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香港，警權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甚至警權蓋過政府的權力去肆意剝削香港人應有的權利。而在今天成功撇走保守派的威權統治的韓國，亦再次出現權力機關濫權的爭議，即使曾出現200萬人上街要求改革，至今仍未見有平息的跡象，甚至事件已演變成官商檢警之間的龍爭虎鬥。究竟檢察機關的多個行動，如何揭發現任政府的醜聞的同時，亦暴露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權力過大問題？
2019年下半年其一最轟動韓國社會的新聞，就是圍繞文在寅身邊的大紅人曺國的事態，曺國在文在寅上任時就已被委任為民政首席秘書官，一直透過回應青瓦台國民請願等活動而為初期的文在寅政府取得不少人氣。而直至今年8月9日被文在寅指定擔任新的法務部長官起，關於他的醜聞不斷被揭發。先由傳媒被揭發女兒涉嫌透過多種不當方式入讀高麗大學，包括透過以「高中生」名義掛名發表專業醫學論文，同時亦被揭其配偶，東洋大學教授鄭景心渉嫌幫助女兒偽造成績優異的表彰狀等腐敗新聞，同時曺國的母親擔任理事長的「熊東學院」被揭利用假訴訟私募基金及債務弊案等問題。眾多醜聞之下，令文在寅亦經歷似曾相識的「親信門」，不但反對任命曺國的聲音更高，同時令文在寅民望出現危機。
豈料，縱使曺國其後的確遞信辭去法務部長官一職，期間卻成為文在寅重拾民望的契機，就是檢察機關的亂局造就了他。一直在保守派執政時期就被詬病為「權力過大」的檢察機關，來到文在寅上台也好，亦未出現改善跡象。自曺國事態的發生起，檢察機關的舊病復發，在曺國被提名為法務部長官新一任人選後，人事聽證會都未正式按協議日程開始，檢方就已對涉事學校及研究生院進行押收搜查，更到其妻子鄭景心的辦公室，甚至曺國的住宅單位進行長時間的押收搜查，其後很快地就正式對鄭景心提起訴。其後在青瓦台介入選舉、釜山經濟副市長柳在秀貪污被平息監查等案件上，亦加速對曺國的調查及拘捕。
隨之，是檢察機關與政府的對立關係變得更為緊張，不少人認為檢察機關肆意挑戰青瓦台的權威，甚至因檢方就以上提及的案件闖入國務總理室及青瓦台進行押收搜查，更激起國民的憤怒，從而觸發100-200萬人上街進行多次的集會，要求政府貫徹實行檢察機關改革。參加者中不少人認為要守護曺國，即使不認為他完全清白，但他們認為曺國事態證明了檢察機關的「狂妄自大」。主辦「守護曺國、檢察改革」燭光集會的大會團體則批評檢方就曺國的爭議進行高強度調查，存在弊端，並要求改革檢察機關和通過設立高層公務員腐敗調查處。集會參加者們的主要口號是「保衛曺國，改革檢察機關」、「政治檢察官退出、調查自由韓國黨」等。
即使檢察機關在200萬人上街後作出調查改革，如廢除檢察長專車制度、裁減特別偵查部、廢除嫌疑人公開傳召等都好，都未能平息民憤。在曺國涉及的多宗案件(釜山前副市長柳在秀貪污、青瓦台介入蔚山市長選舉)中，檢方從未停止過度調查及施壓行為，12月1日更曾出現青瓦台民政首席室一名調查官在友人的辦公室自殺身亡。同時於12月4日更在沒有溝通下，檢方今派人到青瓦台總統秘書室意圖進行押收搜查，種種行為顯見，檢察機關的行為已失去政府、國民的信任，同時更出現政治檢控的質疑。
而過去保守派執政的時期，早已出現檢察機關權力過大的問題，不但檢察官成為政權的工具，更讓他們肆意出現過激調查行為。例如檢方於2009年曾肆意拘捕MBC電視台《PD手冊》的製作人，指他們報導「美國進口牛肉有瘋牛症風險」等有毁損政府名譽之嫌，檢方權力之大可想而知，是可以間接協助政府製造白色恐怖。李明博及朴槿惠兩屆政府均任命檢調體系出身的人擔任青瓦台秘書官，同時檢察機關有搜查及起訴權之下，容易成為政府的工具濫權及對被針對的人士作出政治檢控。再加上，任何案件都需要檢察官的指揮及監督之下，其他公職人員想作出調查都會受限制。基本上，檢察機關在站於政府權力之下，很難維持政治中立，甚至濫用獨立調查權作出迫害人民的行為，至今仍被詬病會利用權力對任何上下程度的人作出政治檢控。
直至現在，檢察總長尹錫悅領導下的多宗涉及青瓦台不正之風的調查，都出現直接挑戰政府權威的過激行為，漠視人權問題持續出現，即使真相應被查明，但仍然無視了權力機關相互制衡的意識，現在韓國檢方的行為亦被批評為復現昔日保守派執政下的檢察機關醜態。所以出現反效果，激發起更多民怨要求改革檢察機關，以作出更準確的司法改革。
而來到1月13日，於國會糾纏多天的檢警調查權法案終獲得通過，當中內文包括檢警雙方的權限調整，除了金融犯罪的案件外，其餘領域則交由警方作調查查，而檢方則只作補充搜查及作出起訴與否的決定。國情院及檢方的權力在這法案下權力出現明顯削減，權力分配會較均衡及維持獨立自主。
不過，韓國政府一直希望通過的檢察機關等司法改革的法案，又是否完美無瑕？當中有否出現隱憂？下回將談及韓國政府推出改革前後出現的制肘，還有潛在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