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韓國N號房事件震撼了全球，亦再次引起社會對女性性暴力的關心和討論。N號房事件發生於韓國的網路世界。數個男人在Telegram上建立多個聊天群組，並對女受害人進行性威脅，把她們的個人資料、私人相片、影片發佈在聊天室和進行直播，當中有不少令人感到恐怖的威脅。有些群組是免費，有些則需要付費。但金錢並非加入群組的唯一條件，觀看者需要偷拍身邊的女人來證明他們對女性受剝削是有興趣的，否則都不受邀請。在大眾媒體中，關心女性N號房的文章絕不缺乏，大多以女權主義解釋。
揭發後數星期，韓國再度爆出男版N號房，這次被性剝削的是一群男生。根據新聞報導，有接近二十個未成年的男生不幸成為受害者。但相比女性N號房，這宗新聞卻沒有引來很大的關注。在網上流傳的，也有數篇文章討論為何男性N號房關注聲浪較弱，主要從性別定型的角度分析 – 亦即是男性被標籤上剛陽性質（強壯、剛強等）。這種定型往往合理化男性不會被性侵的偏見，就算會被性侵，是男人就會反抗。這種思維最危險的地方在於否定男受害者的價值，把性暴力怪罪於受害人不夠剛陽，強化「責備受害者」這種文化。
女權論述和性別定型都能夠指出男女之間的權力關係，從而解釋N號房暴力背後的原因。但很多人往往都忽略了語言在N號房事件的角色。語言創造社會，甚至創造世界，性暴力也逃不了語言的限制。要了解性暴力，先要了解性的語言。此文章希望透過酷兒理論（Queer Theory），去分析我們日常對性的語言，為N號房事件提供另一個觀點。
女權主義與其限制
女權主義（Feminism）在西方的歷史中，為性別平等帶來很大的頁獻。父權論述（Patriarchy）亦因此開始流行起來。父權主義和一般大眾理解的，或有些少出入。父權並不是指「男人大晒」；父權是以男人為中心而建立的權力運作模式，泛指剛陽氣質成為道德標準、優越的指標，當中當然會包括男人享有的特權。例如男人享受性是可以諒解，甚至最被追捧，但女人享受性卻在道德上被標籤為殘花敗柳。女性N號房事件中的男人因此亦合理化他們的行為。父權主義的論述為男女平等貢獻了不少，波娃的名句「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令很多人都慢慢發現男女性別間的權力不對等不是大自然的設計，而是社會權力運作的產物，向性別平等和性民主邁進了一步。
N號房女受害者的遭遇令人心痛，從女權主義角度，社會對性的態度和認知本來就偏向男性。男性在表達性這方面的自由度比女性高。男性享受或表達性的方法並非沒有限制，但起碼關於性的污名較低，社會亦較容易接受一名「隨便」的男子。從N號房事件，父權理論讓我們看到犯罪者如何合理化男人施暴女人這個行為，參加者觀看時亦沒有對剝削感到不安，否則這個群組不可能到今年才被發現。女權主義可以提倡女性的性自主，自行決定是否想進行性行為，性的決定權在於男女兩方，而非只在男不在女，互相尊重。
西方理論並不能直接解釋亞洲社會，但其論述在亞洲也有不少影響。雖然女權主義為民主和平等貢獻不少，但我認為利用父權去分析N號房事件並不足夠，原因有三。首先，很概括地說社會制度壓迫女性是把所有女性都視作同質，亦即是假設了所有女性所受的壓迫都是相同的。事實卻不是如此，例如草根階層的女性和中產階層的女性所面對的性別壓迫不同。其次，並不是所有男性都能夠在父權制度下得益，例如性小眾男性或基層男性往往都面對不少污名化的挑戰。亦正如上述，女性N號房不是每個男人都可以參加，參加者需要眨低女性來證明自己的剛陽氣質。男性N號房中的男生更被社會忽略，甚至恥笑。這都證明並不是所有男人在父權社會中是既得利益者。最後，父權論述往往依賴男女二元的概念，強調男女之間的關係。把性暴力解釋為男性對女性的壓迫，或會強化性別定型，變相忽視了男女以外的性剝削，例如跨性別人士或女同性戀者之間的剝削。
酷兒角度和異性戀規範
酷兒是什麼？酷兒角度最基本的假設是語言創造了社會。我們對性別的認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物學家根據人的生殖器官區分男女兩者。有陰莖的就用「男」這一詞去定義；有陰道的則用「女」來區分。久而久之，因為生物學上繁殖的邏輯，「異性戀」與「同性戀」的語言也慢慢扎根於我們的社交生活之中，影響我們看世界的方法。異性戀被視為「正常」、「自然」和「理所當然」，這種規範人如何「有道德地」進行性行為的語言稱為「異性戀規範」（Heteronormativity）。
異性戀規範只是個統稱，而事實上異性戀規範並不是支持所有異性戀者；在異性戀規範背後支持的其實是一種很狹窄的異性戀定義。除了男女互相吸引外，男性和女性亦各自要展示特定的特徵才可以受社會尊重。例如男人要照顧女人，女人則要處理家務；男性要剛強才可以保護女性；男人不可以被女人支配。除了男女二元，異性戀規範也有很多限制，例如一男配一女而不可以多男配多女，否則是「渣男淫婦」；又或者性只可以再私人地方進行，在外進行則是「露體狂」或「唔知醜」。這些語言都只是冰山一角。更甚的是，異性戀規範無視了不同性別和性取向的可能性，大大限制了人對性的想像。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在近年或較開放，但從酷兒角度去看，性別和性向不單單只限於「男女」和「同異」。以性別來說，可以有「非二元」（Non-binary）、「誇性別」等等；性向則有「泛性向」（Pansexual）、「智性戀」（Sapiosexual）等等。現今被揭發的N號房都是針對男和女的受害者，同情大部分給了女受害者，但我們有否想像過可能現時還有其他性別或性向的人正在被剝削？是什麼原因他們沒被社會發現和關注？若他們求救，他們的聲音又會否被社會聽到？
從酷兒的觀點來看，我認為在性別暴力的議題上，對女性充權當然能推動男女平等，但性公義和平等真正的敵人並非父權制度，而是扎根於大眾思維的異性戀規範。要真正解決性暴力和不公義，社會需要打破異性戀規範。如此一來，平等和人權就不只是男女之間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每一個公民。因為區分和定義男女、非二元、跨性別人士、性虐戀者、雙性戀者等等的語言都不再重要。類近N號房的性暴力或不會完全被阻止，但至少當暴力出現，受害者能撇除言語標籤限制，求助過程亦不受歧視，公義才可以得以彰顯。
回顧N號房事件，事件中的暴力可以分為兩層理解：一是性侵做成的肢體與心靈暴力，男女皆是；第二層的暴力，是男性受害者被社會忽視和恥笑，是性別定型做成的暴力。這兩層都和異性戀規範種下的男女標籤有關。
性的民主
在N號房事件中，大家要關注和譴責的，不是對女性的暴力，而是對人性的暴力。當大家對性的想像和語言都很狹窄時，各種的性態就被打壓，性暴力亦因為這種抑壓而變得猖狂。即使N號房事件中有男受害人，甚至可能有誇性別人士受害者（或在異性戀規範以外的可能性）而我們不自知，他們卻永遠都發不了聲，亦沒有人願意理解他們。隨著受害人害怕被污名化，施暴者的威迫利誘變得合理化，他們的權力也因此變得越來越大。最後我希望用酷兒學者Gayle Rubin的名句作總結「A democratic morality should judge sexual acts by the way partners treat one another, the level of mutual consideration,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coercion, and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he pleasures they provide」。簡單的翻譯一下：「民主的道德價值觀應該以伴侶如何對待對方、互相理解的程度、有否威迫和歡愉的質與量去評價性。」而非根據男女、性向、喜好去決定是與非和對與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