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逆權師奶》截圖
我們常在新聞上看見有報告指出及預測，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到2030年將控制世界2/3的財富，以此揭示全球的財富分配嚴重失衡的現象。沒錯，美國式資本主義盛行的時代，正正縱容了資本家能夠高度集中他們的財富，從而操控國家的經濟及財富分配。偏偏在這階級對立中最受罪，是佔大多數的平民及勞工。若重新窺視韓國勞工薪金的問題，就能看見現代世界勞動階層的不公平現象有多嚴重。
韓國各大企業向國內的金融監督院提交了多份2017年的事業報告。報告綜合分析過後顯示，市價總額排名首30位的大企業行政總裁(CEO)於去年的平均年薪為35.24億圜（約2556萬港元），為普通勞工或職員的38.9倍，他們的平均年薪只有9100萬韓圜（約66萬港元）。而年薪差距最大的大企業為三星集團，副會長與普通職員的差距竟達到208.4倍。
薪金差距不在話下，更不平等的調幅現象還仍然存在於大企業之中透過種種薪金調幅的趨勢就知道，不少大企業的薪金調幅都偏向管理層，管理層年年增長高的同時，勞動階層卻未見明顯的升幅，從而造成薪金嚴重不平等的局面。最誇張的是，三星集團副會長權五鉉於2016年的年薪為66.98億韓圜，但來到2017年竟升至243.81億韓圜。若把這情況放在財閥家族控制政府及經濟的角度來看，財富分配不均、財閥控制國家大多數人的財富的情況早已令韓國的腐敗問題難以解決。皆因衛報所進行民意調查中顯示，富者在國家施政上的影響力最大，而且造成更深入的不公平現象，繼成為比政府更大的權力集團後，將加深人們對政府的不信任，從而造成更嚴重的階級鬥爭。
縱使文在寅政府在去年的施政方針上，多次提供確實的勞工保障政策，例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保障非正式員工的法例等，來提高韓國的勞動市場質素，並收窄勞資雙方的待遇差距。不過，至今若從這數據看韓國勞工問題，這些政策還未有效減輕不平等的現象。備受質疑的，正是與薪金有關的最低工資。文在寅政府早於去年7月就將今年的最低工資調高至7530韓圜（約55港元），但同時引發了裁員潮、物價上漲、中小企違反薪金法的問題。
最低工資的大幅上調，就代表資方的生產成本隨之上漲，最直接能夠縮減因人事費用而產生的負擔，就是縮減人手。最近韓國的就業率持續放緩，反而失業率有逐步上升的現象，除了有行業結構調整下使不少人未能就業之外，還存在因薪金問題而遭裁員的因素，如製造業、藍領行業等，都出現不少了裁減人員的情況。薪金縱使上升了，卻未能保住工作的情況變得日趨嚴重。再加上薪金調幅持續不平等的關係，使勞工既容易失去工作，又只賺取微薄收入。
此外，早於兩年前討論最低工資問題時，就發現不少中小企業、民營企業未有遵守最低工資法，但政府同時在監督及管理企業實行最低工資中未見嚴謹，而且處分鬆懈，使部分不較有名的中小企業，甚至不足五人的民營企業中都未跟隨最低工資的標準。再加上過去政府在基本工資上根本未能達OECD（經合組織）的要求，OECD曾提出成員國的最低工資需達到全體勞工平均工資水平的50%，若按這標準，2014年韓國的最低工資應為5910韓圜（約43港元），但現實中2014年的最低工資只有5210韓圜（約38港元），遠低於預期。
而且政府在最低工資上進行管理，已是遲來的春天。皆因過往向商家傾斜的財政政策，早已令大財團習慣控制勞動階層的薪金升幅，以確實人事成本的負擔維持一定的水平。所以即使現今政府透過上調最低工資保障勞工都好，仍未能阻止到大企業資方控制公司大部份的財政資源。而眾多公司都出現這情況，自然令整個國家的大部份財富，都集中於這些佔非常少數的大財團之中，從而不斷影響政府的金融資源分配。
大財團為最大利益所得者，以資本主義的角度來看，他們所聚集的財富是大部份勞工都未能享受，甚至由他們親手製造的經濟成果，都沒有機會享受得到。韓國政府要改善國內的勞工問題，不只是透過這些直接讓勞工受惠的政策，來保障他們的權益；更應該做的，是摒棄「維護大財團以保護國家經濟」的想法。
現今韓國的管治體(Governmentality)中最大的問題，是多屆政府一直以「財閥或大財團的未來就是韓國的未來」的思維治國，導致大財團能夠在韓國繼續造成不少經濟及社會問題，令勞工及中小企未能共享經濟成果。如果政府能夠有力量要求財團履行社會責任，把他們所集中的財富分享出來，就能締造更公平的社會，並且能夠讓勞工階級共同受惠，從而減低財富過分聚集的問題。具體方法？就是透過自身把勞工工資增加，還有利用福利讓勞工受惠。不過，在資本主義盛行的韓國，要從大財團的手中拿更多錢，是非常艱難的事，但政府率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再袒護大財團的利益，而且不要視他們就是韓國的全部，勞工的辛勞才是建構美好社會的最基本。