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1至12日
在參與新一屆民陣秘書處前，我獲南韓全國基督教青年會會議（National Council of YMCA）邀請，在十一月十一至十二日參加韓半島和平論壇，報告反送中運動下的香港人權和民主發展。同時，南韓公民社會組織如「燭光運動」搞手之一的PSPD，順道邀請我提早到首爾，向公民社會、社運團體和傳媒分享香港逆權運動的進展和價值。論壇的參加者，主要是南韓公民社會的組織者、亞太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包括來自香港的同工等等。
香港逆權運動（反送中運動）對南韓朋友而言有相當影響，一來她們會勾起八十年代南韓民主抗爭的記憶，深感同情；二來基於抗爭記憶，她們很想盡一分綿力支援香港。即使南韓政界多抱持觀望態度，但南韓公民社會，相當希望和香港人團結同行，儘管她們沒有能力如美國政團般以法律制裁中國。可見國際連結，連結民間社會，打好地基，也是不可或缺一環。
十一月十二日，我在韓半島和東亞和平論壇作報告時，首先向與會者播放幾段短片，包括當日早上警察在城大外聲言要槍擊示威者頭部、警察在紅磡站天橋外襲擊孕婦，以及西灣河交通警槍擊兩名中學生抗爭者等。與會者非常震驚，無法想像香港警察會用實彈槍擊手無寸鐵的示威者。
我當日的分享，圍繞三個主題，簡要如下：
（一）和平是正義的果實（依撒意亞三十七：十七）：
Peace一字，在中文可譯作「平安」或「和平」。前者多指涉個人的心靈狀態，後者多關乎社會秩序。若只講求內心平靜而無視秩序的不公義和制度暴力，我們不可能有Peace。故此，我向與會者講解香港政治制度的邪惡，小圏子選委會和功能組別造成行政霸權摧殘香港；警察制度腐敗、縱容警察濫權濫暴，包括使用過度武力、非人化、酷刑、性暴力、無差別襲擊和缺乏獨立制衡機制，令香港淪落為警察城市。
（二）締造和平的人真是有福（瑪五：九）：
無論是和理非或勇武，皆是締造和平的人。和理非是和平子女可以理解，但勇武亦然，有何憑據？首先，勇武所指，正如有中大同學所言，是勇者無懼；勇武者實質同時是和理非的護盾，抵擋警察進擊；第二，經過721元朗恐襲，市民不再相信警察是維持社會安寧的執法者，示威者要自救自衛，唯有以勇武守護同行者；第三，勇武者是理性的前線人員，選擇性「裝修」抹黑運動的中資、回擊警察視若無睹私襲示威者的白衫人（例如以的士撞斷示威者雙腳的司機）。我們儘管不認同任何肢體暴力，但亦要放諸具體處境作分辨，否則我們連潔淨聖殿、掃走商販的耶穌也要譴責了。
（三）正義和平相親相吻（聖詠八十五：十）：
正義與和平要相親相擁，首先就要有團結關懷的氣度。無論是香港、智利、玻利維亞、黎巴嫩、伊拉克或南韓的抗爭運動，都有互相學習、互相連結的可能。我們需要如五旬節一樣，在聖神的光照下，能說不同的語言，相互交流、理解、肯定和支持。故我向與會者提出，希望在大會結束時發表聯合聲明，支持香港的逆權運動，尤其是要求港府不要取消選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及停止警察一切暴力手段鎮壓示威。
分享結束後，我就趕回香港。大會結束時，的確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全文如下；
【支持香港市民抗爭：韓半島和平論壇參加者支持宣言】
「我們是一群參與2019 韓半島和平論壇的參加者，在論壇上就亞洲侵犯人權情況作出一份報告。我們特別關注香港市民被香港警察殘忍暴力威脅的情況。我們一眾參加者感同身受，與香港市民保護民主和人權的這場運動同行，因此發表這份支持宣言。
「香港市民早於2019年3月對逃犯條例修訂案的人權侵害可能性表達極度憂慮。6月9日超過一百萬名市民和平示威; 6月16日更超過二百萬名(佔全體人口的四分一)市民上街和平表達反對修例。但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堅持在6月12日於立法會就修例進行二讀，激起市民更大的反抗。而這場運動至今已經持續超過五個月。逃犯條例的修定對香港的法治制度和自主造成極大的威脅，更是打壓香港人的政治聲音。
「香港警察以武力甚至使用實彈槍械回應整場示威運動。香港市民對於鎮壓示威的警察隱藏身份、沒有搜查令下進行搜查和拘捕感到非常憤怒。
「香港政府必須立即停止無差別殘忍的暴力行為! 另外亦必須停止對受傷的被捕者延遲醫治以及侵害言論自由的行為! 香港現在正面臨人道危機! 立即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香港警察暴力鎮壓行為。
「必須保障、尊重和無條件下與香港社會各界展開和平對話。若香港政府拒絕對話，仍以暴力鎮壓示威的話，全世界的市民必定會團結起來一同反抗!
「中國政府必須遵守中英聯合聲明內「一國兩制」及「高度自治」的原則。特別在「直選行政長官」的承諾在數年前被無理否決，亦是激起示威的原因之一。在人權和民主原則下，香港的自主權需要被提升。
「現在，香港的人權和民主正面臨深切威脅。我們夢想著一個由市民共同創造的正義和平亞洲，我們全心地支持香港市民對抗強大且殘忍的權力，爭取人權與民主。
2019年 韓半島和平論壇參加者」
這次民間交流，無法以本國法律或政策制裁香港和中國政府，表面看來沒大價值。然而，我認為其重要性有三。
首先，公民社會有影響當地政治人物和政黨的能力，尤其是不少公民團體和有系統的非政府組織如YMCA，本身和不少政界人士有連繫，這種建立公民社會網絡連結的步法，其實有打好地基的作用。
其次，讓更多團體真切了解傳媒和官方以外的運動論述和分析亦相當重要，亦會鼓勵她們進一步了解香港實況，甚至願意來港實地視察。
第三，民間連結，並非次次要講實效，建立公民社會的友誼和互信，互相聲援、可以榮辱與共。例如筆者認識的南韓公民社會朋友，在十一月十日聯同六十多個組織發表聯署聲明悼念周梓樂同學並聲援香港抗爭、譴責警暴（註），經香港媒體報導和民陣社交平台，有數千人轉發，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這份團結(solidarity)，對保持香港逆權運動的士氣亦有貢獻。
至於這次交流之旅的其他得著，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