完善的照顧體系，所以會對女性造成的損失。」
這是朴元淳於去年11月18日在首爾東大門設計廣場「2019首爾國際護理博覽會」活動上說過的話；於2018年舉報性犯罪的Metoo運動興起時，他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亦曾表示「性騷擾事件應該從受害者的角度看待，應該進行比受害者本人所說的更多的真相調查和事後處罰」，他亦評論指「應保護指控前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性侵的受害者女秘書，不能再發生類似事件」。這事件顯然對韓國人造成衝擊，以「人權律師」、「女性主義者」自詡的朴元淳，竟然被指控四年間對女秘書進行不同程度的性嬉弄及性騷擾。
「自己在巨大的權力面前弱小無力，希望得到公正、平等的法律保護。」
指控朴元淳性騷擾的受害女秘書透過代表律師在7月13日的記者會上代讀親筆信，這句話總結了她面對這場訴訟的心境。受害者的指控成為了大眾的關注焦點，即使被指控性騷擾加害者朴元淳不在人世，不少人仍希望在警方以「沒有公訴權」處理下，仍能夠查明真相，但透過民間集合的智慧，即使難以對故人定罪，但仍然有方法查明真相，還受害者一個清白。首爾市應設立獨立調查部門徹查事件，當中亦不應包括與首爾市政府存在利益衝突的官員或行政人員；另外亦可以透過國會及政府發揮功能舉行聽證會調查真相，國家人權委員會亦能透過其調查權進行真相查明，各方均可各自努力確保整個查明真相的過程能夠客觀地進行。
眾人呼喚及表達查明朴元淳案的真相，掀起了一場「Metoo革命」，對於當權者痄下的性暴力，女性們主張更不畏強權，要求徹查並將犯人繩之於法，朴元淳案受害者的代表律師及女性團體在記者會上定義朴元淳的行為時，亦直稱之為「權力型性犯罪」。不過，Metoo運動一直被詬病將男性污名化，這次亦同樣出現相關爭議，從朴元淳因指控而作出極端選擇，受害者一直被指責將有名的首爾市市長推向死亡，同時一直有網民在進行起底，揭露她的個人資料等，「二次傷害」的行為令受害者一直遭受雙重傷害。這亦印證查明真相的重要性，一方面堅持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原則為事件解開疑團，亦能反映出政界對於性別問題的退步思維。
韓國爭取性別平權的「Metoo革命」，朴元淳性騷擾案成為了導火線。自2018年萌芽的Metoo運動起，多次的江南站及惠化站女性團體示威、對「N號房」及「博士房」性剝削影片事件的憤怒等，都會迅速引起韓國人的熱議，無論是案件的調查上，去到社會層面的性別問題，至少比起昔日的韓國，有更多韓國人意識到他們生活的社會不能再停留了歧視及欺壓女性的意識形態中。性別議題如今在韓國演變成到達沸點的話題之一，政界、調查機關的一個動作都會掀起社會爭論，朴元淳案亦如是，假若各個部門能夠還受害者（甚至故人）一個清白，這絕對百利而無一害。
回顧事件本身，究竟為什麼會激起了韓國女性的憤怒？朴元淳案的原委，就是女性的人權被當權者及權力階層拋諸腦後。受害者在向首爾市政府的職員舉報事件時，只獲一句「市長不是這種人」的答覆；找警方求助，但朴元淳被質疑事先透過輔佐官偷步知曉事件。權力及調查機關的行為，顯然辜負了受害者的信任，而且忽視了受害者的遭遇及人權。
「那些人（權力階層）手握著『大喇叭』，在個人社交網站發表的評論足以被媒體報道，他們越提到與朴元淳的緣份，受害者只會更畏懼發聲。」
有就朴元淳案感到憤怒的女性說出了這句話，並形容這些權力層的言行為「消極的二次傷害」，當有社會影響力人士至今未有為性罪行發聲之時，只會令受害者及加害者之間的話語權及地位差距更大，助長了 “Blame the victim （怪責受害者）” 的文化，同時更鞏固了權力層的勢力，更打壓了女性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各種以權力欺壓女性或性罪行，都是在否定女性應有的權利，縱使在政治立場上進步如朴元淳等人，同樣沒有尊重到女性在社會上應享有的平權。韓國法律停留在對性犯罪的消極處罰，再加上包庇加害者的氣氛，令韓國女性蒙受更多創傷，「Metoo」運動的興起，就是要改正這種歪風，所以這次朴元淳案牽起的查明真相運動，再一次對韓國社會作出嚴厲的批判。韓國上至政府，下至平民百姓，都應開始改革思維，切實保障女性應有的地位及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